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劳动与美
郭 东
内容提要:马克思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他认为美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美是人的主观意识与外在客观世界相结合的产物。美是在人类自由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美是劳动的产物。劳动创造了美,但异化劳动使审美主体与客体分离,导致审美缺失。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才能找回人的真实本性,确立人的诗意的存在,回归美的本质。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美; 劳动;异化劳动
严格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就其主题而言,是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著作,而不是一部美学著作。但是,在《手稿》的“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两个部分里,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概念,以劳动为线索,将美的来源,及人类审美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的剖析。
一、劳动创造美
关于美的本质,美的来源问题,一直是美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康德坚持其二元论的观点,认为既有先天的美的范畴,也有后天的美的现象,人类美的范畴与美的现象相合一,美感由此产生。“他认为如果要使知识成为可能,一方面要有感性材料(内容)即后验因素,另一方面也要有先验因素,才能使后验的感性材料具有形式。这种先验因素是超越感性的(即理性的),先天存在的。”[1]黑格尔则明确肯定美就是理念。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的美是最高形式的美。理念的、精神意识状态的抽象的美,是普遍的、无限自由的,但这种普遍自由的抽象的美,需要通过具体的现实来做感性的显现。艺术家创造美的过程,就是人类内在理念外在化的感性过程。美在现实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现实中的美是不完善的美。康德和黑格尔都主张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统一的观点。审美主体离不开审美客体,审美客体亦离不开审美主体。审美是审美主客体相统一的生命的本质活动。虽然二者都承认审美是主客体统一的过程,但在美的来源问题上,二者都坚持的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不管是康德还是黑格尔,实际上都将美的来源最终归结于人的内心。康德坚持,在人的意识中如果没有先天的关于美的范畴,只有外界美的现象,人就无法产生美感;黑格尔则认为理念本就先于美的现象而存在,美的现象只是理念的感性表现。马克思则不同,他继承和扬弃了前人的观点,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他认为美既不是脱离人类精神意识而客观地存在于外界,也不是人的主观意识。美是人的主观意识与外在客观世界相结合的产物。美是在人类自由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美是劳动的产物。
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意识,意识的本质,便是要求对象化。其实,人类的最初状态与动物并无多大的差异。初始的人类与自然界是同一而无差别的,自然界并没有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席勒说:“只要人处在他最初的自然状态中,仅仅被动地接受感性世界,仅仅感觉感性世界,那他就仍然与感性世界是完全同一的,而且正因为他本身仅仅是世界,所以世界对他来说就还不存在。只有当他在审美状态中把世界置于自身之外或观赏世界时,他的人格性才与世界分开,对他来说才出现了世界,因为他不再与世界有同一关系。”[2]马克思则认为,是劳动使得人与动物不同,是劳动改变了人,劳动使得人与世界开始分离,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让人有了意识、情感与思想,劳动使世界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他认为,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类的意识、思想、情感,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换言之,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3]所谓“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人类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活动,就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就是劳动。劳动使人与动物相区别,劳动将人的意识外在化。劳动使人类将外部世界视为其意识的对象。外部世界是经过人类的劳动改造过的世界,是打上了人类的意识、思想、情感烙印的世界。是人类的审美对象。动物与人不同,动物与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的生活对动物来说,并不成其为对象,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的生命活动就是它本身。动物没有劳动的技能,动物也没有能力将其意志(如果动物也有意志的话)和情感对象化于外界。对动物而言,外界并不是其对象。既不是对象,亦无所谓审美。“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4]人有意识,意识的本质,便是要求对象化。意识只有将自身对象化于外部世界,对象化于自然,才能获得其真实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自然界,外部世界就是人类意识表现的媒介,就是人类意识的载体。劳动是人类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必要手段,劳动的过程,是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将自我意识外化于自然的过程。劳动不仅使人类产生意识、思想、情感,也是人类将其意识、情感对象化、外化为自然的重要手段。“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作类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自我确证。”[5]不言而喻,人类如果不将自身的意志、情感对象化为外部的存在,人类就失去了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本质,人类就几乎无法确定自己的存在。所以,外部世界,就是人类意识、情感与思想的对象化。
劳动使外部世界成为一个审美的世界。劳动是人类能动的改造自然的生活,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将自身的意志与情感外化于自然中,又在这个被改造的自然中审视自已,外部世界成为一个审美的世界,美因此产生。通过人类的劳动生产,自然界表现为人类的创造物和人类的现实性。外部世界因此成为人化的世界,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和人类的现实性的外部世界,在被人类不断地改造和创造的过程中,蓄积了人类丰富的思想、意识与情感,体现出人类独有的审美意识。“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6]人类在这个自已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个世界不再是单纯的与人类无关的自然存在,而是一个人类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到处都留有人类的足迹,打上了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深烙印。这个世界因此完全成为一个审美化的世界。人类在生产劳动中改造自然,这种改造是有意识、有情感的,并不是毫无目的,毫无激情的。外部世界因为人类而成为了审美的世界,人类也因为这个外部世界而获得人类的本质体验即审美的体验。
