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概念分析

钟英法

内容提要：在各种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解读中，存在着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普遍现象：解读所关注的问题大都集中在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而忽视了对科学发展观这一表达式所包含的基本概念的深入分析。科学被当作一个不言而喻的概念加以理解，对科学与科学主义的区分以及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视而不见。只有在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科学概念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在社会实践中自觉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科学；科学主义；科学发展观；价值导向

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引领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出现的各种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大量的解读文本所关注的问题差不多都集中在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而对于“科学发展观”这一表述所包含的基本概念——“科学”和“发展”的含义视而不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想当然地以为“科学”和“发展”都是一些不言自明的概念，根本不值得人们对它们进行阐释。乍一看，已经在日常生活话语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还有谁会认为自己对“科学”和“发展”这些语词感到陌生呢？对于生活在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世界当中的人们来说，科学技术以及通过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的发展似乎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观念，人们安于对“科学”和“发展”概念的这种熟知，对它们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和立场，更确切地说，就连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或多或少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令人遗憾的事情是，正是因为人们对事物采取熟知的、想当然的态度，这常常会妨碍人们对于事物的深入理解和领会。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之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其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这样的知识，既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因而无论怎样说来说去，都不能离开原地而前进一步。”^[1]在解读科学发展观时，通常的情况就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把“科学”和“发展”看作我们已经熟知的东西，以至于轻而易举地就跳过了对这两个最基本概念的考察和探讨。这就启发我们，在全面考察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之前，有必要对这些基本概念的本质性含义加以澄清，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实质，也才能在社会实践生活当中自觉地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而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宣传层面。本文限于篇幅，着重对科学这一概念进行阐述。

一

全面而深入地把握科学这一概念的本质性含义，首先需要加以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科学与科学主义的区分以及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人们通常对科学以及与科学相关的技术抱有一种简单化和单一化的理解，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忽视了科学和技术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的性质差异。人们总是倾向于简单地把科学和技术看作只是人类用以理解和控制自然界的手段，其实这是在对待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上一种极为抽象的和无比空洞的看法，完全撇开了科学和技术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中所具有的差异性，只是着眼于对于科学和技术所具有的共同的抽象的同一性，然而，对事物的具体而深入的把握，则要求人们把目光朝向事物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差异性。正如马克思在讲到“生产一般”时所说的：“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不同部分、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象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了这种差别。”^[2]马克思在这里向我们揭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般”就其自身而言已经不是某种仅仅具有单一规定性的东西，而是在其内部包含着不同的规定性，即使如此，“一般”也不能够用来具体地把握事物特殊的规定性和本质。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马克思的话，就在于我们在分析和思考某一问题时，不能简单地以为把握住了共同点和一般性就达到了对于事物本质的澄清，更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试图揭示事物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差异性。就科学和技术来说，就要求我们从科学和技术自身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中所具有的独特性质进行具体的阐明。

相对于科学和技术在传统社会当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科学和技术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和作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4年出版的《演讲与论文集》之《技术的追问》一文中对技术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他区分出两种类型的技术：一种是传统的“手工技术”，另一种是“现代技术”。传统的“手工技术”主要通过人的体力来推动，从而引导自然力以实现人类的行动目的，不可能对自然界造成灾难性的破坏；“现代技术”则不同，不但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也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和奴役，“现代技术既不仅仅是一种人类行为，根本上也不只是这种人类行为范围内的一个单纯手段。关于技术的单纯工具性的、单纯人类学的规定原则上就失效了；这种规定也不再能——如果它确实已经被认作不充分的规定——由一种仅仅在幕后控制的形而上学的或者宗教的说明来补充。”^[3]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技术条件下对于技术的单纯工具性的理解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怀旧观念罢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巨大成就同时也造就了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破坏性。在传统的手工技术条件下，技术的发明和掌握，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展示自身力量的一种自豪感和使用技术所带来的愉悦；现在则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感受和体验，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人类生活处在对于技术的一种期待和担忧的一种极为矛盾的情感状态之中。一方面，我们期待新技术的出现和运用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崭新的变化，并且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担心技术的使用，尤其是具有重大潜在危险性的技术运用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破坏性。在现代人类的生活中，在运用技术的同时进行全面周密的设计，以实现对技术的控制，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的观念。这当然表现出了人类对于现代技术的一种乐观主义的执著。殊不知，这种观念本身同时也包含着某种对于现代技术的极为悲观主义的色彩，或多或少表达了一种人类在现代技术面前的无能与脆弱，现代技术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已经不再是纯粹工具性的手段了。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68年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强调，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不但已经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成了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4]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正在不断地排除像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这样的实践科学，而用“合理性”、“确定性”和“效率性”取代了诸如“民主”、“自由”、“正义”、“美德”这样基本的人文价值。

