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意蕴及现实挑战

时间：2023-12-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战略任务。当代中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成为关系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的时代性课题。

游冬娥

摘　要：解读和剖析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意蕴及现实挑战，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前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对其的把握要从时间、空间、思想和价值四个维度进行，以获得全方位的深度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面临着严峻的时代考验，如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其“双刃效应”、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新大众”的出现、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与文化竞争的加剧、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文化姻缘”的结缔等，成为需要深化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

关键词：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定位；现实挑战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战略任务。当代中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成为关系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的时代性课题。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理论界和宣传界以极大的科研热情和创新精神投入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热点之中，从探究本质内涵到回溯发展历程，从总结历史经验到创新方法形式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进一步探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挑战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和深刻的思想启示。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对其进行细致、客观的考量，这样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有理可据、有章可循。

一、理论解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着深刻意蕴

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现实的考察之前，首先必须对其作基本的理论剖析和历史追踪，即从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搞清楚“什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一个关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定位和历史定位问题，构成了研究这一时代课题的逻辑起点和创新源点。

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问题，理论界多有探讨，主要形成了“理论掌握群众”说、“群众掌握理论”说、“理论联系实际”说、“质、量统一”说、“过程结果”说等。^[1]例如，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的结合，其质的规定性在于大众化的主体是实践着的人民群众，量的规定性在于普及与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辐射范围宽广。^[2]总的来说，当前对一问题的探讨，表现出了研究视角多样化、研究思路动态化、理念精炼化与表达方式通俗化相结合的倾向。这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借鉴。笔者认为，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必须抓住四个基本要点和方位，即时代性与历史方位、地域性与地理方位、科学性与思想主旨、价值性与发展方向。这是多维度、全方位地把握这一概念的深邃内涵的着力点和“抓手”。

第一，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着眼于科学把握其历史方位，抓住其时代特征，突出其时代性，构成了这一概念的时间维度。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特性决定了其历发展过程中史性突进，从德国到西欧，到俄国、东欧，再到亚非拉的全球化过程，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进程走向，展现了其在发展中传播，在传播中发展，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路线轨迹。^[3]在中国，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成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自觉承担起了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并涌现了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处于中国革命革命时期的毛泽东、艾思奇等，他们结合当时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以灵活多样的技巧、通俗易懂的形式、活泼生动的语言，在党内和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好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山劈岭、谋篇布局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然而，历史的脚步已将中国由艰难曲折、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带入了奋发进取、改革创新的建设年代。新时期，在新的历史境遇和时代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对着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发展，因而具有新内容、新特点和新形式。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在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时代主题之下，世界多极化、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等大趋势不可逆转，影响深远，出现了交流的宽泛化、合作的深度化与竞争的激烈化、较量的隐性化等复杂形势，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带来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关键的发展转型期，在稳定与发展的大环境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发展机遇与利益冲突并存的社会样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样态，信仰真空、道德软弱、价值分化的心理样态，环境代价过大、自然灾害突发性事件频发与民生问题突出、群体性事件多发交织的发展样态等。为此，我党提出了包括深刻变革论、和谐世界论、共同发展论、共担责任论和积极参与论的新时代观。时代的新发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新要求。必须紧扣“当代”二字，才能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带来的新变化。只有立足于当代，直面时代矛盾，回答时代问题，弘扬时代精神，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不会不合时宜。

第二，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着眼于科学把握其地理方位，抓住其地域特征，突出其民族性，构成了这一概念的空间维度。

马克思主义从西方走到东方，无论在哪个国家，它要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其具体化，或者说是本国化、民族化的过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基础。在从根本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所决定的。这一客观规律和基本原则早已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深谙，并被灵活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上升到了理论认识的高度。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论述了“相结合”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5]并且，他于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进一步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作了精辟的论述。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传入中国就和中国的实践紧密结合，首先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相结合，与党成立后立即开展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出现职业革命家和寻找中国的新道路的实践紧密结合。党成立后，立即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劳工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到民间去”的活动。可见，当前我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要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之中。当前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改革开放，这是一场正走向纵深的新的伟大实践，为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现实土壤。只有立足于当地，切合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弘扬民族精神，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不会落入“真空”。

第三，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着眼于科学把握其思想主旨，抓住其理论特征，突出其科学性，构成了这一概念的思想维度。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灵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旗帜，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在我国意义形态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所到之处，总是和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由此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逻辑必然。反过来，马克思主义是“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大众化”最根本的主旨内容和行动方向，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条件就是坚持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本身。因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知马克思主义之“道”，成马克思主义之“道”，行马克思主义之“道”。^[6]而这个“道”在笔者看来，其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初步传入、广泛传播、灵活运用、变革创新、深化发展的若干历史进程，并在当代，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7]在当代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包括推动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又包括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当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化与大众化结合起来，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不会流于形式。

