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之社会条件及利益定位问题刍议

“解放思想”之社会条件及利益定位问题刍议

杨达

内容提要：“解放思想”是人们超越旧经验和旧思维方式的一种精神活动，学理含义相对独立，而与“惯性思维”构成一对矛盾。它服务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起有伏，不可能一劳永逸。其动力来自人们社会实践的目的性，故趋利性目标作为其重要诱导因素，既决定着人们当下的认知活动方向，亦反映着人们在此轮“解放思想”中的利益定位。世俗利益的普遍分化和冲突则提示此轮“解放思想”来到阶段性终点，维护社会的公正、公义和公平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首位要务，这就需要启动新一轮“解放思想”。

关键词：解放思想；社会条件；诱导机制；趋利性目标；利益定位

“解放思想”这个哲学命题，意指冲破主观偏见和习惯势力的束缚，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探求符合实际的认知结果。它与“实事求是”相辅相成，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之一。这已是学界共识。

但过去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高度关联起来研究的较多，对二者分别有所侧重探讨的却较少。事实上二者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学理含义，譬如在人们认知活动中的规范意义方面，“解放思想”更为明显地体现于唯物论引导的认识过程起始阶段，“实事求是”则更明显地体现于唯物论引导的认识过程完成阶段；“解放思想”有着具体的逆向针对性，即否定某些旧观念、旧思维导致的偏见，“实事求是”则有着具体的正向针对性，既肯定那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新观念和新思维，二者构成“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解放思想”称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其深刻蕴意彰显了“解放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1]②，也启迪我们探究“解放思想” 相对独立的学理含义的必要性。

本文即是关于“解放思想”相对独立的学理含义的一个思考，重点是从价值论角度来讨论“解放思想”过程的条件合理性及其利益定位问题。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出，以期共同探求真理。

一、“解放思想”的条件合理性

秉承高等灵长类种群的生物特性，人类的思维是有惯性的，惯性思维的内容则来自人们的生存经历。人们在不同的事物环境中展开认识活动，发挥不同神经系统品质的大脑功能处理大量对象性信息，得到大量经验知识，逐渐形成各显异同的思维方式，因而在新的思维任务面前可以发动已有思维方式，以调动、运用过去的经验知识，这就呈现为惯性思维。已有思维方式是人们惯性思维的心理基础，属于精神范畴。

已有思维方式源于人们思维活动的成功经验集成。当人们将其用于大致相同的事物环境时，不仅有助于便捷地认知过去接触过的客观对象，而且有助于比照地认知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对象。但已有思维方式总是在有限经验范围内形成的，故当人们进入新的事物环境且面对从未接触过的客观对象时，已有思维方式便不能提供经验效应，于是必须克服惯性思维以认知新对象，同时建构新的思维方式。这种在新的认知过程中摆脱既往思维惯性的意识活动类型，就是“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与“惯性思维”相互映照，二者间存在矛盾对立关系，一定条件下亦可相互过渡、相互转换，可谓人类精神活动的两种基本类型。人们通过具体的认知活动总能获得一些经验，总会形成各式各样的思维方式，于是总有自己的思维惯性，正常人均如此。但要适应新的事物环境，要认知新的客观对象，就必须不时克服已有思维方式所致思维惯性，这就要经常使自己处于“解放思想”的精神状态。而在思想解放了的又一轮认知过程中，人们又能获得新的经验，形成新的思维方式，还会在新的思维方式基础上会产生思维惯性。如此反复，以至无穷。

这意味着，只要环境条件不断变化，认知对象不断变化，人类就没有一劳永逸的思维方式，自然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惯性思维，同样没有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之后，会在更高的认识水平上进入思想保守的新惯性思维；思想保守之后，又会在更高的实践水平上要求思想解放的新思维方式^[2]。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是这样走过来的，以后还要这样走下去，我们不能设想人类的未来环境条件和认知对象不会变化，更不能设想人类将在某个历史高度终结了适应新环境和认知新对象的探索实践。

因此，“解放思想”作为与“惯性思维”相对立的另一种意识活动类型，它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除了表示特定条件下摆脱固有思维定势的必要性外，并不能替代还需人们进一步探求的对象性知识本身，尚须落实为“实事求是”。这样一种意识活动，自然是波浪推进、有起有落的。再说，人们不可能无休止地解放思想，否则就把新近获得的经验集成和思维方式也弃置一旁了。可见，不论是高度抽象地看，还是深入具体地看，“解放思想”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均非无条件的。

二、“解放思想”的诱导机制

就“惯性思维”和“解放思想”二者的时间特征而论，前者作用时间长，后者则是阶段性发生的。可谓“惯性思维”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稳态类型，“解放思想”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突变类型。人们之所以“解放思想”，是为了探求更高认识级别上的真知，但随着新的思维方式形成，又必然进入新的思维惯性。

