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路径与世界影响

目标指向、实现路径与世界影响——现代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

赵美岚　 黎　康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独具中华民族致思特色的传统概念，“小康社会”因邓小平的阐发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代名词。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历史进程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和认识深化，集中反映了我们党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特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有机结合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构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径选择。全球化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国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历史机遇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经验，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谐世界”建设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小康社会；现代化；目标指向；实现路径；世界影响

从邓小平于1979年第一次用“小康”一词来形象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征，到十六大江泽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构想，再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不断将小康社会建设全面推向深入，这一过程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上取得充分成功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创造性实践基础上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生动写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创造、新结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考、新决策。如何从现代化、全球化的视角来审视和揭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向、实现路径与世界影响，对于中国在下一步加速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

“小康”是一个具有中华民族致思特色的传统概念。早在《诗经》中应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其意是指：老百姓大致可以达到摆脱艰苦劳动、享受富足生活的状态。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天下为家”）在《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与“大同”（“天下为公”）相对的社会状态或理想。如果说“大同”是一幅理想化了的传说中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古代儒家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那么“小康”便是私有制产生之后，夏、商、周三代相继而起的阶级社会的“盛世”，这是儒家认为可以达到并力促其实现的现实目标，而且是通向“大同”的必由之路。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小康”反映了中国普通百姓对于宽裕、殷实、稳定、安宁的社会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而在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感召力，其盛行千年而不衰。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思考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时，结合国情、世情的新变化而将“小康”作为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概念。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小康”概念提出之初，主要还与“水平”、“状态”、“生活”等描述性词语连用。此后经过不断补充、修订、完善和深化，最终由原来单一的经济概念拓展到一个全面的社会发展概念^[3]，这就是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所提出的“小康社会”概念。他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4]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显示出邓小平对“小康”原有涵义进行了扬弃和改造，从而赋予其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代名词。

用“小康”一词来描述中国现代化的特征，一方面是形象比喻，邓小平以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描述了中国所致力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呈现出的一种社会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实践指向，邓小平正是通过对“小康之家”（“水平”、“生活”、“状态”）的描述，重新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道路。正如他反复强调的那样：“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5]从理论层面看，其意义即在于，把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过去的生产关系维度向生产力维度转化；从实践层面看，对“小康社会”所提出的许多具体要求（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等），把我们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抽象认识具体化了，从而在实践中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感、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小康社会”目标指向的提出，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判断。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及其历史任务，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现实依据。可见，“小康”目标的设定，是与中国现实国情相适应相协调的。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进程看，虽然“小康”目标的实现可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但中国社会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体格局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距离完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尚有很大的距离。对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6]随着对小康社会认识的深入，邓小平有关“三步走”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也日益清晰起来。

对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在1987年4月会见西班牙客人时作了明确阐述。他说：“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7]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小康社会”的理论，把实现“小康”正式确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8]应当说，邓小平所提出的小康社会理论，成为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骨架与核心，它不仅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标准和起点问题，也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由此可以明确，所谓小康水平的生活实际上是处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阶段，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党的十四大重申了十三大确立的“第二步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并着重指出：“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要有明显提高。衣食住行，尤其是居住条件，应有较多改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体育、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人民健康水平继续提高。在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里，人民过上小康生活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9]而党的十五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了21世纪前半叶中国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在20世纪末，中国将“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10]。这是我们党的文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这是对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总体规划，是对邓小平小康社会发展战略思想更明确的诠释，也是对新世纪初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作出的新判断。

“小康社会”的提出，不仅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思路，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指明了阶段性奋斗的具体目标，而且还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制定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既积极进取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体现了他将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深入思考。作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据，“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向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总体小康”的实现意味着中国已初步进入小康社会，但这种“小康”还只是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的“小康”，各项评价指标多侧重于经济方面，对诸如科技、教育、人口素质、公共事务等社会整体发展指标则关注不多，而在民主法制及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此外，经济发展中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依然存在，生态环境、能源、自然资源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也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日益突出。所有这些均表明，“总体小康”基本上还是一种低水平、不全面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昭示出要巩固和提高小康水平，还需要一段相当艰巨而漫长的奋斗历程。为此，我们党于世纪之交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口号^[11]。随后明确表明“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12]。党的十六大着眼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部署，提出了要在头二十年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发展定位来看，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从发展特征来看，应当是全面性、整体性和持续性的发展；从发展要求来看，应当是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发展转型；从发展目标来看，应当既是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又是实现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现实实践。总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在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它深化了邓小平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二

根据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小康社会”的有关论述，可以认为“小康社会”是一个大的和总的概念，它内在地包含了“总体小康”与“全面小康”这两个概念。“总体小康”与“全面小康”是小康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发展程度上的阶段性特征的具体表征与反映。“总体小康”就是总体上平均计算达到了小康水平，虽然也涉及到社会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指向还是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强调的是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全面小康”是指“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仅注重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特别注意人的精神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改善，追求的是物质、精神、政治和生态文明的全面进步，涵盖了中国十几亿人口以及广大地区。“全面小康”是在实现“总体小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两者有一定的连续性，但前者并非只是后者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有扬弃的升华、深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任务相比较于“三步走”发展战略中达到的“小康水平”有突破性的进展。小康水平仅注重于物质生活方面指标的提高，而小康社会则不仅包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还包括在此基础上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水平的提高，集中体现了它的全面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全面的、完整的和发展的目标体系，其在达到更高经济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的全面建设和全面进步，这实际上要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和统一。从小康水平、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体现的是认识的深化、理论的发展、目标的提高和追求的升级。