在理解和把握科学的本质性含义时，同样重要的是对科学与科学主义两者之间的区分。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仅仅适合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观念和方法简单地搬运到人文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比如，用数学上量化的方法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著的质量；用工科（力学）中的“工程”概念来称呼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如“希望工程”、“形象工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等等，甚至用“螺丝钉”、“工程师”这样的提法来比喻普通人和教师。其实，每个有生命的人都不是一颗被动的、被拧在某个地方的“螺丝钉”。教师也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人类灵魂的导师”，因为工程师面对的是同样的零件，而导师面对的却是具有不同个性的学生。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强调的“因材施教”就是要区别学生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何况，科学主义还蕴含着一种更有害的思想倾向——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即物被主体化了，而人则被物化了。上面提到的把有生命的个人比喻为无生命的“螺丝钉”的做法，就是人被物化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总之，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中，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最后不得不屈服于物的重压下。

二

流行的对于科学的理解，无疑是把自然科学看作科学的典型代表，有的甚至于把两者等同起来。人文社会学科若不是采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式展开自身的研究，似乎就不具备科学性的条件。这种理解虽然是科学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不发达社会状况中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想法。谁不知道只有自然科学及其在技术和生产方面的运用才能直接地给现实的生活带来一种迅速而显著的改变呢？其实，科学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具有高度理论性的活动。科学思考活动关注的主要是对世界的一种整体理解和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只是科学活动的一个方面。科学的整体性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作为整体性的科学活动本身也只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个方面，它根本不能涵盖人类生命活动的全部。

我们都知道，科学就其自身而言是属于西方文化的一个范畴。然而，在西方人们对于科学的理解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在一种单纯自然科学的意义上领会。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其实就是哲学，只是到了近代之后，才分化出专门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

如果我们运用现象学的显现方法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当代中国人思维的自然倾向是从单纯自然科学的含义上，而不是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统一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概念的内涵的。当代中国人谈论“科学性”、“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话题时，他们言说的“科学”无疑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事实上，当今中国高等院校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以及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只在理工科专业中设定院士的做法，都隐含着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资质”的否认。换言之，人们通常是在单纯自然科学的含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科学”这个概念、理解和使用包含“科学”概念的各种表达式的。

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当人们解读科学发展观时，是不是也把其中的“科学”概念的含义理解为单纯的自然科学？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人们之所以用“科学”这个名词来修饰“发展观”，目的正是为了把自然科学所蕴含的合理性和确定性导入到发展理论中。显而易见，把“科学”这个名词作为形容词或修饰词来使用，乃是当今世界的时尚。普通人之所以要这样做，其目的是通过“科学”这个修饰词，把自然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合理性带入到自己的言说中，以确保自己言说的正确性。因为世界上还有哪一种知识会比自然科学的知识更具有合理性和确定性呢？乍看起来，究竟是从单纯自然科学的含义上，而不是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统一的含义上去理解“科学”概念，似乎是无聊的语言游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实际上，这里涉及到的正是科学发展观能否得到正确理解的关键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以人为本”的理念能否在科学发展观中安顿下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以人为本”是一种价值观念，而自然科学是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假如人们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的，那么，“以人为本”这样的价值观念也就很难在这种发展观中安顿下来。所以，主张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统一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决不是无聊的语言游戏，而是正确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前提。

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驳斥那种把自然科学与人的生活（包括人的科学）分离开来的错误观点时，曾经这样写道：“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5]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的科学，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都统一于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工业就是这种统一的根本性标志。这就启示我们，在阐释“科学”概念时，必须把它理解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统一体，而决不应该把它看作单纯的自然科学。也正是在同一部手稿中，马克思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6]假如说，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并试图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合理地改造自然，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现实，并试图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批判并改造传统社会，以追求更为合理的社会形式，从而实现自己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不可分离的，因为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可能去认识自然并对它进行改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指出：“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所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7]显然，马克思之所以把人称为“社会的存在物”，因为正是社会性构成了人存在的本质特征。虽然自然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现象，但他们始终是作为社会的存在物而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的，不但他们的研究资料、研究手段和表达方式（语言）都是社会性的，而且他们的研究动机、研究过程及对研究成果的解释也都会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

任何自然科学的研究要想回避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都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告诉我们：“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8]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以背景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澄明思想提供前提和价值导向的。脱离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会陷入迷途。当代自然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课题，如人体克隆、试管婴儿、遗传工程、器官移植、转基因食品、电脑网络、航天技术、核能的运用，等等，无不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和伦理学为它们澄清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

（钟英法：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博士）

【注释】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2]孔祥利、林乐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0页。

[3]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页。

[4]哈贝马斯著，李黎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