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与党的执政地位研究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内容提要：无论是在革命环境中还是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我们党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所发生的新变化，作为一个领导十几亿人口奔向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只有站在新的历史基点上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实践诠释，不断创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强化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

关键词：新形势；群众路线；执政党；执政地位

长期执政是世界上所有执政党的政治意愿和共同追求，同时也是世界上许多政党正在致力研究和谋求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对于一个政党而言，能否获得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一政党的主观意愿，而取决于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此间需要经历政党在本阶级、阶层人民支持下通过不懈奋斗获取政权进而巩固政权的复杂过程。应当说，在政党所有执政资源中，群众基础是最本质、最核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所以，对于任何政党来说，能不能始终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构成了其能否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条件，这可以说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于我们党而言，无论是在革命环境中还是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2]如何有效地防范潜在危险，更好地发挥政治优势，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关键问题和长期任务。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的改变，客观上又向我们党提出了如何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这种新的变化，作为一个领导十几亿人口奔向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新的历史基点上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实践诠释，不断创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此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强化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

一、人心向背是决定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领导人民群众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推翻旧制度以建立新制度而取得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在实践中的选择。在新的政权建立之后，我们党又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行使执政权力的。可以说，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是我们党执政的强大资源，是我们党的胜利之本。从我们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来看，尽管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十分坚固，但这并不意味着党执政的这种资源是无条件、一成不变的。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这一执政资源既有可能不断增加和巩固，同时也存在着局部变化甚至散失的可能与危险。如“文化大革命”灾难性曲折的发生，就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极大损害，由此使党的执政资源遭到一定流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通过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人民群众普遍获得了实惠。应当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党的执政基础得到了进一步恢复并得以巩固。然而，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必然会进一步凸显，由此对执政党的认同度也必然会有所差别。由于在舒适安定的和平环境中，党掌握了革命战争年代所无法比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因此党群之间的关系对党的生存而言，其重要性在表面上似乎已不像战争时期那样直接和紧迫。正是因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大大减弱，致使有些人（尤其是某些党员干部）错误地认为只有过去干革命才依靠群众冲锋陷阵，今天搞建设就得依靠精英和资本……也正是由于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发生了变化乃至扭曲，所以最终导致了他们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背离。所以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某些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降低，作为执政基础的道德感召力也逐渐减弱。特别是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已经到了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程度。^[4]腐败现象在各个领域的滋生蔓延，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使党的形象和威望受到极大损害，由此导致党的执政基础有弱化的趋势。^[5]如果一个执政党一旦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其执政能力得不到群众的认可支持，则意味着这个政党必然失去一切执政资源，进而退出历史舞台。应当说，我们党从取得政权开始执政那天起，就没有躺在曾经的功劳簿上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也没有固守传统的执政资源而裹足不前，而是以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不断整合和重塑党执政的合法性^[6]资源，有效解决着如何依靠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这应当说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从世界范围内政党制度运作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个执政党地位的丧失通常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竞选失败；二是被外国颠覆；三是国内发生政变；四是因执政危机而自行倒台。在这四种类型之中，比较普遍和常见的是第一种。第二种类型可分为直接颠覆和间接颠覆两种情况。直接颠覆的情况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但外国插手干涉他国并扶植不同政见势力上台的间接颠覆，其发生率仍较高。第三种类型包括本国自身政派之争而演化成政变（一般为军事政变），这比较集中在拉美、非洲和西亚地区发生。第四种类型如内阁集体辞职，这在世界政坛也常有发生。^[7]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与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而不能完全用一般的政党运作现象来套用党的执政行为。但既然作为政党组织，则必然受到某些共通规律的限制与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它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矛盾冲突不断的世界现实、困难灾害频发的国内现状，使我们党始终处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各种社会势力和利益群体、多样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的影响、冲击和挑战的环境之中。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着作为一个执政党如何稳固执政地位的严峻考验。然而，正如江泽民曾经指出的那样：“敌对势力从外部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真正可怕的是脱离群众，自己毁了自己。”^[8]其实，早在党执政之初，邓小平、陈云等就指出了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由于党掌握了执政资源之后，在主观上确实容易产生利用执政权力谋求个人私利的危险，而且执政时间越长，这种危险系数就越大，越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应当看到，脱离群众这一“最大的危险”至少在现实中的局部范围内或者说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已经发生。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众多群体性事件，其固然有体制转轨、结构转型、利益调整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但也与干群关系发生重大改变有关，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深刻指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9]从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群众路线重要性的阐述中，我们完全能够体味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忧患意识、长远历史眼光和深邃的战略思维。