审美的世界,也是自由的世界。人的类本质表现为自由与博爱。劳动将人的类的生活、将人的类本质对象化,使外部世界成为一个体现人的本质的世界,成为一个充满爱意情感的世界,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界,成为一个审美的世界。马克思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7]劳动的过程,就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是人类本质对象化的过程。人的本质是自由自在的,充满活力的,富于美感的。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也不是机械的、乏味的,而是充满活力与自由美感的。“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8]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精神是自由的,人的情感是自由的,人的行动也应该是自由的。在自由的状态下,人对人、人对自然、人对社会的感情,都是充沛的,充满着人性的光辉,闪耀着生命的美感。动物为了生存,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自由的,人可以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9]美的规律,就是自由自在的规律。体现在现实中,就是在自动、自觉、自由的劳动过程中,人类将自己的主观精神、情感倾注到劳动产品中,每一种劳动产品,都充满了生命的气息与丰富的自由美感。人按照自身的理解,按照人类的需要和尺度、经验在自由地改造着自然、改造着社会,也创造自然、创造社会。自然和社会因之成为人化的自然,人化的社会。在这种人化的自然和社会中,处处体现和渗透着人类文化、智慧、情感和美感经验的结晶。劳动创造了自由的美的世界,劳动创造了美。
二、异化劳动使审美的主客体分离,导致审美缺失
异化劳动中,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和分配结果,出现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分离的现象,导致审美缺失。正常情况下,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自动自觉的实践过程。是人类思想、意识与情感的外在化对象化过程。人类自动自觉地进行生产劳动,并完全占有劳动产品。人类在这个过程中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实现自身,获得充分的审美体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照样是将自身的意识、情感、思想外在化于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但劳动者并不是完全占有劳动产品。劳动产品只有很少一部分由劳动者占有,而其他大部分则由资本家占有。资本家占有着大量的劳动产品,并将其转化为资本,成为控制劳动者的对象。劳动产品不是劳动者的对象化,而成为了统治劳动者的力量,劳动被异化了。异化劳动,是劳动的一种非正常化模式,是人类在非自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的劳动,这种劳动往往不是劳动者个人意志、思想、情感的自由体现,而是劳动者为了生产劳动者自己而不得不为的一种被动行为,类似于动物求生的一种本能的行为。异化劳动中,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和分配结果,导致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分离。劳动者是生产主体,但不是产品的主要占有者,在这种意义上,审美的主体与客体发生了分离;资本家不是参与生产的主体,但却是劳动成果的主要拥有者,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审美的主体依然与客体是分离的。这种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分离的现象,导致了审美的极大缺失。
异化劳动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分离,劳动者占有的是非常有限的劳动产品,劳动者无法通过完整的劳动对象确认自己的存在,劳动者因此失却了审美的体验与乐趣。马克思认为,审美的过程,是主客一体的过程。主客相分离的现象,必然对主体的审美活动产生影响。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这不能不说是遗憾。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资本、土地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相分离。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者相对立的。劳动产品,并不为劳动者所完全占有,劳动者只占有极少量的仅够维持肉体基本生存的生活资料,劳动的产品大部分被他者(资本的所有者)占有,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几近动物,甚至不如动物。劳动者被变成几乎没有自我意志、没有感情、没有精神自由的动物,“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形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形式存在,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形式存在。”[10]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是麻木的,非人的。劳动者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而疲于奔命,甚至为了获得劳动的权力而受尽屈辱。劳动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几乎完全失去了审美的体验与感受。完整意义上的劳动产品,是包含着劳动者全部的生命意志和生命活动的劳动产品。劳动者在劳动生产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劳动产品凝结着劳动者的智慧与生命活力,劳动的这种现实化,在本来意义上来说,是劳动者的对象化,劳动者作为审美主体,将主观审美意志加入到产品中,产品最后体现劳动者的审美观与审美价值,劳动者通过劳动产品实现自己,获得审美快感,体现自己的成就感。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在劳动与资本、土地相分离的情况下,一切都是相反的,不是劳动者占有产品,而是劳动的产品、劳动的结果被占有、被掠夺。反过来,劳动者被劳动的产品奴役和控制。劳动产品是固定在对象中的、物化为对象的劳动,是劳动的对象化,是劳动者生命意志和本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劳动产品就是劳动者本身。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1]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的状况下,资本家把劳动者变成了那种没有七情六欲、没有需要的存在物,劳动者的活动则变成撇开一切活动的纯粹的抽象活动。在资本家看来,劳动者的任何奢侈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消极的享乐还是积极的活动表现,在资本家的眼里看来都是奢侈的。所以,对劳动者来说,现实化就是非现实化,劳动者并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己。劳动者被剥夺,被异化。劳动者并不能通过享受自己生产的产品,来宣泄、实现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产生审美体验。在这种情况下,审美的主体与客体严重分离。所以马克思强调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
