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关乎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关乎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有人说，当代中国哲学界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三分天下”的局面。此言不虚。一方面，按照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这三者是当代中国哲学门类中的三个主要学科，而其他哲学学科的内容基本上都可归属于这三个学科中；另一方面，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三个哲学学科在学术研究方面可谓是三足鼎立、各自为阵，它们各有各的话题，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抱负，以致近年来的中国哲学界竟然冒出了“中、西、马的对话”这样的奇特口号和哲学观念怪胎。作为后一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一个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原本具有全局性和本质重要性的问题却被人们“没商量”地划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当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全然没有进入当代中国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域，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即使以某种方式关注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往往是将其视为百年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哲学研究者则主要是将其视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历史事实之一。从总体上看，人们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仅仅关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种观念同样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严重误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把产生于西方并作为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人类哲学发展的最积极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前现实相结合，它既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三大学科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合作。同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还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学科也都应该自觉地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乃至整个世界文化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古往今来还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哲学能够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具有如此旺盛的理论生机与活力、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类思想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方面和表现，它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地域性的现象，而是一种世界性的哲学、文化和历史现象。对于这样一种与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紧密相关的世界性的哲学、文化和历史现象，中国的的西方哲学研究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如果不作深刻的反思，而只是简单地将其视为百年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或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历史事实之一，那么，其内在缺陷决不是用“严重”二字所能形容的。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应该成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还应该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的范式，应该是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正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不排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一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并不是要求包括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各个学科都仅仅研究或都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主张以它来取代对古今中外不同哲学家的思想、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规律和其他各专门领域、专门问题的研究，而是指当代中国哲学各个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根本目标，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自觉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黑格尔曾在致J.H.沃斯的信中说：“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13]黑格尔致力于教哲学说德语，也就是要使那些外来哲学德国化，这也是黑格尔对他的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要真正为本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样也必须致力于“用自己的语言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即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自觉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其要务是要开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思想并阐扬其现代意义。但是，那些包含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思想毕竟是在农业社会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它们在其现成形式上是注定没有用处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加以改铸和重塑，使其脱胎换骨和实现现代转换，它们才有可能成为支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也只有自觉致力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才能为本民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决非仅仅关乎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是关乎于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它应成为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3]《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4]《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5]参见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8]参见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9]参见易杰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当慎用》，《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3]《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