执政危机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基础瓦解、社会认同丧失的问题。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因为什么具体原因造成执政危机而发生政权更迭，从其外在表现和形式上看，都是由于执政党（或执政集团）产生执政过错而引发社会共同体危机和民心的混乱乃至丧失，最终导致政权垮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特别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亡政息的惨痛教训表明：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仔细分析一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过程，就不难发现，这种悲剧之所以发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背离了“群众路线”。其实，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曾指出：“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10]1990年，前苏联的《西伯利亚报》曾开展过一次民意调查，在回答“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这一提问时，回答代表苏共全体党员的占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均为2%，而回答苏共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回答苏共代表除此之外“其他集团”的占13%。^[11]可见，丧失了民众信任和支持的苏共最终也被人民抛弃，这完全是出于历史的必然。这些政党兴衰存亡的实践一再证明，一个政党执政的时间越长，一方面意味着党越有条件更好地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但另一方面也同样存在着党脱离群众、疏远群众的倾向与危险。江泽民在总结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存亡规律时曾这样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12]这一结论的得出，对于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应当说极具深刻的警示意义。毫无疑问，我们党只有始终如一地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拥护。新时期我们党必须汲取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政权的深刻教训，十分重视群众路线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作用。只有群众基础坚如磐石，党的执政地位才有根本保证。

二、新形势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一个执政党而言，执政环境是其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总和，这是一个由国际和国内诸多要素构成的综合有机体。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执政党所处的执政环境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准确判断和全面把握党所处的执政形势与执政环境，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性前提。从大的更为广阔的历史发展视角来看，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来看，“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3]。从党的具体执政环境来看，我们党的执政仍然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挑战。就国际格局而言，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单极和多极斗争激烈。全球化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各个国家的发展范式与发展路径，改变着传统的政治生活形态和传统的政治治理模式。我们仍然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压力，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就国内格局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社会两极分化，等等），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正面临着来自经济绩效、政治民主、意识形态、社会和谐、党群关系等多方面的严峻考验。而从党的自身状况来看，党内依然存在着一些影响执政能力和执政成效的问题，党还存在着思想观念和执政理念、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等方面与实际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很明显，新的执政环境对如何有效而不是徒有其表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正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14]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要求，这是为应对挑战作出正确战略抉择的根本保证。

应当说，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改革攻坚期和战略机遇期，这不但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要阶段，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好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关键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15]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但各种利益矛盾也表现出来。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10年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的那样：“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人民内部各种具体利益矛盾难以避免地会经常地大量地表现出来。”^[16]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17]所有这些变化充分表明，当前我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于党的执政地位而言，不仅经济全球化给党的执政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18]也给党的执政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因此，在这样一个大变化、大变革和大挑战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已经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和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也必然发生重大的改变，对此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和有效把握。

走群众路线，最终还是要通过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才能最终得到落实。由于新时期干群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所以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也面临着以下的新情况和新特点：（1）主体多元。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管理体制、经济成分、经营方式的变化和发展，造就了新时期多元化的群众主体。^[19]这一构成多元的群众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价值观念诉求的不断分化和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会相应地生发出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一情况的出现，远比计划经济时代党直接作为某一两个主体阶级的先进代表去处置矛盾，显然要困难和复杂得多，由此给执政党和政府在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实践中具体如何定位“群众”和坚持群众路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巨大的挑战。（2）目标繁复。过去的群众工作，主要是围绕政治问题而展开，当然其中也会涉及其他问题，但政治利益始终是居于中心地位的。然而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则主要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经济利益居于中心地位，但同时也还涉及群众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益。因此，这就使人民群众在政治、思想、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相互交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更为复杂，需要调整的关系和解决的问题更为复杂和综合。（3）隔阂加深。干群之间原本应该是鱼水关系，彼此之间应该是思想一致、感情融洽。但由于一些干部的腐败奢靡以及基层党组织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出现的偏差，这些问题的不时发生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朴实情感，引起了群众的误解和不信任。特别是一些群众因经济生活贫困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产生抵触情绪，也有群众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导致心理失衡，使新时期有的地方的干群关系之间的矛盾有扩大趋势，甚至成为社会冲突、事变的导火索。这无疑加大了群众工作的难度。（4）共识滞后。阶层分化使形成社会共识带来困难，这样的结果使得在各种思潮互相激荡下的社会思想信仰、文化取向、道德伦理、生活方式、价值准则呈现出多元化甚至去主流化趋势。在难以形成社会共识的情况下，以何种共通性较强的核心价值观来团结公众、振奋人心和凝聚力量，就成为至今亦未曾破解的崭新而复杂的课题。显而易见，如果不能在实践中解答好这个课题，贯彻群众路线和做群众工作的实效性就一定会遭遇到困难和挑战。（5）规范失效。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也在加速推进，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有了显著的增强。但在一些群众懂得用党的方针、政策致富和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有一些群众不习惯也不愿用法律和道德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往往以非理性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无形之中也给党的群众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阻力。（6）处置粗放。由于群众工作涉及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因而这是一门极其高超的艺术。作为我们党的制胜法宝，其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群众工作的好机制、好方法还没有被许多领导干部所掌握，部分同志至今继续沿用过去机械、粗暴的工作态度和简单、单一的工作方法，未能充分认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依然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甚至出现过激行为，这不仅不利于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激起新的事端和形成新的对抗。总之，上述这些新情况和新特点的存在，对我们继续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对群众路线应当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实践诠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于党的群众路线，无论理解的能力和贯彻的有效性都面临着极为错综复杂的新形势的挑战。面对这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提倡恢复执政党曾经有过的优良传统，强化各级党政官员对群众路线的重新学习，以期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就成为十分必要和紧迫的新任务。必须以充分理性的态度来辨识时代条件的深刻变化，对贯彻群众路线可能遇到的种种复杂课题应当有个清醒的认识，并在实践中进行方式方法的创新，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贯彻群众路线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结合建设和改革的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20]总的来说，我们党应当发挥与时俱进的品质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围绕着“更加注重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1]的具体要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对群众路线这一传统政治优势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同时，把创新了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运用到党的建设中去，运用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践中去，不断取得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新成效。