异化劳动,使资本家成为劳动产品的主要占有者,预示着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分离,导致审美缺失。财富的主要占有者,并不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甚至完全脱离财富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的占有者无法体会产品生产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的尊严感和成就感,无法达到精神上的审美愉快感。财富在这些人手里,成为了一种肉体的挥霍和享受。在他们那里,产品的丰富,并不能体现人的类本质的实现。他们很难通过对财富的积累来感受人类生命价值的存在,提升对生命存在的认同感和愉快的赞美感,达到对人类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加以欣赏的审美的喜悦。马克思指出,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只是过着醉生梦死的、荒唐放荡的生活,他们并不尊重劳动者的劳动。他们把人本身,从而也把自己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他们对人是蔑视的,他们并不知道尊重劳动者的劳动和情感意志,他们将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劳动结果,毫无感觉,毫不吝啬地挥霍一空。他们甚至可笑地认为,他们对财富的不知节制的挥霍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是对劳动者的一种帮助,他们的浪费、消耗,决定着劳动者的生存。在他们那里,“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只是被看作放荡的愿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12]那些财富的拥有者,将占有财富、享乐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而不会将实现自我、在自然和社会中体现自我的崇高品质和精神力量作为自已的一生追求。他们成为了财富的奴隶和财富的异化者。马克思认为,享受这种财富的人既是自己的财富的奴隶,同时又是它的主人;既是慷慨大方的,同时又是卑鄙的、骄傲的、自负的。他并没有认识到,其实此时财富已经是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他们受财富制约着,他们的人生就是占有财富和被财富占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过着与动物无异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也丧失了属人的精神本质,没有审美的迹象。审美的人生,是通过社会的劳动、实践,将自我美好的意识、智慧及情感外化于世界,见证自我美好的意识、情感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并在这个实现过程中不断发现自我、提升自我。在他们那里,自我的本质是什么?自我的本质力量在哪里?他们并不一定明了,他们只是拥有财富或被财富占有,仅此而已。其实,在他们身上,已失去了人类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
在异化劳动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分离,引发审美缺失,这一现象亦表现在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动物的生产只关系到动物生命活动本身,具体来说,动物没有意志,动物的劳动是与其肉体的生存需求相同一的。人类则不同,人有意志,人的意志不光是关心自身,还关心除自身以外的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劳动,就是实现自己意志的过程,就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人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见证自身的力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这一证实自我存在的过程中,人类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度过审美的人生。“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休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13]因此,人的劳动只有在自由地与精神相联系,只有在自由自在地实现人的精神意志并将其外化于自然时,才能算作是真正的劳动。异化劳动,是一种将满足人的肉体需求与精神需求相割裂的劳动,劳动只是以人的基本生存为目的,这种劳动是劳动形式的变异,是一种不正常、不完美、不理想、不完善的劳动形式。其结果,就是导致劳动的主体—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只是部分地投入、注入人类的生气与活力,或是完全避免注入充满创造力的人类的本质精神和活力。异化劳动将人的肉体需求与精神需求相分离,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将自我的精神分离出来,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失去生活的激情和创造的欲望,劳动因此成为一种机械的运动,缺乏自由的美感与生气。马克思分析道:“对劳动者说来,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已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因此,劳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怅然若失。”[14]“怅然若失”的劳动者,其生产的产品也必然是“怅然若失”的,而不是富有生气活力、洋溢着幸福美感的。审美的主体与审美客体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分离。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分离,表现为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因此,二者的分离的结果,则使得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不可能是发自劳动者内心的需求,而是一种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在异化劳动中,劳动以及身体都不属于劳动者自己,劳动者对劳动自然会产生厌倦的情绪,劳动者自然是始终都想逃避劳动的。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也无法产生出自由的情感与精神意志,表现出极大的精神创造力,劳动者也不可能赋予产品真正的极致的美感。劳动者无法在产品中见证自我的存在,产品因此缺乏美感,劳动者的人生亦缺乏美感。人类的审美意识在异化劳动的作用下,出现了严重的缺失。
三、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对合乎人的本性的存在的回归,是对美的本质的回归
