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与基督宗教之区别

马克思思想与基督宗教之区别

（欧阳镇：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博士）

刘丽

内容提要：马克思思想与基督宗教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间没有根本的异质性。本文立足于马克思本人的有关论述，批判当代西方思想家所谓将马克思思想“先知”化和拟“上帝之城”说以及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原罪”化的错误解读。一旦驳倒这些观点，把马克思思想看成是宗教的说法就被彻底驳倒了。

关键词：先知　上帝之城　异化　原罪

在现当代思想中，仍然有许多哲学家及思想家把马克思思想看成是一种新的宗教形式。例如，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含糊的遗产》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宗教”，“历史就是上帝”，“马克思就是历史的主要先知”^[1]。另一位美国哲学家宾克莱则“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哲学家、预言家或一个新现世宗教的创始人”^[2]。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反对世界各大宗教时，竟把共产主义完全置入基督教的观念世界中，并且在他的比较研究中列出了一张详尽的“等式”表来证明马克思思想是一种宗教。他认为，耶和华等于辩证唯物主义，救世主等于马克思，选民等于共产党，耶稣再临等于革命，地狱等于对资本家的处罚，基督作王等于共产主义联邦，等等^[3]。他说，“我认为世界上各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共产主义信仰，全是虚假而有害的”^[4]。德国神学哲学家蒂利希也把马克思思想称之为“一切神学家中最为成功的一种神学”^[5]。然而，事实上，马克思对宗教一直持明确的批判态度，恩格斯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6]。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不存在宗教，并且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地要求宗教批判。

一、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先知”与“上帝之城”说

马克思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但他的预言都是建立在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精神文化状况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这种预言与宗教的先知有本质的差别。熟悉马克思文本的都知道，马克思本人恰恰是反对先知这样的说法的。1843年9月，马克思在写给卢格的信中谈到：在这个“真正的思想混乱的时代”，“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7]

显然，马克思并没有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教条式地预料未来，给世间的人类宣一道亘古不变的救世圣旨。他的态度与立场十分明确，他没有现成的真理，只是试图在“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中，寻求某些“新原理”。马克思与宗教先知的“释世”与“救世”，在其源头之处就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宗教从一开始就有着确定的“真理”，而马克思的思想是从批判中逐渐产生的，而且他没有任何现成的真理，有的只是一些原理。这里的真理与原理有着本质的差异。真理是确定的结论，而原理只是方法，在马克思看来这里的方法主要是批判。正像与传统的哲学的决裂一样，马克思思想也非宗教的变种，不是为了某些抽象理念的目标与信仰。

宗教的真理是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抽象的、神秘的、至高无上的神而展开的，其基础是超历史的神正论；马克思则以具体的、不断生成的人为中心，强调人与历史活动的统一。比如关于创世说，宗教则在宇宙论的意义上构成神的世界，马克思则从根本上反对这样一种提法，认为 “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是唯灵论的和神学的产物。对于问题本身，马克思则是从世界历史时代的意义上回答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已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8]

因而，宗教中抽象的、形而上的问题对于马克思而言，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人与自然不断生成演进的进程中，没有一个非实在性的终极来源。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既没有一个终极来源，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未来。马克思实际上抽掉了先知说的存在论基础。与基督教中的上帝之城相反，马克思反对为人们理想中追求的社会形态赋予具体的形式，因为他认为我们不能越俎代庖，预先设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只能由将来实际生活在那种生活形态中的人去解决，去裁判。

因此，共产主义显然不是如上帝之城那样，设定一个一劳永逸的未来社会。马克思肯定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9]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一个完善的终点。它不过是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一种中介，一个过程。基督教的上帝之城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完善的、最终的归宿，而共产主义只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且它只是一种形式和原则，并不是人的发展目标，也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显然是人、自然、社会的历史性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对于未来时代的信念与追求，但共产主义本身必然是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实现的。因此如果把马克思共产主义解读为上帝之城，实际上也意味着把共产主义完全乌托邦化，然而，把一种想像中的乌托邦完全在现实中实现，实际上无异于制造某种人间地狱。然而，这样的设想以及实践，都被历史地表明不属于马克思主义。

二、关于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原罪”说理解

粗看起来，马克思的异化论与基督教的原罪说确实存在着可沟通的方面：两者都表达了对人类的生存状况与未来的密切关注——基督教的原罪说试图阐明人类沦落的根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力求说明人类苦难的原因；两者对人类现实困境进行了各自的根源性的分析与阐释；马克思的解放理论以私有制的消灭，基督教的救赎说以基督再临等方式，各为人类困境的出路指明了不同的可能性方向。恩格斯也指出“原始基督教提出的问题”与“当代工人运动提出的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我们不能因为两者对人类问题的共同关注而将两者等同起来。马克思与基督教解释人类困境的切入点与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说法都是建立在宗教批判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与基督教的原罪说，在对问题本身的阐释尤其是解决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必须予以澄清。

