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源流与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源流与发展

雷　扬

内容提要：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和指向。梳理清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源流与发展，揭示现代化在我国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我国今后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化的必然过程，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所谓“现代化”，一般说来，是表明一定历史时期内以生产力为基础，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在内的较高发展状况的总体概念。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和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求索和为之奋斗的历史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先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源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是为了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把穷困、落后的旧中国变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从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崭新起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了可能。

对于“现代化”这个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一样的理解。我们所进行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其来源是马克思和列宁等无产阶级精神导师的经典理论与革命实践，是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制定的，有着特殊内涵的现代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经过几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形成了若干个前后相继的认识阶段。

从马克思来看，马克思并没有关于现代化的专门论述，但他著作中所透露出的现代化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国际现代化理论专家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源流。以色列学者什洛莫·阿维内里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使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某些深邃的见解闪耀出迷人的光亮，并且也许有助于矫正某些流行的现代化模式”^[1]。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化的概念，但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却阐述了关于现代化的思想，他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这成为其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

马克思不仅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一些特征，还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中预示了“现代社会”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机器大工业高度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含义主要是指“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和政治统治，对资产阶级创造的“全部资本”、“一切生产工具”不仅要集中到“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使大工业进一步发展，使社会进一步现代化。至此，马克思不仅充分肯定了工业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而且指出了工业化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变革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列宁以马克思学说为基础，结合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条件创立了利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现代化思想。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4]以此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农业方面，他采用了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改善农民状况，并开创了合作社道路来发展农村经济。在工业方面，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在经济方面，只有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机器的一切脉络真正布满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才算有了保证。而这就意味着电气化。”^[5]“电气化”是当时生产力最高水平的代表，表达了社会主义应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本质特征。列宁高度重视工业化的发展，认为：“无产阶级掌握了大工业，掌握了大工业产品，因此，不仅能充分满足农民的要求，并且供给他们生活资料，使他们的境况得到改善，使人们明显地看到和感觉到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别。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6]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和支持作用。“只有有了物质基础、技术、农业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大规模地实行电器化，才能解决关于小农的问题。”^[7]同时，列宁特别强调重视重工业在整个大工业中的作用。他指出，如果“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8]。

斯大林开创的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它是苏联人民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再发展社会主义所应具有的物质文化水平的社会制度实践形式。正如苏联学者布科坚所说：“斯大林主义，无论是从它的实质来看,还是从它的现实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是一种具有国际性的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方法。”^[9]这种模式是苏联在存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和面对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这种由党和国家主导、自上而下进行的，以公有制经济、计划指令与中央集权制度实现的外源的现代化(或称后发外生型)。它启动的内外部条件、启动顺序、现代化的中心角色、主流模式与战略都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内源性的现代化)截然不同。这一模式的施行适应了落后国家求生存求发展的迫切需要。它不仅使苏联在现代化的进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样板。虽然斯大林模式备受诟病，但他所开创结合本国国情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和努力却是值得肯定的。

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现代化，尤其是关于工业化在现代化中重要作用的论述，以及斯大林的实践，都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探索

1.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的建立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探索。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所理解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工业化”。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0]“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1]“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12]很显然，毛泽东提出的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工业化、农业的近代化，从而建设民主的、富强的中国。

建国前后，随着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我们党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1948年4月，毛泽东再一次指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13]在1949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4]这里，毛泽东开始把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有了坚强的政治基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被称为新中国大宪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宣布，“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中指出：“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15]这里，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文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6]这是我们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改造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前提条件,为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定工业化的基本途径和方向作出了重要努力。

2.“以苏为鉴”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讨

1954年9月15日，周恩来在作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7]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对“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

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8]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19]“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20]同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1]按照农、轻、重的这一关系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我们党进一步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22]毛泽东提出了要根据我国生产力的水平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3]，“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走在世界的前列。”^[24]周恩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以及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

由于我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我国所走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与苏联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不同，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虽然很重视苏联经验，但从未停止自己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即，恰逢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 这使得我们党“以苏为鉴”更加注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立探索。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交恶和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认识日趋偏“左”，国家建设在实践上背离了第三届人大所制定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阶级斗争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主题。“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被打断，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例如我们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战略重点等等。虽然几经曲折，但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意愿是积极的，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也为后人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就四个现代化而言，这时期的四个现代化虽然没有包括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即还未能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内容，但是已经是其决定性和最主要的内容的高度概括，涵盖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最基本的方面，具体而鲜明地提出了我国人民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巨大成就。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对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更多停留在物质层面，其内容主要集中于经济、科技方面，而无政治方面的规定，显然还没有超越传统现代化的概念。这种片面的现代化对于制度和心理层面的现代化重视还不够。其目标和战略的实施结果直接导致了除经济以外社会其他方面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从而引发出种种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成和完善

