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再造”与“溯源开新”

黎　康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具体实际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根据与直接动力，而赓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基础与文化底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借言赋义”（概念层面）、“耦合再造”（思维层面）和“溯源开新”（价值层面）的方式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从自发到自觉），更是一个创造过程（在实践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创新）。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髓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方式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生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激荡、碰撞乃至结合，其间既产生过极其丰硕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有极其深刻的理论思维教训，需要学术界对此作出认真反思和总结。在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起作用及所处地位之时，人们往往容易陷入某种极端与片面之中：或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看作是向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复归”（即所谓“儒学化”）^[2]；或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取代”（即所谓“断裂化”）^[3]。中国内地学界的多数学者大都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并对其消极影响也给予了一定关注。^[4]总体来说，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还是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有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更为地域化的湖湘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相对比较集中，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一定的研究范式和进路。^[5]但更多的研究或是停留于宏观的、纵向的“史”的描述性的论述，或是满足于两者之间的简单“比附”，而缺乏更加细致的基于哲学层面的理论化阐述与横向的“论”的总结。可以这样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句话在一些研究者的论文中频频出现，让人“耳熟能详”，但论及两者之间究竟是如何实现具体结合的，则往往是“语焉不详”。因此，笔者试图在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下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看成是一个基于结合主体所构成的复杂生成系统（主要包括“结合路径”、“结合方式”、“结合条件”、“结合原则”等主要环节，涉及“历史语境”、“内在根据”、“实践基础”、“承担主体”、“逻辑主题”等基本要素）。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重点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方式”上提出自己的论点：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借言赋义”（概念层面）、“耦合再造”（思维层面）和“溯源开新”（价值层面）这三种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实现“具体化”、“民族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过程。此中，中国的具体实际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根据与直接动力，而赓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基础与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一方面可以通过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具体而实际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积淀的具有普适性的积极因素，进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开辟广阔前景。可以说，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之间的水乳交融，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完成和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的传播、生根、发芽和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高度自觉性和在实践中的无穷创造力。因此，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方式，对于把握生动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总结丰富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之一，所谓“借言赋意”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标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乃至简单命题）的本真词义（古义）加以借用，并依据时代主题的转换而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使之在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与形式的同时也富有时代的气息。应当说，“借言赋意”作为概念层面的结合方式，它不是毫无根据的硬搬、模仿和曲解（正如毛泽东所告诫的那样，“继承和借鉴绝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6]），而是在独特历史情境下所进行的崭新创造（从“因袭”到“会通”再到“超越”）。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范例便是中国的杰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分别对“实事求是”、“小康社会”和“与时俱进”这三个传统概念所自觉进行的创造性理解和阐释，其不仅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品质和实践品格，而且也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语言与风格，并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传统与时代对接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和文化转换。

“实事求是”一词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其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之语。唐代史学大师颜师古把“实事求是”释意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其意就是：务必取得事实根据，逐一探求真实的结论。这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从整个中国古典传统的经典解释来看，“实事求是”仅是对严谨治学学风的概括，而非一个哲学命题。然而，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一文，则对“实事求是”做出了一个全新的辨析与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的向导。”^[7]谙熟中国古代典籍并深受崇尚“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浸染，同时又正值理论思维与理论创新最活跃时期的毛泽东^[8]，正是借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9]，并赋予它崭新的时代内涵（使之由学风提升为思想路线），从而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精确概括。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0]“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弘扬与再生，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环节的正确把握和高度理论自觉。