第四，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着眼于科学把握其发展方向，抓住其实践特征，突出其价值性，构成了这一概念的价值维度。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文价值、科学价值和实践价值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价值必须以科学价值为指引，以实践价值为途径；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必须以人文价值为目标，以实践价值为依据；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必须以人文价值为旨归，以科学价值为基础。^[8]这三者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体系。其中，最为内核的、处于价值引导地位的是其人文价值。换句话说，人文价值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根本的价值取向，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即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为基础，以不断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指向。

“大众化”一词，集中体现了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大众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层面和价值层面上都必须回归“人”，即大众。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走向大众，尊重大众，关注大众，依靠大众，融入大众，服务大众。大众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和最终归依。忽视、轻视、藐视大众的理论必然被大众所忽视，所轻视，所藐视。只有立于大众的现实需求和根本利益，依托大众的在场和实践，坚持“以人为本”，坚守价值理性，防止人文缺场，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不会沦为无的之矢。

从以上四个要点，我们可以试图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一个多维度、全方位的解读，力求全面深刻。换言之，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必须通过上诉四个要点，透过其字里行间领悟到其深层意蕴，透过其基本要素深入到其内在逻辑，舍弃任何一点将导致理论上的不稳妥、不完备和非科学。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概括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某些性质。例如，它具有政治话语和文化形态的双重身份，是“文化理论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它具有使群众树立崇高信仰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双重目标，是“主义”与“问题”的统一；它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改革创新的时代机遇的双重养分，是“民族形式”与“时代精神”的统一；等等。

二、现实剖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了理论上的认识之后，我们在将视线转入实践领域，以观其现实境况。可以说，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面临的形势比革命年代、建国初期要好得多，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为其提供了宝贵机遇和有利条件，如营造了和平、稳定、宽容的社会政治局面和文化氛围，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宣传队伍，出版了数目繁多的专业性、通俗性理论读物，融合了多维立体的传播渠道等。与此同时，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面临着时代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

第一，网络技术的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握好“双刃剑”？

网络时代的来临，在从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的广泛领域内产生了巨大变革。网络的传播的便捷性、感官的生动性、信息的整合性等特点，可以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增加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吸引力和趣味性，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新的传播载体和平台。然而，网络的虚拟性、兼容性，可以容纳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个体聚结在一起，性质相异甚至相抵牾的各种文化思潮、意识形态，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中共同在场。因而，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复杂性、隐蔽性、广泛性空前提高。面对网络这一思想和宣传阵地，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掀起了激烈的争夺战.而各国政府和政治力量也在思索如何最大限度地使互联网为己所用，如伊朗大借推特网（Twitter）之势的“绿色运动”，再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于2009年11月3日出席在摩洛哥举行的第6届“未来论坛”（Forum for the Future）时宣布的“公民社会2.0”项目，就是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来临。这被形象地称为“21世纪治国术”。^[9]

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发挥互联网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扩大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绕不开网络的藩篱。在享受了网络带来的优势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信息管理的难度和风险增大。一方面有人把互联网比作为“政治民主建设的小岗村”。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造就了一个敢于展现自我、表达自我，饱含舆论能量和思想能量的“新意见阶层”，并逐渐成为一支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从“躲猫猫”到“钓鱼事件”，从“人肉搜索”到“网络问政”，“新意见阶层”出现，成为社会民主发展的风向标。“新意见阶层”的称呼，最早见于2008年底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激增，这一群体还在不断地扩大，网络“意见领袖”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网络文化高歌崛起和迅猛传播。网络文化传播突破了时空的界限，迅速抢占了传统文化形态的生存空间和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生态位，成为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传播的当代形态。在当代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放置于网络文化这一新的传播媒介中来实现，必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问题：传播介体权力系统的退场以及社会政治价值的多元；传播主体中心角色的流失以及社会政治话语的多样；传播客体个性意识的张扬以及社会政治行为的疏离。^[10]甚至有人疾呼：进入网络时代，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各种思潮给人们以多种影响，道德相对主义取代了道德理想主义，日常生活的幸福追求取代了千年承诺的宏大叙事，价值取向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取代了一元化，等等。因此，面对种种可能性的危机，如何运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如何优化“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思索的现实课题。

