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偏离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偏离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并不意味着它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事实上，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后50多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我们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今也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而是在不同的时期都表现出对于这一应有研究范式的这样那样的偏离。

近年来，孙正聿教授在一些论著中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的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哲学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13]。他认为，与这三个阶段相适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经了三种不同的范式，即教科书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和后教科书范式^[14]。孙正聿教授的这一划分“是以教科书为标准的”^[15]，因而并非完全没有可争议之处，但它至少为我们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意义的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遵循的的确是一种“教科书范式”。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说，那时，人们“把全国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作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框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去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为标准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作为最基本的哲学理论框架和解释原则，去建构包括中外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和美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学科，并用它去研究、评述和批判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理论、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潮”^[16]。那个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为了服务于宣传和普及哲学的需要、服务于全民学哲学的需要而阐释和完善哲学原理教科书，人们所探讨和论争的问题，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矛盾(“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同一性、斗争性、客观规律性、主动能动性等，一般都没有超出哲学原理教科书内容的范围。实际上，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的或目标就是为了阐释和完善哲学原理教科书，因而它总是从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寻找和提出问题，所论问题的意义取决于其在教科书体系中的地位，研究成果的价值也取决于它对于阐释和完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贡献。可见，这种教科书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的特点，就是以阐释和完善哲学原理教科书为目标、以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作为基本的解释原则、概念框架和评价标准。显然，这种教科书范式及其所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严重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在中国社会走向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所遵循的也完全可以称为“教科书改革范式”。在这一范式的规范下，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紧紧围绕着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这个中心任务，对以往长期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在理论框架、基本结构、主要内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历史成因和克服途径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并试图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重构教科书体系。从实际的展开过程看，这一关于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研究和讨论，以深化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为开端和突破口，以关于主体性、特别是关于实践的主体性的讨论为中间环节，最后汇集成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热烈争鸣。这一系列的研究和讨论，较充分地暴露了以往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弊端，通过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也确实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但它并没有达到重构教科书体系的目的。究其原因，乃在于规范这一研究和讨论的教科书改革范式仍然是有问题的，它本身只具有“破”的意义，并且即使在“破”的方面也是不彻底的。应该说，这种教科书改革范式及其所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存在着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的可能性的，因为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就必须首先反思、批判和突破教科书范式，也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但是，教科书改革范式规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然只是从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寻找和提出问题，因而它在致思方式上与教科书范式规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出一辙，只不过一个是要完善原有的教科书体系，而另一个则是要突破原有的教科书体系。因此，教科书改革范式不可能真正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它甚至也没有完全摆脱教科书范式的影响。在教科书改革范式的规范下，即使人们真的重构了一个教科书体系，它也必定与原有的教科书体系有着惊人的相似。可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教科书改革范式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及其所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应有的研究范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孙正聿教授认为，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后教科书范式”，它的基本特征是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在我看来，所谓“后教科书范式”，实际上就是没有范式或没有形成新的统一的研究范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再有人们共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范式总是决定着人们所探讨的问题的意义；问题在于研究范式的意义和重要性越大，人们对它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必定越高。因此，在存在着统一的研究范式的情况下，学术研究中必然会涌现出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教科书范式规范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是存在着这样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如那时人们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80年代教科书改革范式规范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这样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如80年代人们曾“一窝蜂地”讨论实践标准、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等问题。然而，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的理论兴趣日渐泛化，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引起人们共同而持续的关注，因而我们再也看不到以往那样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少统一研究范式的明显表征。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共同的“问题意识”。应该说，强烈的体系意识是教科书范式和教科书改革范式所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同特征。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重构教科书体系的各种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体系意识日渐淡薄，人们转而开始关注和研究各个领域中的具体理论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表现出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向。问题在于，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虽然关注和研究了大量的具体理论问题，但并没有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即人们在应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怎样提出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怎样去解决问题等方面并没有形成共识。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人关注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提出问题；有人专注文本，着力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发现甚至“制造”问题；有人强调与当代世界哲学的“对话”和“接轨”，致力于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寻找和发现问题；有人至今也摆脱不了“教科书批判情结”，仍然拘泥于从过去的教科书中找寻问题。与此同时，人们面对问题的致思方法也各异其趣，如有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结合现实实践来探寻问题的答案；有人力图规避现实，把对问题的探讨转变成了纯概念的逻辑推演和自娱性的智力游戏；有人虚化问题，醉心于制造各种新词新说；有人热衷于以西解马，力主以现代西方哲学家为中介重新读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共同的问题意识的表现。正如前述，学术研究的范式“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因此，在形成了统一的研究范式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必定会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没有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其根源正在于它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缺乏共同的目标、信念和评价标准。有人说，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繁荣的时期。我不想否认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就，如孙正聿教授所概括的“开拓性哲学”、“准原理哲学”和“专门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或具体领域的研究取得的。但是，我认为，这种“繁荣”多少显得有些虚假，其间夹杂了太多的泡沫。在这一时期，人们确实研究了很多问题和领域，但人们往往并不真的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些研究或这些研究的意义何在，至少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口号和学说，它们可以说是张三的哲学创新或李四的哲学创新，却断难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既然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共同的目标、信念和评价标准，那么，还能说它有什么统一的研究范式吗?

第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思路上已出现了严重分化。近1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渐形成和表现出了几种很不相同的基本思路：一是“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是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合法的依据，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误解均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误读；要重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回到文本，要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必须首先返回到文本，即只有返本才能开新。二是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从这种研究思路看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对象性基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保持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地位，就必须始终关注现实实践的发展，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中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对之作出创造性的回答。三是立足于基本理论创新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首先是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如常识、宗教、艺术、科学、特别是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正是在这种前提批判中，才有了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不同的领域和内容；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只有深入进行对现时代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基本理论创新，我们才能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四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根据这种研究思路，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而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不断地发现和探索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并由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前文已经指出，在学术研究中，统一的研究范式必然形成一种连贯的学术传统。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思路上的分化已使得那种统一而连贯的学术传统化为乌化，它是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少统一研究范式的最突出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少统一研究范式的诸种表现，正是库恩所说的科学发展过程中新旧范式交替时期即科学危机时期的典型征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于这样一个旧的范式既已失去约束力、新的范式又尚未形成的“危机时期”。可以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特别是像今天这样对于到底应该如何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众说纷纭和感到迷茫与困惑。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这一事实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它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尽头。实际上，处于“危机时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途和命运：一是任由目前这种无范式的危机状况持续下去，最后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消融于对各种具体问题的无原则的议论之中，甚至消融于与其他各种哲学的“对话”和“互动”之中；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应有的研究范式，并由此结束目前无范式的危机状态，整合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从而保证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虽然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整体上看也是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应有研究范式的，但这一状况已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在未来，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