作为一个独具中华民族自身特色的传统概念，“小康”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大雅·民劳》，其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这里所谓“小康”有“安养”、“休息”之意。从春秋战国至汉唐以降，人们对于“小康”的认识与理解开始逐渐由模糊泛化转变为明朗而具体：即外无边患之祸，内无动荡之忧；官吏清正廉洁，人民心情舒畅；民间贫富均衡无豪强，朝中畅所欲言有直臣。大致而言，古人所指称的“小康”包括衣、食、住、行等几项基本指标。当然，和平的环境、安定的社会、清廉的官吏以及言论的畅达、心情的愉悦等也是小康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小康”是一个充满传统文化色彩（农业文明）的历史范畴，尽管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无法找到，但其经由邓小平的“注解”与“诠释”而完成了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1979年12月6日）首次对“小康”概念作了富有时代内涵的全新阐释。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1]后来，在同样是会见来自邻国日本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时（1984年3月25日）他又将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称之为“小康社会”^[12]。“小康社会”因邓小平的阐发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代名词。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小康”已不仅仅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个合乎中国人表述习惯的简单而通俗的描述，而且成为邓小平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显示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概念，其集中反映了我们党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特质。作为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小康社会”理论已经成为一个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理想图式和现实指向的实践纲领。

“与时俱进”一词源自《易经》，其中有“损益盈虚，与时偕行”^[13]，“终日乾乾，与时偕行”^[14]，以及“凡益之道，与时偕行”^[15]等句，强调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这可以说是中古之人通过观察宇宙的运动变化而得出的结论。这一思想，在古代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等各家各派的许多著作中时有出现，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都贯彻着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含意。可以说，“与时俱进”的思想是儒、道、法等各家各派的共同主张，它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及至中国近现代，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和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曾先后使用过“与时俱进”^[16]。在进入21世纪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之际，江泽民重提“与时俱进”并赋予其全新的含义。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说：“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闭目塞听，坐井观天，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会落后。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运用当代最新知识丰富自己，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对“与时俱进”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阐述，他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17]也就是说，与时俱进就在于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开拓进取，在大胆探索中继承发展，“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8]。与时俱进的关键在于理论创新。虽然江泽民所提出和倡导的“与时俱进”一词同传统表述同属一源、词义相近，但这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改造和升华。作为一个以时代特征为基础的动态概念，“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批判性与开放性理论品质的新表述、新概括和新体现。

任何一个概念（范畴乃至命题）其作为理论思维长期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具有超越某个思想体系、知识体系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参与和承载不同思想体系、知识体系的介入性，这一特性决定了它很容易地被用于体系的建构与理论的创立，并能够顺利地担当起基础性的“民族形式”的转承与接续。事实上，“实事求是”、“小康社会”和“与时俱进”作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独特内涵的词语与元素，其经由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新的理论解读与实践诠释（一种在具体而生动的沟通氛围下的崭新创造）之后，已经成为参与构造中国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与有机因子。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范畴（或典故）进行借用、引申和扬弃，从而得以以通俗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理论（具有普遍与特殊的双重性质），这不仅仅表现为表述方法上的改变，而且体现为实践方式上的有效跃迁。

二

体现着人类思维本性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在哲学形态与精神气质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与融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而深入传播且中国人对此又容易接受的基本前提和内在根基。当然，中国社会的变迁及由此伴生而来的理论需求，更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层面的结合方式，所谓“耦合再造”也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内涵相耦合（内在的亲和与协同）的民族的深层的文化心理、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进行改造，克服其因历史的和地域的局限所带来的直观性与朴素性，在保留民族特性的同时又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科学性。较之“借言赋意”而言，“耦合再造”无疑是更深层面的结合方式（思维层面）。这方面的成果突出体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矛盾”观（“辩证思维”）与“知行”观（“实践理性”）的改造之上，而这样的改造不仅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而且这种改造对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和生活世界也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国哲学有着历史极为悠久绵长、内容异常丰富生动的辩证思维的传统。从“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相反相成”和“反者道之动”（老子），到万物“皆各有耦”、“耦之中又有偶”（王安石）、“一物两体”、“动非自外”（张载）和“荣枯代谢而弥见其新”（王夫之），可以说，这些自先秦起就绵延不绝的古代思想都是对“辩证法”的深刻理解与精彩表述，它们涉及自然演进、社会发展和人生修养等有关历史进程的诸多领域。应当说，中国传统哲学矛盾观所凝结的哲思与练达，为中国人接受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观（“对立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辩证法具有明显的循环论、平衡论和调和论的色彩与取向，对此，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熏陶的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之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由此构建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精髓、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为基础的辩证法思想体系，这样就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了更富于进取性的文化气质与思维模式。在毛泽东的不朽哲学著作《矛盾论》中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答案。毫无疑问，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革命性阐释（如强调“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19]）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20]，从而为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延续、光大与再生提供了完美典范和思想启迪。也正是基于这种辩证思维所赋予的睿智与洞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以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气势与胆识，有效地认清和把握了世情、国情和党情所发生的重大而复杂的变化，从而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中国形态的辩证法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与建构。