第二，社会阶层分化失衡的加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融洽“新大众”？

“新的社会阶层”这一表述，最早见于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功过，通过合法经营，为法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1]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发展，加剧了社会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群体在价值观念、利益诉求、生活方式等上的离散性。有专家形象地称之为“消费社会”下崛起的“新大众”，这一群体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生活在一个逐渐分化的社会里”。^[12]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和发展，当前中国社会已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科学、合理、公平、有序的现代社会阶层之间的交往与发展模式可以社会矛盾的释放阀和社会的稳压器，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交往与发展的非科学、欠合理、不公平、失序，则会成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和放大镜。

社会阶层间的向上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当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仍以向上流动为主流，但速度正在逐渐减缓。由于各种先赋、后赋因素，各阶层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使用上是不均衡的，使得部分阶层群体的不公平感、不安全感上升。社会各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不对称，形成了各阶层间“利益分化—思想分化—行动分化”的链条，加剧了强势阶层挤压弱势阶层的失衡的畸形发展形态。阶层分化和阶层失衡带来的阶层利益矛盾凸显增加了社会风险，社会分层中存在的利益分配问题正在不断积累，增加了破坏社会稳定的社会心理因素。我们姑且可以视之为社会阶层发展的“内压效应”。要实现各阶层之间的协调均衡发展，首先要均衡各阶层之间的话语权。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当代马克思主义主体政治文化的信仰危机以及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缺位，是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严重失衡的文化根源。^[13]此外，在社会分化加剧的大背景下，有一种社会现象尤为突出，令人瞩目，即“新移民群体”主导的新世纪移民潮的出现。我们姑且可以视之为社会阶层发展的“外推效应”。各种数据表明，进入新世纪10年中，中国当前正经历着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移民高潮。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的低层劳工和90年代初的“洋插队”，新世纪的移民潮的主力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因而，有学者喟叹：中国正面临着社会中间阶层集体流失的危险。据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14]此种现象的出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敲响了警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要使理论由抽象性走向具体化、由学术性走向通俗化，最终是要使理论由少数领袖人物的理念转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面对这一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走“大众化”的途径，不断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最大范围地获得不同阶层大众群体的文化心理认同，最大限度地整合不同阶层社会群体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扩大社会的共识基础，以提高社会的和谐度和自恰性。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当前多发的群体性事件总得到了最有力的反证。然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旧时代的“新大众”，所承担的是“新大众化”的历史使命。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突破阶层、职业、人群、年龄、地域等界限，实现最大限度的均衡和统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解决的瓶颈问题。

第三，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稳住“至尊宝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迅速发展，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态势已然形成。“大众文化”到底该怎么定义，理论界众说纷纭。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金元浦在撰文《“大众文化”如何定义》，列出了关于“大众文化”的十二种主要说法，并写道：“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

中国大众文化的雄起，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中国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场域中一个杰出的舞者。从其兴起的历史背景看，大众文化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从《超级女声》、《快乐男声》、《我型我秀》等娱乐选秀节目，到与央视春晚对垒的，充满平民气息浓厚，犹如一次普通百姓的嘉年华的“山寨春晚”，大众文化以其社会大众性、日常生活性、娱乐消遣性、商业赢利性、价值多元性等的独特性质，紧紧吸引了广大大众的眼球。大众文化不断向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场域急剧扩张，使中国文化的生态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大众文化大有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趋势，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精英文化话语之外，大众文化话语逐渐生成为一种新的话语权力，并强烈要求与前者实现平等的话语交往。这成为“田野”与“庙堂”之间必可规避的矛盾冲突。如何处理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应对大众文化的挑战、借用大众文化的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可回避的话题。

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同时，大众文化也成为当前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和形式。在东西大众文化的碰撞、交流中，西方大众文化的强势地位是不可小觑的，也客观上形成了严重的文化贸易逆差。好莱坞仅《阿凡达》创造的电影票房收入就超过了中国2009年生产的所有电影的产值。所以，如何管理好、发展好大众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是当代中国政府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因为任何文化背后都或明或暗地隐藏着某种社会意识形态，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现实。西方大众文化威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西方发达国家在大众文化交流中主导地位和主导话语权的取得，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径。大众文化的输出，将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社会制度等渗透到接受国的大众中，使其在思想深处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形成与本国政治秩序、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等背离的生活态度、价值诉求，如不加以及时引导，最终将形成对国家政治制度自下而上的强大冲击。例如，美国的《功夫熊猫》一下子掳获了中国的受众。“熊猫”本是中国的文化形象和价值符号，却被冠以西方的价值理念，并得到了中国受众的认可。这里，我们不仅要感叹中国动漫产业上的弱势，也要喟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输出上的强势。这里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思索和启示：如何在引导大众文化发展时，既挖掘其发展动力，激发其发展的勃勃生机，又要把握好其发展方向，坚守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准线，维护其政治生命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如何从雄起的大众文化中借势借力，从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汲取经验？等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单向度“灌输”路径，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建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长效良性互动机制，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的沃土，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众话语”。