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回归劳动的本来意义。人类通过劳动改造外部世界,并完全占有外部世界,人类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人的本性得到回归,美的本质得到体现。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就是对人的诗意的存在的回归,就是对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回归,就是对美的本质的回归。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的本质是社会的、自然的。人只有摆脱了一切非人的束缚,摆脱了异化劳动给人带来的桎梏,才能回到人的本性的存在中去,才能体现人的类本质属性,体现人类所特有的社会性特征。“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人的生活的确立,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的本性的存在亦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5]扬弃私有财产的结果,可以使人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在这种过程中,人生产着他自己,也生产着自然,生产着社会。人向合乎人的本性的自然、社会回归,在这种社会劳动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同一着的,审美主体与客体是同一的没有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审美终于成为了一种可能。人的本性得到回归,人的存在具有了真正的美感意义,“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16]劳动者生产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劳动者在这些关系中通过他人,通过社会,通过经他改造过的自然,看到、感觉到自已的存在。在这种意义上,人的本性获得回归,人感觉人,感觉自然,感觉社会。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人的存在获得诗意,人的生存获得美感的存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劳动,就是社会的劳动,社会的劳动也是个人的劳动。个人身上渗透着人的类本质意义上的社会的审美眼光,而社会的审美也依个人的劳动不断进化与发展。人是自然的,自然亦是人的;人是社会的,社会亦是个人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就是在这种相互渗透的运动过程中共同进步与发展着的。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废除私有财产,扬弃异化的劳动,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才会得到彻底的解放。在个体身上才会体现出人的类本质的特征。人这时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只有在这时人的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变成了真正是人的。”[17]这时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这时的人才会有真切的感受,才能真正感受到人化了的自然的美,社会的美。自然与社会与个体成为一体,自然社会个体从此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外界不再光是有用的了,而成为了人的本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欣赏自然、社会就是在欣赏他自己。“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这物本身却是对自己本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属人的关系;反之亦然。因此,对物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赤裸裸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属人的效用。”[18]
由于自然、社会、个体的完整一致性及整体性特点,个人的五官感觉也在这种状态下特别发达起来。人的美感在这种状态下得到极大开发和展现,人的存在完全成为了诗意的审美的存在。“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19]劳动为人的进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在回归人类本性的状态下,“不言而喻,人的眼睛跟原始的、非人的眼睛有不同的感受,如此等等。”[20]人的感官:眼睛、耳朵,人的感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都真正地变成了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创造的社会的、属人的对象一样。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21]眼睛有眼睛的对象,耳朵有耳朵的对象,眼睛对对象的感受与耳朵不同。每一种感受都有其独特性,而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恰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而也是它的对象化之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方式。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人的本质力量在外部世界中得到充分体现,人真正成为了审美的人。
扬弃异化劳动,就是让人回归人本身,回归自然,回归社会,就是让人回归到美的、诗意的存在。被异化劳动控制的人类,是非社会性的人,这种状态下的劳动个体只是生产自己,并不完全占有劳动产品与劳动对象。在这种状态下,劳动者与产品及对象的分离,就是与自身的分离,就是与社会及自然的分离。这种状态下人的感觉不是社会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本质的感受。劳动者只有在不被异化的状态下,在与社会、自然合为一体时才能体会到、感受到人的类本质属性,其感官在感受自然社会与艺术的时候才可能是全面的,才可能表现出人的本质的感受。“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来存在着,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22]
劳动与美的来源及人类的审美能力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积累经验,沉淀思想,丰富情感,产生、形成了人类特有的美感认知系统。应该说,没有生产实践活动,没有劳动,人类就无法将自我的意识、情感对象化,人类也无法借助生产出的产品、改造过的外部世界来认知自我的意识与情感,并依此产生丰富的感觉、感知与审美联想。所以,李泽厚说:“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不把意识或艺术作为出发点,而从社会实践和‘自然的人化’这个哲学问题出发。”[23]劳动产生美,劳动创造美。美不是单纯来自主观意识,也不是单纯来自客观世界。美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美是人类改造外部世界,将人类对象化于外部世界的必然结果。美是人类精神情感意识的对象化。美的主体与美的客体密不可分,脱离人类的情感意识,美不存在;与现实的外部世界相分离的美无所依托,亦无法存在。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审美的,是诗意的,是自由的。美感体现为人类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同一,体现为人类与自然、社会的相互交汇与融合。
(作者简介: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研究员)
【注释】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
[2]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44页。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23]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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