关于“罪”，《圣经》中的基本词汇有两个：一是afj，意为“失去目标”（《士》20：16）或“迷失道路”（《箴》19：2）；二是hoy，意为“反常”或“弯曲”（《撒》20：1）。马克思的异化则有“疏离”、“丧失”、“受异己力量支配”等意义。两者在词意上有接近的地方，即都昭示着人与“人”的疏离。但对后一“人”的规定性上，两者有着不同的解释。在基督教中，“人”是上帝，是超验的、抽象的、给定的人；而马克思思想中的“人”，则是具体的现实活动中，并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罪”通过天国而获救，而异化只能通过人的自我解决来解决，两者的价值归属完全有别。

罪感是原罪设定的。原罪其实是一个十分抽象的问题，与希腊哲学中涉及本源的其他问题一样，充满了形而上学的意味。自从人类的先祖犯下原罪之后，人类因原罪而沦落。原罪就有如一“传世之宝”（“宝”隐含着人类的欲望之性），首先属于我们的祖先亚当，然后由亚当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既然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自然每人都分有一份。这“宝”是如此之重，生生地将人于天堂拉入了地狱，这“宝”带给人类的不是幸福与自由，而是整个人类的沦落。所以人类的解救之路就在于如何将这宝贝抛弃（禁欲），重新升入天堂。信仰上帝，遵守教规是上天之路的途径。

由于人类的原罪而具有的特征：一，罪的普遍性，即罪性在人类中的普遍存在以及罪性在个体人格中的普遍存在；二，罪的天性，即罪性出于人性，人生而有之。所以不管人类历史如何发展，也不管处于人世之中的人如何努力，人类在亚当夏娃之后，在上帝拯救之前，都无法改变他的罪态，人类处于原罪这一定态之中，尽管基督教的世界历史有一个完美的开端，但由于“原罪”而开始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沦落，直到借助上帝救赎、基督再临再次回到历史之开端。

与基督教的原罪不同，马克思的异化不是一个抽象的、固定的遗传基因，异化产生于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是生产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异化是由于劳动分工造成的，劳动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资料的相对过剩，从而产生了私有制。私有制是异化产生的直接原因。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异化意味着劳动（人的本质特征）成为了满足需要即维持人的肉体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所以异化状态下的劳动不是自由的、自发的活动，而是被迫的活动，它由需要和外力决定。只要人们还处于异化状态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劳动只是作为谋生的手段，还不是出于自愿，出于人的本质的需要，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而且异化蔓延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异化，也有经济领域内的异化，更有现实生活的异化。在对异化现象的全面具体论述的同时，马克思坚持认为，异化现象不是不可以克服的，而是可以扬弃的，因为马克思坚信异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那么，通过消灭所有制，也就消除了异化产生的根源，从而就可以最终破除和克服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不是一个永恒的概念，它有其必然性和历史性。原罪是由于人的自由意志与抉择所犯，而消除原罪人却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上帝的救赎。异化是由于生产劳动发展所致，异化的扬弃，即人的解放，也是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它必须“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马克思认为，异化的扬弃是归根究底必须依靠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历史限制的，所以有人认为马克思思想中的“历史”就有如基督教的上帝，规定着人类的命运。可是别忘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人力所为，它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历史是人活动于其中的历史，没有人的参与，历史也就不复存在。人与历史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同时人又受历史的限制。基督教的上帝，是人以外的力量，人无法对他施加任何影响，而只能是完全地听从他的安排。

马克思哲学与基督教作为人类两种最主要的文化形态，我们不否认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不否认两者都表现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都是在永恒无限的精神层面关注人类的理想、归宿，都具有形而上的超验本性。但我们不能只强调二者的一致性，而忽略两者的本质区别与预设前提。马克思的哲学与基督宗教虽然都期盼超越现实的存在，但超越的方式不一样。马克思思想强调实践的批判性和开放性，高扬人的价值，强调人自身历史的优先性，要求彻底地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因而马克思的所有理论与实践活动都服从于其人类解放目标。马克思的思想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基督宗教借原罪谴责人类，从而限制生命，它虚构出种种“更高的”价值（上帝、本质等等）来否定和贬低生命。毫无疑问，对马克思思想而言，包括基督宗教本身恰恰是限制人类自我理解及其自我解放的意识形态，如果不对这一意识形态实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批判，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由此看来，把马克思思想作宗教解释，尽管可能呈现某种值得引起重视的现代性问题背景，但对于马克思思想本身而言，无疑是一种根本的误读。如果马克思根本就不承认在未来社会有宗教存在，那就更不应该把马克思思想本身看成是所谓“新宗教”。所以将马克思思想与宗教进行表面的、简单的对比是不严肃的、经不起论辩的；将马克思思想简单地归属于宗教，那就与以下的认识犯了同样的错误：虽然“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都只准产生一种色彩……”^[10]，即宗教。（刘丽：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社科部讲师、博士）

【注释】

[1]刘建军：《追问信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2]刘建军：《追问信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3]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7—448页。

[4]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沈海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5]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香港道风汉语基督教研究所，2000年版，第59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和无神论》，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10]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香港道风汉语基督教研究所，2000年版，第6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