（一）必须从根本上树立起群众观点的新理念

作为一种特殊的地位，党的执政地位在客观上使党与群众处于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相互关系之中。如何在长期执政中始终保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就成为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所在。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缺乏真诚的感悟和真切的体验，群众观点淡薄，不会做群众工作，不善于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有的把坚持群众路线看做是一般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想问题、办事情不大愿意走群众路线；有的甚至把完成党的工作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彼此对立起来。因此，在贯彻群众路线的理念上，要改变那些认为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是“主导者”和“支配者”，而群众则是“被动者”和仅仅只是需要“深入”的对象这样的错误观念。必须切实纠正群众“落后”的陈旧观念，树立与群众平等的思想，肃清封建等级观念的余毒，突出人民群众是发展主体的观念，与时俱进地树立群众工作的新理念。关注民生是我们党的政治性质所决定的。面对诸多民生问题，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应当更加自觉，并注入了更多的民生因素。由于党领导的本质是领导和保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因此，从根本上树立群众工作的新理念，就成为新形势下执行和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关键所在。

（二）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和创造精神

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既表现为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出的巨大现实推动作用，同时又体现在其所潜藏和蕴含着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上。显然，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展现。我们党历来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积极为群众创造有利条件。应当说，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许多经验都是人民群众首先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而我们党所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以及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就是要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当今时代是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是一个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事业。在这样的时代和事业要求面前，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也必须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为此，必须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来最大限度地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和创造热情，坚决破除各种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可以说，为有效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潜力和创新精神、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开辟广阔道路，这应当成为我们党新时期群众路线的一个新取向。

（三）有效疏通和拓宽群众有序参与民主政治的渠道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执政目标是为民谋利，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因此，人民群众只有真正地参与政治，才能实现当家做主的愿望，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这些特点，固然需要通过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加以反映，但更需要有实际的形式来加以保证。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无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形式以及这种形式是否充分、完善，这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让人民群众在更加广泛的领域、更深层面和更多形式上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管理，这不仅使人民当家做主在本质上得以坚持和固守，而且以实际形式获得了真实的体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化，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党必须实现和完成从“替民做主”向“由民做主”的角色转变。为此，应当从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现状出发，科学、合理地设计出体现中国特色的实现民主的具体路径和制度，从而能够有效地引导群众有序地参与政治及社会管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而这也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

（四）以制度建设来切实保障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群众路线是党的制度性要求，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必须依靠制度建设来加以保证。与战争年代相比，党在执政环境下如果没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有关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依此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很难落到实处。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保证群众路线的真正实施，就应该在党内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具体化，用切实可行的制度把群众路线的要求确立下来。如通过制度规范群众路线的内容和形式，使群众路线逐步规范化；通过制度提高群众路线的工作质量，增强群众工作的有效性；通过制度纠正群众路线工作中的偏差，防止执行群众路线中出现的问题。党作为掌握着国家权力的执政党，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要接受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并建立起一整套制度来确保这种监督能有多种途径且切实有效地进行。这就要求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党要通过拓宽各方面渠道来主动按规定接受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而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建议、投诉、意见也都可以用法制来保证其经由安全有效的途径传送到党内。显而易见，以制度建设切实保障群众路线落到实处，有着长远的机制意义。

