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中国,挣扎求存。100年后的今天,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不可阻挡的复兴之势。百年前的知识分子,为图民族自强,抛头颅洒热血;百年后的知识分子,更要肩负起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使命。
出生于1933年的袁运甫,亲身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命运。将临耄耋之年的他,多年来一直主张“大美术”观念,倡导艺术工作者要以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作品,为推动全社会精神文明和审美趣味的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2012年5月11日,“袁运甫水墨画展”暨捐赠仪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袁运甫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5幅代表作,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亲自向他颁发捐赠证书。选择在这里举办个人画展,与袁运甫难解的国家情怀有着必然的联系。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是中华民族经过无数实践后得出的真理性结论。国家、民族如此,文化艺术也应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袁运甫就提出艺术要有“中国气派”,要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呈现出中国特色。
艺术要有“中国气派”,要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呈现出中国特色。
——袁运甫
“许多人总把艺术的个性表现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当然,艺术的个性十分重要,但是,艺术对推动社会文化事业的总体发展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袁运甫看来,公共艺术代表了国家的形象,一定要体现出 中国气派,展露出民族风格。
当今中国的综合实力已进入世界强国之林,走在全球经济的前列,国家形象愈受肯定,文化自信也日渐增强。随着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探索一条文化艺术发展的“中国道路”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因此,袁运甫说:“我之所以多次公开倡导艺术要有‘中国气派’,要凸显民族气质,正是为了因应时代、因应国情。”
艺术家不仅仅是一个画家、一个创作者,他们的艺术才华更应该为整个社会服务。
——袁运甫
打造文化艺术的“中国气派”,需要文艺工作者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修养。袁运甫回忆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艺美术界的一些老前辈提出了“大美术”观念。
“所谓‘大美术’,指的是艺术家要对艺术有一种总体性的胸怀和追求,艺术家不应当仅仅是一个画家、一个创作者,他们的艺术才华要为整个社会服务。”袁运甫认为,艺术家必须具备反映时代精神的能力,要有与广大人民共同分享艺术美感的理想和追求。
“古人说‘有容乃大’。中国的艺术传统丰富多样,对艺术的理解也十分广泛。‘大美术’观念就是要体现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袁运甫对艺术的理解深受他的老师,现代中国装饰艺术奠基人之一、著名画家张光宇的影响。张光宇的艺术实践涉及纯艺术、装饰艺术、实用艺术、表演艺术等多个领域。老师的理念使袁运甫深信,艺术应该落实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强调艺术与时代、与社会、与生活以及与人群的重要关系,把艺术由私人化的追求拓展为全社会共享的资源。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袁运甫深知公共艺术的生命力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
这是个创造性很强的时代,也是个鼓舞创新精神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视野也要有新的广度,艺术发展的格局更要不断更新。
——袁运甫
无论是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壁画《巴山蜀水》,为北京地铁站创作壁画《中国天文史》,还是为世界公园创作壁画《世界之门》,又或为中华世纪坛大厅创作壁画《中华千秋颂》……“中国气派”和“大美术”观念都始终跟随着袁运甫,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基石。
在国家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文化艺术也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袁运甫说:“信息文明、工业文明的力量让地球各部分的关联性更趋紧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雏形,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公民社会的出现对公共艺术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是个创造性很强的时代,也是个鼓舞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袁运甫已近80岁,但他对时代发展的脉搏有十分准确的把握,他认为:“材料的发展,审美意识的提升,还有国际间频繁的文化交流,都在为艺术带来新的启示。所以,我们的艺术视野也要有新的广度,艺术发展的格局更要不断更新。”
“作为文艺工作者要不断进行反思,反思中国艺术与中国历史、社会、现实的真实关系是什么?反思文化的未来形态是什么?这些思考会令我们用全球性的视野来面对当代中国艺术的新问题。”
当中华民族走过百年沧桑后,那些在历史中沉淀的经验和教训,将成为民族文化的优势资源,成为建构文化艺术“中国道路”的有力支撑。
袁运甫:1933年生于江苏南通。画家,教育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壁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装饰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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