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王兴东出任编剧的作品大多为主旋律作品，《建国大业》《辛亥革命》《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牛玉儒》……真实、生动、不说教、接地气的人物和故事，让观众不仅接受，而且还由衷地喜爱。王兴东说：“写人情、人道与人性就是写时代的主旋律，没有主旋律就没有历史的进步。”

通过《建国大业》　《辛亥革命》，我们对新中国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解读，而能够驾驭如此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王兴东，接受了笔者的专访，结合他的作品，解读我们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王兴东告诉笔者，《辛亥革命》和《建国大业》再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个重要节点，这两个节点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次革命既有目的的延续性，又有性质的差异性。前者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后者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者。

创作者不能倚文卖字，要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人类文明进步及其向前推动的愿望。这是每个作家的责任！

——王兴东

如何在创作中形象地再现这些重大史实，王兴东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若有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创作《建国大业》电影 剧本历时两年，王兴东走访了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西柏坡、南京总统府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王兴东说，《建国大业》，主题就是团结和民主。希望通过影片表达对民族、对国家的爱。爱国是流淌在每个华人血液中的情感，共产党员要热爱党。创作者不能倚文卖字，要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人类文明进步及其向前推动的愿望，这是每个作家的责任！

从事历史题材创作，应当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中国没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道路，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时的偶然？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王兴东

王兴东说：“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不同的人对同一段历史往往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美妙绝伦、无懈可击？三权分立、两党制能不能真正保障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中国没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道路，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时的偶然？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权究竟是不是卖国、内战、独裁的黑暗政权？中国为什么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1840年以后，中国人最向往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热衷的是全面克隆西方，办实业，建学校，练新军，开议会，更在1911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与法国、美国政体相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按说‘民主’得更多了。可是解决了什么问题？仍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点儿也没改变中国被人欺负、任人宰割的命运。只是在先进的中国人转而相信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古老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变。”

王兴东说：“在创作《辛亥革命》剧本时，我们通过革命党人前仆后继推翻清王朝的历史，讴歌了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同时也通过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封建官僚势力所窃夺的历史，说明中国走不成欧美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从事历史题材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就应当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尊重历史本身的尊严，正视历史曾有的事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建国大 业》剧本创作中，我们通过表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了建立新中国使命的历史，说明新中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充分的民主性和最大的合法性，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摸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民主形式，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政党建设、政体制度的一大贡献。”

王兴东曾经写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因为小时候他就听说，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刘长春是他的老乡，辽宁大连人。

刘长春曾是玻璃厂的工人，由于跑得快，被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破格录取，是当时的全国冠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军让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被他毅然拒绝。为戳穿日本占领者的阴谋，他决心代表中国去参赛。靠张学良资助的8000银元，他坐船在海上漂了23天，只身去了美国。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被淘汰了，他输得挺惨。

王兴东评价刘长春：他为中华民族敲开了奥运大门，他把中国人不甘落后的誓言写在了世界赛场上，其悲壮的结局，更富有戏剧性地践行了“参与比获胜更重要”的奥林匹克格言。

刘长春把中国人不甘落后的誓言写在了世界赛场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让世界不敢小视中国。一个民族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充满活力。

——王兴东

王兴东说，我们今天的生活以及我们体会到的、看到的一切，都在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他说：“曾经与奥运奖牌无缘，被外国人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金牌总数居世界第一。连自行车都造不了的旧中国，发展到今天居然有了全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全世界运载量最大的水道，全世界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拦河坝。历史上曾濒临亡国边缘的中国，现在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改革开放以来，航天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都让世界不敢小视中国。事实一次次证明，一 个民族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充满活力。”

既是著名编剧，又是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王兴东比一般的文化工作者又多了一份深刻的认识和责任感。2012年全国两会上，王兴东和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主席、解放军军乐团音乐总监于海联名提出“为国歌立法”的提案，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五年提出这一提案了。在接受笔者专访时，王兴东再次强调：“没有什么比国歌更能涵盖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精髓了。”

在民族救亡图存之际，中国人发出了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强音，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团结自救的英雄气概。