1.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回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宣布：“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把国民经济纳入高速发展的轨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全面跃进”。可以说，这一时期，我们党内对发展经济的必要性认识是正确的，但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因此，对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的认识也不可能突破三届、四届人大的设想。

1978年3月2日，邓小平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指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行之有效的政策，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创立的一套好作风。目标就是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四人帮’不讲生产。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讲生产行吗？共产主义是什么？是各尽所能，按需要分配。按需分配就要物质极大丰富。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然，就始终处于挨打的地位。”^[25]同年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的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26]“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27]

同年6月10日，他在会见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时指出：“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28]同年9月16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强调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29]同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30]“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31]

总之，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是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曲折中前进的两年。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也处于徘徊状态。但是这期间的探索与尝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全面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其成绩主要体现在对四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现代化重新成为重要议题。1977年8月，在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指出国防现代化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防现代化一方面要提高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改进军队装备。但“国家只能拿出那么多钱，用于军事方面多少，还要进行综合平衡。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32]其后，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33]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的四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但要分清主次，把科技发展摆在首要位置，处理工农业关系也要互相兼顾，不可偏执一方。

2.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新阐释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伟大起点。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结束了我们党自1976年10月以来各项工作徘徊的局面，确立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34]全会重新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并且在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们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5]同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36]“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37]“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8]这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并且围绕“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一命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深入探索。

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研讨会上提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的目标就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39]这是对现代化战略步骤的最初设想。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40]同年9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指出：“要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特别是高度民主、高度文明，过去没有反映到宪法里，这次要反映进去。”^[41]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要点，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回答。

1982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时指出：“有一个问题是，到本世纪末，四个现代化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现代化这个名词很好。什么是现代化？一九七九年我回答日本大平首相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到下一个世纪，再花三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42]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发展战略。同年9月1至11日，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43]大会还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从1980年到1990年，用十年的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前10年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后10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两步走”战略的形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正式提出。

这段时期，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化的内涵，把“四个现代化”扩展为全面现代化。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将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确定为：把我国“建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将“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与“四个现代化”相提并论。在此，不仅进一步确认了“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条基本结论之一，而且对政治文明在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也开始重视。

3.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确立

党的十二大确立了20世纪末我国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此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一目标以及战略步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在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指出：“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44]这里，进一步阐述了现代化战略思想。

1983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理德斯克列斯库时指出：“根据我们总结的经验，发展速度定得低一点、争取高一点比较好。我们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前十年增长速度低一些，后十年高一点。翻两番就意味着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二。”^[45]这里，所说的“速度定得低一点”并不是要放松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更不是降低现代化目标，而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使前进的步伐更稳健。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强调指出：“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46]“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47]同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翻两番的目标肯定能实现。它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翻两番还有个更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48]这是进一步针对现代化提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进一步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49]这是邓小平比较完整地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50]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思想的正式形成。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最终用“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代替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实现了中国现代化从物质层面到制度与精神层面的飞跃。在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上从物的层面拓展到三位一体的现代化。认为现代化应该是全面地、全方位的现代化。它由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构成：经济发展是物质层面，政治发展是制度层面，思想与行为模式变革则是社会的深度层面——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层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邓小平将毛泽东时代的“两步走”发展为“三步走”。对中国现代化实现的战略步骤，实现了细化和明晰化。“两步走”在时间上稍嫌宽泛，在目标上也有点高远。而“三步走”使得现代化的实现，有了每一阶段的清晰的目标，目标也更符合我国的社会实际。

4.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进一步完善

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进一步完善阶段。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此后，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是研究这“三步走”能否实现，怎样实现等问题。特别是经历了1989年“六四”风波后，邓小平则主要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的十三大制定的“三步走”战略是否正确，还要不要坚持的问题。

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51]也就是说，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

1989年6月23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强调指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52]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更为坚定。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53]同年12月24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稳扎稳打。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54]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以党的文件形式确立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并进一步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奋斗目标，即“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55]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这一时期四个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三步走”战略的正式确立，更主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的路径模式。邓小平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模式，作出了更符合时代精神和我国国情的阐释。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6]这两个“不等于”的论断，对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作了一个明确地回答。这是一次根本性、关键性的突破。它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是对和平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正确回应。这一理论的形成为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体制依托，也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实现模式。

小　结

回顾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地探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我们看到了几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呕心沥血，虽屡屡受挫，但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他们薪火相传，共同谱写了一曲极不平凡的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壮丽史诗，探索出了一条实现国家富强的现代化之路。当然，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个远未完结的过程，现代化的含义也在适时的变化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辉煌的历程必然实现。

（雷扬：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注释】

[1]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4]《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5]《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第155页。

[6]《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7]《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8]《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9]米·马尔科维奇，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1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1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1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17]《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18]《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2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25]《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28]《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153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3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35]《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3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172页。

[4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7页。

[4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42]《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4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45]《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4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48]《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50]《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5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364页。

[5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5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