自《尚书·说命中》提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哲学命题之后，知行关系问题就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聚讼千年的哲学论题。在中国传统儒家知行观中，“知”主要是指人的道德知觉，而“行”则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实践，“知”与“行”的关系是彼此分离的，朱熹所提出来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和知行互发”的知行观就是此类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行观。而才高学邃、文武兼备的明朝思想家王阳明则明确反对前儒将知与行截然分离的主张，为此而首倡了“知行合一”说，这一学说的突出特点是充满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只局限于道德践履的范围之内，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突出强调了“实践”的地位，并以超越自我、变革社会和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己任。毛泽东以清朗朴实的文风所阐发和创立的“实践论”（即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合一论”^[21]），其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不仅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具体总结，同时也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行关系问题争论的批判总结。毛泽东在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时就特地加了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行的关系”，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实践论》和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中国传统的知行观经由毛泽东朴素而深刻的创造性阐释，完成了从“道德践履”向“社会实践”（“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的飞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正是因为始终高扬了“实践”的旗帜，并在广度和深度上对“实践”的内涵作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从而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能够排除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而继续前进在正确的航向上。

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世界”而不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工具，自其问世之日起就鲜明地透射出批判、反思、开放的实践品格与理论禀赋。马克思主义完全符合并满足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当代转换的内在要求，正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完成了对作为中国文化特质和元素的传统“矛盾”观和“知行”观的根本性改造。这一改造和变革对20世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践方式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不仅使中国人民获得了观察国家命运和解决自身问题的思维工具和思想武器，而且有效地克服了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弱势境遇所滋生蔓延开来的对本土文化的信心缺失，由此不仅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而且开启了“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22]的崭新时代。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中，并进而转化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与文化气质之中，也使中华文化向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先进性和开放性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和根本。然而，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思想武器还必须对其进行民族化的阐释，而此中自然就包括了民族文化与价值的复兴与重建。而所谓“溯源开新”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独特而又具有潜在普适性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层发掘（在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价值体系中，最深层的、具有永久价值的是民族精神^[23]），并在结合对时代中心问题作出积极应答（“以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和自己的实践”^[24]）的过程中，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内在本性，又体现中国价值的具有时代特色和世界意义（即超越民族性的限制）的新理念和新范式。较之“借言赋意”、“耦合再造”而言，“溯源开新”属于价值层面的结合方式。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自强不息”、“民为邦本”、“和而不同”等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的重新整合与阐扬上。