人们探求新的真知的认知活动，固然是适应新的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人们进行新的实践活动的动因，则是出于现实利益。虽然许多个体人的求知活动外显为较纯粹的兴趣使然，但将其置于整个人类历史长河，这些纯求知兴趣仍然是以其他人在经济、文化、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实践成果为基础的，且这些纯兴趣的求知活动能否被社会容纳、接受和支持，还要看其是否符合其他人的社会实践需要。说到底，纯兴趣的求知活动仍然依附于人们谋取现实利益的社会实践这条历史主线，属于人们趋利性目标及其行为的派生物。

恰恰是新的趋利性目标，才使人们有了新的社会实践动力，由此催生新的求知需求，结果抠动了“解放思想”的扳机，此乃“解放思想”的诱导机制。这一诱导机制显然表明，“解放思想”有着具体的知识内容的方向性。

人类的知识在本质上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真实反映。世界上万事万物之间都有某种联系，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或单因素作用或多因素作用，或较少中间环节或较多中间环节，故人们关于客观世界的各种知识最终是一个有机整体的镜像，其中包括了关于人类自身及其精神世界的知识。然而，由于人们的环境条件不同，其各自的具体认知活动只能循沿不同的求知轨道展开，只能探求特定的知识内容，亦即人们的认知活动从来就是有方向性的。进入“解放思想”状态后，他们的认知活动自然也呈现出一定的方向性。

在“解放思想”的诱导机制中，有两个关键性因素：具体的环境条件和人们自己的趋利性目标。具体的环境条件能够提供给人们的对象性信息是有限的，这就划定了人们认知活动的可能性平台，给予人们认知活动以时代特征。人们不可能超越这个平台的范围去求知，例如古人不可能在电子屏幕都没有的条件下开展量子研究，农人也不可能在远离市场的条件下开展国际贸易研究。但在此平台范围内，人们的求知轨道或知识方向非常多，毕竟人与其所处环境通过相互作用构成宇宙中诸多微小系统之一，这个微小系统与其他微小系统又可以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构成更大的系统，人们与各种物质系统之间又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联关系，人们所能接收到的各式各样对象性信息还有着形形色色的层次差异，故而，人们在认知活动的可能性平台上，还有一个怎样从许许多多求知轨道或知识方向中进行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便是以各自的趋利性目标为首要诱导因素。

趋利性目标对于人的具体认知活动的诱导作用，乃是一种根本性的动力作用，它不仅诱导了“解放思想”的发生，而且诱导了“解放思想”之后的具体认知方向^[3]。虽然纯粹的求知兴趣也能诱导一轮“解放思想”，但有如前述，人们纯兴趣求知活动的自身存在有赖于他们先前的趋利性行为创造结果，纯兴趣求知活动的深化发展也有赖于人们基于社会实践需要的选择和支持，故凡可诱导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纯求知兴趣，依然是人们趋利性目标的精神衍生物，它在“解放思想”的诱导机制里面居于附属的、次要的、补充的地位。

显而易见，“解放思想”的诱导机制不过是人们认知活动之方向性的特殊形态，它在人们已有经验知识和思维方式失效、面临惯性思维危机的时候发挥功能。该诱导机制是人们趋利性行为目标的极端作用结果，它使人们在认知活动的可能性平台上，得以对改造现有知识体系、构建新思维方式的合理方向作出选择性判断。

三、“解放思想”的利益定位属性

趋利性目标在“解放思想”诱导机制中的根本动力作用，显现了“解放思想”服从于人的社会实践需要这层关系。人类的社会实践固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行为活动，趋利性目标本来就是人类实践的基本动因。既然如此，人们任何一次具体的“解放思想”过程，就都有个利益定位的问题。

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突变类型，“解放思想”的具体过程均呈现为针对某种思维方式或思维定式而展开的“破旧立新”运动，处于人们“认识—实践”的历史链条中，摆脱不了实际利益的深层影响，超越不了从物质到精神，再从精神到物质的循环作用模式。“解放思想”的利益定位本质上是认知—实践主体的社会利益在思想层面的体现，“解放思想”的认知方向在哪里，实践主体的实际利益就在哪里。伟大的思想无不有其现实的、物质的生长土壤，利益定位是所有“解放思想”的过程的共同属性。

“解放思想”的利益定位，就是新思维方式推动的社会实践所获好处的归属关系。说穿了，这个关系决定了“解放思想”整个过程将以什么概念为始发点、将收集整理哪些经验知识、将形成怎样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将开拓怎样一些验证新经验知识和新思维方式的实验场所、以及将从何种途径运用新经验知识和新思维方式等等。任何“解放思想”的过程都有其始终，都将自行转换至新的“惯性思维”，这也是其内在的利益定位属性所决定的。利益定位属性把书斋里的思想家与世俗社会高度关联起来，赋予“解放思想”以社会历史意义。