——王兴东

王兴东说，没有什么比我们中国的国歌更能涵盖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精髓。而谈到国歌，就不能不谈到一个人——黄显声将军。王兴东说：“最近有部电影叫《抵抗！抵抗！》，讲述在九一八事变时，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无论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是中央军全部撤退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中国人要抵抗，那就是黄显声和他带领的沈阳警察。读过小说《红岩》的人或许不知道，小说中的黄以声将军就是黄显声。小说里提到，黄将军因为身份独特，每天有报纸看，他利用这些优势将外边的信息传递给其他狱友，在他的监室中，还悬挂有防身的军刀。就是这位独特的东北军将军，曾经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英勇地反抗过日本的无耻侵略。而黄显声所带领的那支抵抗部队，当时第一次被人们称为‘义勇军’，这个称谓也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源头。”

王兴东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经1949年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来，作为新中国的标志，代表国家主权和尊严，向世界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从《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诞生之日起，84个字的歌词就凝聚成唤醒民众、团结抗战的号角。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将《义勇军进行曲》录制成唱片，向全球传播，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嘹亮战歌。可以说，《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在民族救亡图存之际，中国人发出了时代强音，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团结自救的英雄气概。

为什么要提出“为国歌立法”的提案？王兴东说：“国歌是浓缩的国魂，由于没有为国歌立法，出现使用无序，甚至婚丧嫁娶奏国歌，老人去世放国歌，把国歌当作送葬哀乐而滥用的现象。某些体育赛事获奖升国旗，看不到运动员高唱国歌。公众集会，唱国歌流于程序，缺失高唱国歌的神圣激情。甚至有人亵渎国歌，在短信上篡改为‘起来，没有去炒股的人们……’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国歌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以国歌来引领思潮，启迪信念，铸造品格，是必要的精神动力。”

王兴东说，于海委员曾指挥过中国军乐团演奏过160多个国家的国歌，目睹了各国总统和外交人员对于本国国歌充满崇敬之心，或者把右手捂在胸前，庄严而神圣。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和美国的《星条旗永不落》、法国的《马赛曲》一样，代表着国家神圣的尊严。凡中国公民在外交、体育等重大场合，都应该把国歌唱得准确，唱得豪迈，唱出尊严，抒发反对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的坚定信念，弘扬中华民族开拓前进、自强不息的改革精神。国歌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凝集各族人民的团结之歌、民主之歌、奋斗之歌。“我们要求为国歌立法，就是让国歌作为公民的精神支柱，培育公民品格的必要教材。”

国歌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以国歌来引领思潮，启迪信念，铸造品格，是必要的精神动力。

——王兴东

唱国歌究竟意味着什么？王兴东说，第一，唱国歌不仅是形式，更是表达公民对于国家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日世界，中华儿女依然要保持团结，反对霸权，反对一切想分裂国家的敌人，明确我们神圣的责任。第二，唱国歌不仅是程序，更是对国歌精神的信仰。居安思危，安不忘危，面对金融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就业危机等一切潜在的危险，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常备不懈才能防患未然。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只看到鲜花彩带，歌舞升平，处处都在办节，天天都有发奖，铺张挥霍，自满自足，沉迷欢乐，丢掉了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传统，高枕无忧的民族是不堪一击的民族。国歌是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精神防线。第三，唱国歌不是公民被迫而是自觉高歌。当年抗日战场，这首歌曾鼓舞着一切抗日军队，奋勇杀敌，展示了中华民族前仆后继、团结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当今中国同样需要这样的全民族大团结。第四，唱国歌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体现国家的精神风貌。一位爱国者理所应当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当下一些人价值观扭曲，只讲利益，不讲主义，只讲金钱，不讲良心，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无论是餐桌上出现的“地沟油”，还是官场上冒出的“腐败案”，都背叛了国歌精神。

唱国歌不仅是形式，更是表达公民对国家的责任；不仅是程序，更是对国歌精神的信仰；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体现国家的精神风貌。

——王兴东

王兴东：1951年生于大连，现任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一级电影编剧，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作品：　《白桦林中的哨所》　《飞来的仙鹤》　《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良心》　《法官妈妈》　《生死牛玉儒》　《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等众多影视精品，多次获得过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