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未来致思方向

(四)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未来致思方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记载着世纪初年人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辛勤探索的足迹，也为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无论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未来致思方向都是弥足珍贵的。基于这些成就和问题，并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发展要求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任务，我们认为，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至少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仅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学术领域，而是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遵循的范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作为其文本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都应该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根本任务和目标，都应该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才能突破局限于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狭隘视界，把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真正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和贡献。用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些学者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根据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诠释和实践诠释，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诠释也就是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它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中国具体实际的各个方面以及二者之间的结合机制有精到的理解，这方面的任务主要靠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承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诠释如对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主要是由革命家、政治家来完成的，但它也离不开来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少数领袖人物的专利，它也是中国每个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旦我们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这些贡献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闪光的亮点。同时，也只有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才能运用正确的标准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规范其未来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学术领域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能、也没有恰当标准对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反思和规范。而一旦我们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必须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范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反思和规范。在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人们围绕着是否应该“回到文本”、“回到马克思”而争论不休，而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这一争论中只是袖手旁观，其原因就在于不懂得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正是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来看，问题就并不在于是否应该“回到文本”、“回到马克思”，而在于怎样“回到文本”、“回到马克思”以及“回到文本”、“回到马克思”又是为了什么。总之，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对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极其重要的。

二是在马、中、西的对话中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初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它直接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也离不开对西方文化及其现当代发展的积极成果的吸收，因此，正确处理马、中、西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永恒主题。而要正确处理这一关系，必须加强中国学术界从事马、中、西研究的三方面学者之间的对话。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策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它决不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家务事，而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研究所应有的责任担当。质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研究的范式。事实上，近百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和西方文化的积极内容的吸取就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深研究来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研究早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因此，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马、中、西的对话是有共同的基础和平台的。但是，在近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研究中，也确有一些人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甚至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意义。例如，有人提出要用儒家学说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人主张用“后现代精神”彻底改造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人宣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西方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家且还不是“最高深的思想”，有人鼓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像某些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那样回到文本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等等，都属于近年来马、中、西对话中一直不绝于耳的杂音。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许多领域都时兴马、中、西对话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方面要积极地参与这种对话，另一方面也必须在这种对话中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对各种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意义的杂音保持应有的理论警觉。前述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误读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定位上的偏差，就是一些人在马、中、西的对话中受各种形式杂音的影响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原则的表现。这些教训是值得我们在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牢记于心的。

三是通过比较研究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规律的理解。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已有初步揭示，但它对这些规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直接经验的水平，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方法论上的一个误区，即不懂得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找出相似思想文化现象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我们发现思想文化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要揭示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也必须高度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以及同一阶段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显然，这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内部的比较研究，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的坚实基础上。虽然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遍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它对这些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的涉猎还远未达到微观个案研究应有的水平，更未展开他们之间的比较研究。例如，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上，人们一般都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至于毛泽东思想中哪些内容是毛泽东本人的独立创造、哪些内容是其他人的理论贡献，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其实，不对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一系列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作深入的微观个案研究基础上的比较研究，我们既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地位，也无法真正说明何以只有毛泽东才能集中全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而创立毛泽东思想，从而也不可能通过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而深刻揭示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佛教中国化之间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佛教在性质、特点、价值指向及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上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本身是不可比的。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是外域文化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它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曾经产生过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在都是外域文化中国化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佛教中国化还是可以比较的。这种比较可以使我们认清中国文化认同外域文化和外域文化本土化的一般条件和机制，它至少对于我们揭示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规律会有某种启迪。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间的比较研究。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式，如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朝鲜的马克思主义、越南的马克思主义、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虽然其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在理论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但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必然在若干重要方面有一些共同或相似之处。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其他形式的民族化如苏俄化、东欧化、朝鲜化、越南化、古巴化等之间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深刻揭示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提供外部参照，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普遍规律。

【注释】

[1]参见陶德麟、汪信砚：《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1期；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戴世平：《东方社会的思想与历程(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余其铨：《时代精神的精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参见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3]参见马乙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理论辨析》，《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4]参见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肖浩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三大成果》，《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5]参见庄福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雍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黄楠森、王东主编：《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楠森主编：《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参见赵铬等：《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特点》，《理论观察》，2005年第2期。

[7]参见陶德麟：《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陶德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2期；王锐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哲学追问》，《新视野》，2005年第5期。

[8]参见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罗本琦等：《文化精神的会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乔湘平：《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求索》，2005年第9期。

[9]参见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0]参见李敬煊：《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肖安宝：《世界历史进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理论探讨》，2006年第4期。

[11]参见王锐生：《在“结合”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研究》，2006年第2期。

[12]参见林默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重诠释视界》，《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皮家胜：《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维度》，《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

[13]参见何成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辛国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5期；宋镜明等：《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邱守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10期；潘绍龙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探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倪培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包心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1页。

[15]参见汪信砚：《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误区》，《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汪信砚：《反对教条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