古经《周易》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展示中华先民智慧的著作，而被后世视为为中华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就出自这部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古奥典籍。《周易》之中最为核心的逻辑起点便是“乾坤”两卦：乾卦主要取象于天，其核心观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意即为，相应于天（即自然）刚强劲健的运动，君子应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坤卦主要取象于地，其核心观念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意即谓，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宽以待人，容载万物。《易经》中的这两句话不仅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同时也成为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血脉与源头活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深深地融入华夏子孙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主基调。可以说，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沧桑变化和兴衰考验，而一直能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并保持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是同葆有这种民族精神与性格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正是由于秉赋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性格，毛泽东才能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提出“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25]这一原则。也就是说，作为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的“独立自主”，其真正的源头就来自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26]显而易见，“独立自主”这一价值原则经由毛泽东所进行的全新的改造和浇铸，已然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立党、立国的基本原则。^[27]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石，“民为邦本”的思想最早可溯源于殷周之际，《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审视赓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确实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民本”思想。从盘庚的“重民”到周公的“保民”再到孔子的“爱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君舟民水”再到汉唐以来主张的“民为邦本”，“民本”思想可谓绵延不绝。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的“民为邦本”思想有两个基本的倾向：其一是表现为以封建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他们视民众为政权的基础（为封建国家提供赋税徭役），故而要“保民而王”；其二是表现为进步的思想家往往利用“民为邦本”的口号来针砭时弊，以劝诫统治者要轻徭薄赋、与民生息，有时甚至以此来作为反对暴君苛政的一种斗争策略。不过，虽然“民为邦本”的思想表征出对“恶”的政治的否定和对“善”的政治的期许，但“民”的价值和作用仍然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明显的工具性标记。事实上，只有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价值导向的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唤醒了人民群众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毛泽东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中国传统的“民为邦本”思想进行了批判地继承（吸取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为政者应体恤民情的合理因素，不再把“利民”当作一种手段），把这一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为最高标准”^[28]。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前后相继所阐释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虽然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民本思想的合理成分，但它并不是古代民本思想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同时，于革命实践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并运用它来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从而形成的，因而它是历史、现状与理论的有机统一，其昭示出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相一致的，归根结底正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与愿望决定着一切历史活动的成败与兴衰。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国语·郑语》最早对“和而不同”作了如下阐释：“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众多的成分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如果仅仅只有一种成分，便不可能产生新事物，这就是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基本意思。可以说，只有在“不同”（“多样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和”（“合并”、“融合”、“平衡”、“团结”、“和谐”）才是丰富的和具有生命活力的，才能产生新事物；相反，如果一味地追求“同一”（“单一性”），则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和持久，反而会使事物走向衰竭。透视和剖析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的“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其中至少包含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则：其一，自立原则，即任何事物只有固守自己的独特个性，才能得以自立；其二，差异原则，即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这是事物存在的常态；其三，互尊原则，即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其合理性，对此必须加以尊重；其四，和谐原则，即事物之间可以相异相成（甚至相反相成）而并行不悖，应尽量避免彼此的冲突与对抗。可以说，中国古代贤哲们所力倡的“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是理性的、文明的和开放的。作为中国文化薪火相传、前后相继的精神传统，这一古老的观念始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处世准则和价值目标（文化整合中的工具价值和文化认同中的精神价值）。事实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凭着“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理论（毛泽东）、“和平共处”原则（周恩来）、“一国两制”构想（邓小平）、“世界文明多样性”思想（江泽民）和“建设和谐世界”理念（胡锦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内政和外交上对“和而不同”内在价值的把握和弘扬、运用和发展。而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所提出的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更是闪烁着中国传统智慧的光芒。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确实包含着诸如“自强不息”、“民为邦本”、“和而不同”（还有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理一分殊”等）这样可以重新发掘和阐扬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价值理念（蕴含着共生意义上的普遍性价值），它们不会因为历史的变迁而失去其意义，反而会历久弥新。那些被尘封和遮蔽但却蕴含着无穷生命力的内在价值，会通过重建而又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它们能够超越民族的、地域的局限，而具有对整个人类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的价值与意义（实现了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能够成为使极具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形态的重要的本土资源，由此能够引导、整合和生长出既与历史进步方向一致，又与民族发展要求相符的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质的价值理念与价值范式；它们能够体现在中国人现世的生活与思想进程中，并进而内化为人们的本质需要与自觉追求，进而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被赋予新的内容、生机与活力。