凡具社会意义的“解放思想”，又是由多个个体、多个群体共同担当着认知—实践主体的角色，呈现为多种成分的混合主体结构。从十三世纪末延绵数百年的欧洲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末深刻影响中国亿万公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我们都可看到，在两个不同的历史凝固点上，由于旧理念和旧思维方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愚昧、野蛮甚至黑暗充斥社会，旧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经济体制得不到改良，社会中下层特别是新兴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受到损害，他们的各种合理要求长期遭受压制，于是分别在不同政治、经济、科技等的观念体系背景下，两场思想解放运动大规模启动，众多英才俊杰纷纷演绎了新的历史画面。

而将“解放思想”的利益定位还原在多主体结构上，却是一个非均衡的利益归属关系格局，众多认知—实践主体的趋利性目标内容相应地分布于不同阶段。

在“解放思想”的准备阶段，唯有杰出的思想家方可承担认知—实践主体的重任。真正的思想家以学术研究为天职，其趋利性目标仅限于学术利益本身的内容。经过社会筛选，那些符合新一轮社会建构需要的学术成果得到肯定和丰富，成为“解放思想”的观念基础，其中最闪光的成果被用于“解放思想”的突破口。

在“解放思想”的启动阶段，一些激进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加入进来，并成为认知—实践主体阵营中的主要成分。他们敏感地接受、宣传并充实各种先进思想，把当代和过去的重要思想成果与天下利益联结起来，推动新思维方式的形成和普及。他们通常拥有一定社会地位，温饱已不构成眼前困惑，故他们的趋利性目标也只限于理想中的政治和社会利益。他们善于为社会中下层代言，是世俗利益与雅致的学术思想之间的宝贵纽带。得益于他们的努力，“解放思想”才有了扎实的社会基础，他们作出那些努力则需要勇气、卓识和相当的献身精神。

在“解放思想”的播散和完成阶段，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接踵加入认知—实践主体阵营，使“解放思想”过程演化为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一般是社会中下层精英较早加入进来，从而能够发现现实领域里符合他们各种趋利性目标的许多改革空间，据此先于别人抢占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先机。随后上层工商金融大户和权贵集团中的左派人士也相继加入，他们通过新的思维方式找到了利益扩张或延续既得利益的未来改革方向。一旦社会绝大部分人都明确了新思维方式引领的社会实践所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即他们在“解放思想”的认知—实践方向上找到了各自的趋利性目标，剩下的就是各种趋利性目标在改革实践中的磨合或碰撞了，每次磨合又都是“解放思想”的一个深化发展环节，世俗社会由此逐渐改观。

人类社会离不开衣食住行，任何“解放思想”运动都只是牵引世俗社会向前发展的一束火把。杰出的思想家们点燃这束火把仅为着追求自己的学术利益，算是最为纯洁的利益定位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为了新的社会理想而努力，其利益定位处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层面，同样值得赞赏。“解放思想”终究还要深入人们世俗的趋利性目标巷道，这也无可厚非，但恰恰在人们普遍接受和运用新思维方式以兑现自己的利益定位时，又形成了新的思维惯性，这就给一轮“解放思想”运动画上了阶段性句号。

纵观人类历史上每次“解放思想”的过程，认知—实践群体的趋利性目标或利益定位仅只在“解放思想”的启动阶段有过大同状态。再往后面走下去，融入“解放思想”潮流中的人们便会渐渐出现利益定位的分化，许多社会矛盾不再是我“解放思想”你不“解放思想”的问题，而是世俗社会永远摆脱不了的实际利益冲突问题^[4]。如同目前我们所见，一个改革方案、一套城区改造规划、一种商品价格的调整、甚或一条街道的秩序重构，无不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有人则因此而大得大失，可说上一轮“解放思想”临近阶段性终点。

面对这种局面，中外历史上许多执政党要么卷进利益冲突里面去了，要么软弱无力无所作为。但对于无个人私利、无集团私利、无党派私利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这种局面只是提示了必须将维护社会的公正、公义和公平置于首位要务的紧迫性。倘若坐视各种利益分化扩大发展，任由各种利益冲突加深加重，那就不是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态度。于是，关注利益格局的重整、规制建设以及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的新一轮“解放思想”^[5]随之启动，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且广得人心。

（杨达：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部，研究员）

【注释】

[1]②侯惠勤：《论继续解放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一文中，将“我们所面临的矛盾”概括为“新”、“深”、“杂”三个特点，凸显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现实意义。

[2]这是沿用毛泽东关于“认识—实践”循环上升的观点，在他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中均可看到许多这方面内容的阐述。

[3]历史唯物主义固然是该判断的重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批判地肯定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界的幻想”，从而探讨宗教的世俗基础，深入研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迈出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一步（陈先达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4页）。

[4]当代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致力于建设全民小康的和谐社会，将民生问题和民生建设放到突出的位置上，显见是现实社会生活本来内容的反映，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观的鲜活生命力。

[5]这一描述取自于张天赫《新一轮解放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学理论》2008年20期）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