（五）重视培育更多具有自治性质的群众组织

群众组织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起着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它能自下而上地传送群众的各种各样的诉求，同时又能自上而下地送达党和国家对民众的具体要求。如散沙般的单个公民其力量自然是弱小的、利益诉求也是纷繁杂乱的，而通过一定的形式结合起来的群众组织则能梳理、整合群众的要求，由此变群众潜在而弱小的力量为公开而巨大的力量。在改革开放利益表达多元化的今天，对于群众组织的中介作用尤其要加以重视。然而，目前的群众工作中存在着不重视群众组织，而有些群众组织自身也存在着行政化、形式化倾向，缺乏自主性、创造性，尤其缺乏自治性。特别是在疏通、表达及凝聚群众利益方面，其功能严重缺乏。因此，党的群众工作要重视和培育形式多样的群众组织，鼓励而不是压制，正确领导而不是放任自流，通过有意识的培育，使那些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及自治性的充满活力的群众组织不断涌现，由此可以开拓并疏通更多的利益表达渠道。党要密切与群众组织的联系，通过广泛地参与群众组织的活动，不断扩大和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基础，提高党的形象和威望，培育群众对党的情感认同和政治归属。

（六）不断创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形式

由于网络具有大众性、开放性、便捷性和时效性等特点，因此网络现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载体、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和凝聚民智的重要方式。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网络真实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喜、所忧、所怨、所盼；而党委、政府则可以利用网络最直接地听到社会各方面的反应，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传，由此增进网民和干部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从而使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党的各级领导十分重视网络民意反馈，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地方各级领导，纷纷利用网络问计于民，切实解决了许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应当说，利用网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也是党委、政府工作的创新之举。关注网络、重视网络、充分利用好网络，是各级党委政府深入群众、发扬民主、推动发展的一种崭新方式。“网络问政”凸显的是政府对民众心声的重视，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开放和包容特征，开启了中国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的一个崭新时代，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是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毫无疑问，只要加以充分利用、完善和引导，互联网将为实现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政府汲取民间智慧提供一个重要平台，成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总之，作为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党的群众路线在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中确实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我们党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党的群众路线既充分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又是实践党的宗旨的根本途径。很显然，我们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而且执政时间越长，越要坚持不懈。“立国于不拔之基，措国于不倾之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只要紧密地同广大群众联系在一起，并把这个政治立场及态度一以贯之地落实和体现到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去，以党同人民更加坚强的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就一定能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壮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课题主持人：姜玮，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纪检组长；课题组成员：黎康、游冬娥）

【注释】

[1]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c.本文系2007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走向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7KS2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系2010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与党的执政地位研究”（编号：10ZD01）（课题主持人：姜玮；课题组成员：黎康、游冬娥）的研究成果之一。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8页。

[4]对于1989年春夏之交之所以发生政治风波，邓小平就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而“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313页。

[5]对于这种弱化趋势，有国外学者进行了分析研究，其尽管有失之偏颇之处，但却让人警醒。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Minxin Pei），自2002年起在一系列文章中论述分析了导致中共“丧失国家能力”的现象和数据，并将中共面临的主要问题分为三类：中共党组织渗透能力的萎缩，其权力的腐蚀和内部纪律的损坏。他认为如果不马上通过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来改变这些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执政能力就会停滞。2006年，裴敏欣在《陷入困境的中国转型：发展专制的局限性》一文中，对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的弊病进行了更全面系统的批评。他指出，陷于转型困境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将会面临“长期低迷”。参见王爱云：《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解读——〈中国共产党：萎缩与适应〉介评》，《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6]这里所说的执政的合法性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它是一个政权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执政党主张的意识形态及其说服力、经济增长和执政绩效、政治民主化程度、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等。

[7]参见齐卫平《关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若干思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卷，2004年2月。

[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

[9]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

[11]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1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13]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14]《中共中央加强改进新形势下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gov.cn/jrzg/2009-09/27/ content_1428158.htm。

[1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6]《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http://news.qq.com/a/20100929/001642.htm。

[1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3066190.html。

[18]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中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已经超出了国际警戒线，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对社会秩序是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19]这里的“群众主体”意指“社会阶层”。关于社会阶层，社会学界从分层角度提出了多种理论，比较有影响的如陆学艺等人提出的“十阶层理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另外，由李强、沈原和孙立平共同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理论，该理论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与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十六大以来的中央文献在分层问题上使用的是高、中、低收入者的概念。

[20]江泽民：《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1989年12月29日），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6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0-10/18/c_126730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