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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机制的有机构成

时间:2023-12-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机制的尝试性研究,旨在为探索我国新时期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提供一种向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机制由思想机制、认识机制、文化机制和实践机制这四个要素机制所啮合的有机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十分重视对社会情况的实地调查。

陈安丽

内容提要: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一创新理论,是与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的思想机制、认识机制、文化机制和实践机制所构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机制的有机啮合、有序运作而产生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机制的尝试性研究,旨在为探索我国新时期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提供一种向度。

关键词:创新机制;思想机制;认识机制;文化机制;实践机制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innovation),就是将新的观念和理论诉诸实践,创造出与现存事物不同的新东西,从而改善现状的一种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机制(mechanism)意为组成事物的各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像机器似的运作的一个系统或一种结构。换言之,就是能够产生一种效果或达到一个目的的运行模式或运行过程。据此而论,创新机制就是指构成创新这一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各要素,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融摄,有机啮合、有序运作,从而创造出与现存事物不同的新东西的一个运行过程或一个运行系统或一种运行模式。它具有有序性、动态性和整体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中国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而相结合的过程,运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创新机制的运行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机制由思想机制、认识机制、文化机制和实践机制这四个要素机制所啮合的有机构成。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的思想机制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也是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出发点和根本点,而且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根本点。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的根本前提

第一,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实践出发。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书本出发或从愿望、想象出发。他所说的“实际”与“客观实践”、“具体实践”是同义的。毛泽东在论述出发点时,直接地说:“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1]他的“从实际出发”的“实际”从三个层面上寓意于实践:一是作为实践的出发点的实际,二是作为实践的客观结果的实际,三是作为实践的客观过程的实际。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实际”是由实践的客观出发点、实践的客观过程、实践的客观结果这三个因素组成的,而实践的客观结果又成为新的实践的客观出发点,如此构成实践的循环往复的统一过程。

第二,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而了解具体国情,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十分重视对社会情况的实地调查。他明确提出: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2]他力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正确的斗争策略的产生,“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3]1941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总之,经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力倡和笃行,“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促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二)理论联系实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

第一,必须善于把握和运用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有方法论指导意义或直接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反复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是共产党人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4]

第二,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认真开展对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问题的调查和研究。而了解认识中国实际的正确而有效的途径,就是毛泽东倡导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说:“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5]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必须是获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性认识,从而切实解决中国革命在各方面的问题,并上升为新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6]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唯一正确方式。毛泽东把这一方式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7]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中,在一般具体化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产生了新的理论。

(三)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的验证条件

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从真理的本性来看,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范畴。要判断主观与客观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既不能在纯粹的主观意识范围内解决,也不能在纯粹的客观事物范围内解决。从实践的特点来看,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活动。“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8]实践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只有实践才能满足真理本性的客观要求,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强调:“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为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9]1963年11月,他在修改一篇文章时,亲笔加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0]这样一句话,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最明确的表述。

第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实践标准的这种既确定又不确定,决定了一定的历史的实践,对于真理的检验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历史无止境地向前发展,实践无止境地变化发展,不断地突破着实践检验的历史局限性,突破着实践检验的不确定性而使实践最终一定能够确定无疑地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正是在这么一种永无止境的认识运动过程中,人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11]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这三层含义,既环环相扣、逐次递进,又有机啮合、有序运作,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的思想机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的认识机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其实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加以了延伸和展开后,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系统的科学解答,而这解答则是以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为前提的。

(一)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认识

首先,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其次,中国的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支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压迫和剥削都是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进行的。因此,地主阶级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

再次,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势力的基础上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依靠政治特权而形成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大的买办。

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毛泽东作了全面扼要的概括:“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12]

(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力量的认识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中国无产阶级自身的优点和特点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在革命斗争中他们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彻底;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分布集中,便于组织,而且有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他们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最有觉悟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他们与农民的这种天然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亲密联盟。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13]

其次,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中共四大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重申无产阶级应在斗争中取得领导权。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总结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强调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泽东重申:“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14]坚持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再次,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15]

(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力的认识

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无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其终究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16]但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力量有限,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首先,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和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广大的农民既是帝国主义最大的掠夺对象,也是封建地主阶级最直接的压榨对象。因此,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从而成为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和主力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7]

其次,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

再次,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者。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上,有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刻烙印,因而其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后面,成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者。

(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认识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他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不仅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而且还对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民主革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意所在:具有新的时代特点,有新的阶级的领导,有新的科学理论的指导,有新的前途。其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民主革命发生质变、实现阶段性转变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的社会性质亦即中国的国情,还规定并制约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导致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从政治上看,一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不平衡,二是敌我力量分布的不平衡,三是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不平衡。从经济上看,在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广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中国城市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农村却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存在。毛泽东认为,正是这一基本国情,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制约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据此,他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综上所述,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领导力量、动力、性质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认定,都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特点,那就是不离开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把握,敢于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产生新的认识、得出新的结论。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的文化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具有宽广的文化视野,善于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也是毛泽东能够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眼光,又汲取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同样是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弘扬。

(一)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眼光

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世界性的产物,因而它必然具有世界眼光。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眼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观察中国、观察世界,既立足中国国情,又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中,立体地、多维地、系统地考察中国革命,并据此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作出科学判断。

在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对照、相映衬、相联系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8]而且,毛泽东还特别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又是处在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19]亦即“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20]据此,他得出结论: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二)汲取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

第一,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历史演进的延续性和文化发展的传承性出发,充分肯定了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价值,阐明了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他说,我们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中有许多珍贵品,今天的文化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1]

首先是对待古代封建主义文化的态度。毛泽东提出区分传统文化的优劣要以“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22]为标准,对待传统文化要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理性地批判,辩证地扬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挈其瑰宝,绝其淄磷”。毛泽东还指出,继承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

其次是对待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态度。毛泽东认为,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的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民权主义主张的民权自由,民生主义主张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都是正确的,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基本上相同,因而号召“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23]他指出吸纳了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合理因素的新民主主义“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而且将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得更加完整”。[24]

第二,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首先,毛泽东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毛泽东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25]

其次,毛泽东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与旧文化进行生死斗争,打倒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才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文化。

最后,毛泽东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他指出:“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26]“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7]

第三,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内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是毛泽东。1938年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是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具体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就是通过“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28]这么一种方法汲取的。

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就是要吸取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既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理论来源,又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资源,在古与今、中与外、东与西的冲撞交汇与渗透融合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从而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的实践机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深深植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沃土而结出的理论硕果。

(一)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两化”错误倾向作斗争,并在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这就意味着“总结实践经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理论形态形成和成熟都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怎样分析农村经济》等科学论著,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要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基本形成了一条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其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论党》《论统一战线》《论解放区战场》等科学论著,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架构,并使这一架构更趋充实、完整。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南。

(二)在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始终贯之以实践批判、理论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彻底唯物辩证的精神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盛行,使中国革命蒙受巨大损失。针对教条主义者造成的严重危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29]他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30]毛泽东还在农村中建党、建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与教条主义者展开激烈的斗争,强调: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多项重大的任务;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公开的批判。他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1]

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主观主义展开了系统的理论批判。毛泽东说,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32]他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彻底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33]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路线的高度继续深化对主观主义的理论批判。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科学概括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明确提出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就是“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34]

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毛泽东用通俗的比喻说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35]实践批判、理论批判与自我批判构成了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和功能互补的有机统一体。理论批判以实践批判为内容,实践批判以理论批判为指导。实践批判与理论批判又以自我批判为基点。

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运用,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性,正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新的实践机制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

(陈安丽: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0页(注487)。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1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页。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3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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