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历史进程全面、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和认识深化，同时也充分反映了我们党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的特质。我们党新世纪新阶段郑重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它标志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也表明中国从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向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变迁的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目标确定以后，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为了跨越贫困、解决温饱问题，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量的增长，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这样的发展和增长往往是以高能耗和资源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由此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严重失衡。我们显然不能再走这条老路，否则的话，尽管在20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有望完成，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却很难实现，而且还要付出资源、环境等方面更大的代价。因此，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指向的需要，必须选择一条新的实现路径，这就是江泽民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阐述的“五个统筹”，最根本的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一种新的科学发展观和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把全面小康的目标简要概括为“六个更加”，其中就包了括“社会更加和谐”，并对加强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作了提纲挈领的阐述。但总的说来，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党的十六大还未能就如何进行“社会建设”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这个内容后来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六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和完善。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和需要，针对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所作出的战略抉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构建这样的社会，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适应了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丰富的科学体系。从根本上说，我们所致力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一个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集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于一体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弄清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进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七大在目标指向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主要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这些新要求为小康社会注入了新的目标内涵，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更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目标。这一新的更高要求，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里的“全面建设”的内容更加完备，特点更加鲜明，描述更加具体，蓝图更加清晰。新要求是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为依据，保持了目标的连续性与阶段的统一性，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对党的十六大目标的充实、完善和深化，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

从总体上说，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要务。因此，要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首先必须立足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努力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当今世界，科学、文化和技术已经成为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高科技及其产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的核心和国际竞争的焦点。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保障。因此，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然选择。建立永续利用和环境友好的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一条注重生态效益的发展之路。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伟大结晶，凝聚着全民族的智慧；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发展，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共同提高，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动态的系统工程。因此，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有机组合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构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径选择。

三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它影响着21世纪整个世界的进程，同样也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成功，是具有广泛而持久的世界意义的大事。正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中，我们才有可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只有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具有真正的实践价值。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是顺应“时代主流”和“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新概念的提出必然引发理论的和实践的创新，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都写入了“小康”、“小康社会”的概念。以小康社会界定和标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小康社会”的目标内涵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小康的实现程度及未来发展趋势，已成为反映我们国家历史进步的一把标尺，成为衡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准。作为一个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的重要概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它的提出和实施，符合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现实环境的特点和要求，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包括极大地促进发达国家经济的兴盛，同样也有力地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是我们党充分借鉴当代世界现代化的普遍经验，结合中国历史特点和现实条件，有机地融合传统和当代，创造性地概括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这一理论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鲜明的民族特性，作为中国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其必然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必将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一个强大的负责任的中国同样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现代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正在迅速地形成产业，这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因此只有抓住这一重要历史机遇，才能大大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值此关键时期所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抉择，必将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以不断提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国力，使中国逐步拥有维护世界和平的物质基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繁荣，而且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使中国成为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13]现在我们已经在总体上达到了邓小平所预期的小康水平，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的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也确实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再经过20 年努力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的国际地位必将会有更大的提高，由此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也必将会更加有力。当今的人类共同面临着诸如气候变化、消除贫困、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而且应当切实承担起自己应尽的义务。显然，当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其“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14]。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虽然“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15]，但“小康社会”模式因其深刻文化底蕴使她在众多的现代化理论当中更具中国特色。我们党关于“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不仅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阶段性目标的通俗表达，而且也是适合我们民族与传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表达，它既体现了世界现代化规律的普遍性，也体现了我们民族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性。以“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志，从而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区分开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因为这是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现实条件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的科学概括。除了生产力这个客观指标外，它强调了“小康社会”始终以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为重要标准。而这一点是我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关键之一。“小康”现代化模式的确立，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创性，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而且这种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文化融合起来，因而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与社会现实基础。同时，这一源自中国传统的奋斗口号又极大地超越了传统，已经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传统与现代性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满足了为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创新的需要。作为一种深刻反映中国文化深层底蕴的中国式现代化范式，“小康社会”模式必将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到底怎么走，依然是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面前的严峻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有利于为广大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提供有益的模式上的借鉴和路径上的启示。

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形式。由于“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西方化，因此，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如果“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16]小康社会的提出和成功实践，推动了社会主义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转型和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始终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取得许多成功的经验，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理念转型和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结合的成功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果。这种转型和创新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的跃迁：一是从追求数量到注重质量的跃迁。数量固然极为重要，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质量，没有质量的保重，数量就失去了根本的意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后期遭遇的重大挫折就是沉痛的教训，而中国“小康社会”的实践则从正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二是从追求外延扩张到注重内涵丰富的跃迁。社会主义不仅要让更多的人们熟悉、接受其基本的原则，在更广阔的地域上确立其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并根据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充实、完善自我，这样才能有吸引力、感召力。三是从追求形式统一到强调各自优势的跃迁。热衷于追求形式上的统一，曾经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实践证明只有从各国国具体情出发来突出各自特色，这样才能在发展中具有优势和旺盛生命力。四是从追求单一建设到注重全面建设的跃迁。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和本质要求，回答了如何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指明了社会主义必须以全面的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本质，揭示了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学创新和其他创新是进一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强大推动力量。

迈向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体而生动地展现在世界面前，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明，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只有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顺利发展，取得成功。小康社会的提出和成功实践，深刻地说明社会主义必须要富有民族特色，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和建设，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说服力和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是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17]。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更加巨大的优越性，也必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产生更为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作者简介：赵美岚，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科技哲学研究；黎 康，江西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注释】

[1]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08）规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与内在逻辑研究”（编号：08SK04）的阶段性成果。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3]1983年春，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视察。之后，把原来的“小康”概念扩大到更为宽泛的概念。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9]《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11]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这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提法首次体现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标志着在21世纪党中央将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实施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开端。党中央强调：“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1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15]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