第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处理“文化姻缘”？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理论界有着激烈的争论。有人抱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主张全盘否认、彻底抛弃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就是落后的封建文化，是封建糟粕，应该被抛入历史垃圾堆；有人则极力吹捧文化复古主义，认为回归传统文化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基本要求，鼓出“返本开新”，究其实质还是文化保守主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的根，因而是无法弃之而后快，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撰文写道：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结晶。但是，我们不应该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中以读经为第一要务，必须懂得什么叫“复古”，什么叫“继承传统”。崇拜过去,蔑视现实,言必夏商周,唯经典是从,谓之“复古”；立足现实,把古代优秀的东西用来推进现实,创造未来,谓之“继承传统”。文化不是停滞不动的,中国文化应该发展。继承、创造、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规律。^[15]一言蔽之，现代转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

那么，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笔者认为，关键是要抓住有利的历史契机。当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正是这一有利契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姻”，到底是“孽缘”还是“佳缘”，就要看“结合”过程的科学性：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做价值理想和历史事实的区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次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科学观点来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吸收、改造或再创造。“结合”，既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过程，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我们必须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积极效应。例如，我们可以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生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从而更好地“化大众”。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高手，他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来说明调查和解决问题的关系；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要求；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认知过程的理论；用“摘桃子”来比喻蒋介石在抗战后对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和军队准备消灭的企图，等等。这就是鲜活成功的实例。

中国共产党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有力地领导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的关系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相结合，“大众化”必须以“中国化”为内核和基础，只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激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元素，提升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百姓的心理接洽性，融合浓郁的民族精神，才能更为强烈、更为长久地吸引、凝聚大众。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姻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现实课题。

当前，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的倾向已十分突出，必须增强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客观剖析部分群众对“制度”和“主义”产生困惑与怀疑的原因，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认同，强化马克思主义“核心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义和目标。而上述各种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凝聚成一股将马克思主义推向边缘化的合力。

三、结　语

无论是从西方敌对势力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长期存在，中国将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目的、有计划地渗透和分化阴谋的国际形势看，还是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化趋势凸显、马克思主义引向的边缘化的倾向突出、网络文化等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艰难转型等的国内情况看，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和党、国家的基本性质。这是进一步深化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和强大动力。同时，只有自觉理性、系统全面地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诉求和现实状况，总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和现阶段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才能深化、细化和强化对其的理论研究，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这是进一步深化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方向和重点内容。

针对前文所列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的途径和方法：第一，发挥主导因素的积极性，构筑旗帜鲜明的政治引导。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工作者、宣传者主导因素的能动作用，加强文化领导，把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巩固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结合起来。尤其是社科理论工作者要转变思维，在理论创作和宣传上，推动学院式理论向群众式理论、精英式理论向大众式理论的转化，推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读物以吸引大众，普及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成果以教育大众，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与宣传氛围。第二，发挥主体因素的积极性，推进多方协同的社会教育。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动的主体因素。必须看到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特殊性，针对不同的对象群体，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有效性。同时，推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组织的建设，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与学习氛围。第三，发挥文化因素的积极性，加强和谐共生的文化整合。当代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多样性，也增加了文化自身的整合的难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和认识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增强借力、借智、借势的发展艺术，“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利于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与精神氛围等。第四，发挥媒体因素的积极性，发挥统筹兼顾的效应传导。要发挥传统媒介的作用，又要关注新媒介，尤其是网络，并相互借鉴、优势互补。积极推动“三网”融合，协调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发展，实现三网互通互联，整合优势，共享资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高效集约的传播渠道。

（作者简介：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科研人员）

【注释】

[1]张治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述评》，载于《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左伟清、刘尚明:《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3]冯莉、程伟礼：《从全球视野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6]孙熙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基本前提和两条实现路径》，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

[8]《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意蕴》，载于《云南日报》2010年5月24日。

[9]理查德·路加：《利用社交网络对付恐怖主义》，张志，译，载于《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5期。

[10]谢春红，曾令辉：《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载于《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的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