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以外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研究的根本范式。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很多，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新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当代中国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研究要完成自己的理论使命，都必须自觉地遵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也只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范功能具体体现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成为整个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有范式。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范式，并不是要求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不是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取代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研究对象，而是指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研究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自己的理论立足点、方法论原则和评价标准。具体来说，它具有以下三重规定性：

第一，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立足点。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出发点，即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落脚点或理论归宿，即应该自觉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第二，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按照这一方法论原则，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的当前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即使是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人文社会问题或那些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价值问题，也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并考虑这种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解决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问题有何借鉴意义和促进作用。而对于历史上的和当代的各种外域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我们则应该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吸取其中所包含的优秀思想和合理因素。在这里，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应有范式，包含着对“范式”的意义的某种扩展，即实际上是在“典型”、“榜样”的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也就是要求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把各种外域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优秀思想和合理因素中国化，使其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使在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落到实处，也才能使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评价标准。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有自己的特定对象和目标，并因此而都有自己的具体评价标准。但是，任何社会一定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有其总体的、根本的评价标准。对于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来说，这个总体的、根本的评价标准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据这个总体的、根本的标准，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的选题和成果是否有意义或价值以及有多大的意义或价值，关键要看它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促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对于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是否能够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关系到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能否担负起时代所赋予它们的历史使命。

首先，只有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历来都是理论创新的大敌。然而，近年来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某种教条主义的倾向，不仅那种生吞活剥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的老式的教条主义即王明式的教条主义仍然阴魂不散，而且还盛行着各种新式的教条主义，包括中式的教条主义即对中国传统典籍、特别是对《论语》的崇拜和西式的教条主义即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迷信，它们使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创造力变得越来越贫乏，同时也使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日益偏离其正轨。要改变这种局面、破除各种教条主义的迷雾，关键是要在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马克思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0]其实，不仅创造“划时代的体系”是这样，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实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也都必须如此。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才能避免停留于反复咀嚼古人和洋人的牙慧，才能真正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其次，只有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地走向世界。世界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越是富有个性的东西越能获得普遍性，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能世界化。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要想真正地走向世界，就必须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而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结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范式来开展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其实质就是要把世界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葩，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要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在融通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优秀成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人文社会问题，就一定能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黑格尔在致沃斯的信中曾说：“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11]黑格尔致力于教哲学说德语，就是要使哲学德国化即创造真正属于德意志民族的哲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范式来开展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也可以说就是要教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讲汉语，即创造真正属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而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会讲汉语之日，也就是它们真正能走向世界之时。

再次，只有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文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它的传统形象，它日渐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而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当代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极其关注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文社会现象的研究，并努力将其发展为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能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产生重大的影响。相比之下，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特别是由于受到新老教条主义的束缚，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尚未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近年来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都普遍地盛行着“政治淡出，学术凸现”的时髦口号，其实质是要在强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性的名义下使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远离现实社会生活。如果任这种所谓的“学术性诉求”发展下去，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必然沦为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而要避免这种结局，当代中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就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范式的要求，强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深入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自觉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注释】

[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3页。

[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页。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5]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6]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7]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8]《毛泽东选集》第5卷，晋察冀日报社编1944年版，第20～21页。

[9]《毛泽东选集》第5卷，晋察冀日报社编1944年版，第37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11]《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