综观而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本土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存在，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极。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断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进程，而此中最为关键的当然就在于理论上的自觉与实践中的创造。^[29]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方式，无论是借言赋义（概念层面），还是耦合再造（思维层面），或是溯源开新（价值层面），首先必须立足当下的实践，即通过关照现实以吸收来自实践的哲学智慧。如果离开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一时代主题和现实根基而去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显然是不可能得出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成果的。当然，作为担当“结合”主体的实践者还必须具有理论上的高度自觉，即具备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因而只有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才能担负得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任。同时，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但不排斥对传统文化中优秀遗产的积极吸收，相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为中国人所普遍认同和自觉接受。当然，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具有惰性的保守力量，因此，必须要注意克服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中某些消极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一个历史过程，更是一个创造过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30]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创新）。因此，在立足实践、具备学养的前提下，还必须把握飞跃的时机。由于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环境和实践特点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表现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多层次深化与多方位展开的历史特点，因此，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努力把握飞跃的时机，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的新阐释，从而使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形态和广泛的世界意义。

（黎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注释】

[1]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8）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制研究”（编号：08ZX01）的阶段性成果。

[2]如西方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儒家传统思想的“延续”与“复归”。国内学者李泽厚在其论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封建化”，其结果充其量也只能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

[3]如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张君劢及现代新儒家第二代唐君毅、牟宗山等人就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割绝了中国文化的统绪，因而不能代表中国的“慧命”。西方学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认为，儒家传统在中国已失去真正价值，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美籍学者余英时也认为，“儒学死亡之后已经成为一个游魂”。为此，“大陆新儒家”如蒋庆等人就主张“儒化中国”，即用儒学来替代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较而言，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杜维明、刘述先等则强调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对话。

[4]如方克立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1期）。许全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应理解为：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以有利于对实践的指导，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主张通过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主体修养论、时间论和直觉论等进行梳理、总结和概括，以此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他也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应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文献》，2009年第3期）。陈卫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其理论建构来讲，在本质上是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讲又接着中国传统讲这两者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变革、融合、制约”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两个接着讲和三个环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考》，《理论视野》，2008年第12期）。何萍、李维武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结合点，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深入，其结合点会发生转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允熠认为，只有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放在深厚的中国优秀文化的根基和积淀上来营造其思想真谛，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潮中体现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本位文化的真正价值（《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学术界》，2004年第5期）。郭沂认为，中国现阶段基本价值体系应包含国家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体价值（即经过改革的儒学和传统主体宗教），两者相辅相成（《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体价值相辅相成——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再思考》，《哲学动态》，2007年第3期）。另外，美籍学者田辰山（Chenshan Tian)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结构差异”前提下的“构和性”，并试图揭示中国传统的“通变”思想是如何体现在辩证法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成为被中国人所广泛接受的思维模式（《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国内学者如汪澍白、毕剑横、许全兴、彭大成、王兴国等，以及国外学者如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等，他们的相关研究可作为主要代表。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8]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高峰期，如果说研究中国之现实成为毛泽东解决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成为毛泽东进行理论思维和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文化滋养。正如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335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12]饶有趣味的是，邓小平在谈论“小康”这一概念时，所言说的对象大致以“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领导人（如日本、新加坡等国）居多，这或许可能是在语境上更便于理解与沟通吧。

[13]《损卦·彖辞》。

[14]《乾卦·文言》。

[15]《益卦·彖辞》。

[16]李大钊于1917年10月10日致《太平洋》杂志记者的短札《此日》里也使用了这一词。文曰：“……即以次未来这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连缀，永续无穷。”

[1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8]《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

[19]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

[20]胡绳先生就曾精辟地指出，在毛泽东思想创立过程中，毛泽东是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典范。参见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6日；又见《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23]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一个民族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及其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集中体现着民族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

[24]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26]参见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新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27]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抵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上的错误，之所以能够打破帝国主义和大国主义对新中国的侵略、干涉和封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最主要的是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29]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个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人类的每一代都会面对而且要“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其中当然包括了传统文化），但这种利用一方面是“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继承与发扬传统），而另一方面这种“继续”又是“在完全改变了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必须致力于创新，这是一种文化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所在。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