反对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二)反对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正因为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绝不相容，所以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曾多次受到坚决批判和反对。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也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理论成就，形成了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9]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是一回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然而，最初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大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其中，王明式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是一个典型。这种教条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对中国的具体实际作周密的研究，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上，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若干词句，“开口闭口‘拿本本来’”^[10]。显然，如果以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批判这种教条主义，毛泽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讽刺教条主义者是“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并对教条主义的错误作了深入具体的批判。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他还指出，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地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直击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生活的要害，可谓是声讨教条主义的战斗檄文。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对教条主义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批判，并由此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和根本否定的态度，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因此，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解更加全面，它不仅包括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且也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这两方面都是为教条主义所忽视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

由于有了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全面理解和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标，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更加深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际统一，而教条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际分离。他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4]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并系统地加以阐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哲学乃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核心。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5]。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哲学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取得了新的理论成就。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面展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又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沼。且不说“文化大革命”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盛行和猖獗，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的思想也仍然受到教条主义的羁绊和困扰，其突出表现就是“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两个凡是”就是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如果不从根本上反对这种教条主义、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就会寸步难行。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与教条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新教条，强调“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违背毛泽东思想。他指出：“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6]邓小平还亲自领导和热情支持了中国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曾经被人们完全遗忘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为了消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使实事求是的原则落到实处，邓小平又特别强调防止思想僵化的重要性，并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添了“解放思想”这一新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17]而“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8]在这里，邓小平把解放思想看作是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做到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9]正是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带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不仅成功突破了“两个凡是”教条的禁锢，而且在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刻很快摆脱了姓“资”、姓“社”教条的困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回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等重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作出了新的重大理论贡献。邓小平在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包括邓小平哲学在内的整个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和核心。江泽民曾多次强调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20]。

上述可见，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都是在批判和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不从根本上反对教条主义，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不可能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