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人的活动的生物发生学前提，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人类祖先和我们人类在生理结构和行为模式上的相关联系，阐明人的实践活动的形成的生物进化基础。但是，这里还没有回答为什么人有自由自觉的、实践创造的活动，而别的动物的行为却未能达到人的“实践活动”水平的问题。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考察人的实践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又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如果说我们上述的重点在于说明人的活动和动物的行为在生物学上的联系，即它们的异中之同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转过来分析人的活动和动物的行为在生理学、文化学上的差别，即它们的同中之异，从而说明人的实践活动和动物的行为活动的本质区别以及它们各自的内在根据。从哲学人类学[11]角度考察人的实践活动的起源，就是着重从人与动物之间的生物的、文化的区别方面，去揭示和分析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总体性根据。
哲学人类学的基本任务，是试图从整体的角度回答：人是什么？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何在？人为什么是他现在所是的样子？人在整个世界上的根本地位和命运怎样？当然，诸如此类的问题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人是什么样的生物”的问题。要对“人”的本质做出总体性的界定，这又涉及人与别的动物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因为，只有从比较人与动物的区别入手，才能揭示人及其活动的本质。这样，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人类学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别的动物不像人这样存在和生活，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人不像别的动物那样生存和活动？造成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最根本的原因何在？找到了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也就等于回答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和人之为人的根据，解开了人的起源的秘密，揭示了人作为人的真正“人性”，进而人就可以依此去塑造人类自我和创造人的世界。
那么，哲学人类学是怎样来回答上述问题的呢？除宗教哲学人类学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物种”外，哲学人类学的多数流派，其中特别是生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大都依据有关自然科学知识，从生物进化——人的起源入手寻找人与动物的本质分野。
生物学和进化论告诉人们，所有生物物种的生理结构和行为动作，都是由该物种的生理机体的遗传和生物机体与周围环境的适应性活动来决定的；新的生物物种的产生除了生理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自然环境改变所形成的“压力”而导致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称此为“自然选择”）；生物物种的生存和发展，是因为它在生理和行为上能适应周围环境（“适者生存”）；生物物种在进化系统的序列中越高级，它就越有更多、更复杂、更灵活的生理反应和行为反应系统去适应周围环境，因而它就越有竞争的优势和更多的生存可能。显然，人类在生物进化序列中所以高于别的生物，就在于人比别的生物有更多、更复杂、更优越的适应能力和适应形式。
人不但有着其他生物物种所具有的适应能力和适应形式，而且还有着别的一切生物所没有的适应能力和适应形式，这就是人类自己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诸如技术的、语言的、智慧的、工具的、教育的、社会的、观念的等文化的适应能力和适应形式。正是人自己创造的文化的适应系统和适应模式，才使得“人”作为人而存在，并终于摆脱了一切全凭自然本能去适应环境的局面，使自己从自然界和动物界里解放出来而上升为世界的“主人”，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自己适应环境的性质：由对周围环境的消极、本能、被动性的适应上升为能动、实践、改造性的适应。显然，人的自创的、实践的、文化的适应系统的形成，无疑是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的。
那么，为什么唯独人能形成非自然的文化适应模式，而别的动物却不行呢？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和人的祖先的机体、生理和行为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弱本能化的关系，即非特定化的关系，而其他动物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强本能化的关系，即特定化的关系。所谓动物的特定化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动物与环境发生的生理的、心理的、感受的、行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先天化、本能化、固定化和封闭化的关系。因此，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动物的生理、行为等虽有一定的改变和进化，但进化的速度极为缓慢和有限，在总体上无法摆脱自然选择的先天性和本能性而发生质的变化。换句话说，尽管动物的特定化并非是绝对僵死不变的[12]，但从动物的物种本性上讲，动物的整个结构——生理、心理、行为系统，大都被自然界先天地“设计”得相当完善，使得动物及其行为活动与它的生存环境之间，只能确定地发生相互对应的非开放式关系，形成较为固定不变、稳定牢靠的封闭式的物质的、能量的和信号的循环对流，动物在原则上只能按照自己所属的那个物种的生理遗传基因所先天安排好的“图式”，以及自然环境的外部刺激，去被动地感受属于它的那个特定化了的世界，去消极地进行“必然如此”的本能化了的活动。动物机体和行为以及与周围世界的特定化关系，决定了动物对周围环境所作出的生理、心理及其行为的反应，是消极适应、本能封闭的。换句话说，动物适应环境的整个系统模式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动物只能通过改变自身的机体去顺应变化着的环境条件，而无法去有效地通过改变环境，更不可能通过创造新的环境去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如果动物自身机体的本能调控能力不能有效地应付和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这类动物就会因不能与周围环境保持必要的平衡而绝种。
假定在环境条件不变或处于相同生存境遇的情况下，某类动物的固定不变的本能化的适应能力和平衡调节能力越强，即本能的特定化程度越高，该类动物就越有更多的生存优势；反之，那些本能化的适应能力和平衡调节能力越弱，即本能的特定化程度越弱的动物，它们就越要承受环境更大的压力，在生存上就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然而，动物的生存境遇和周围环境并不是确定不变的，相反，它们始终处于千变万化的过程之中。面对新的生存境遇和环境，那些本能的特定化程度强的动物，就由生存优势转化为生存劣势，因为它们那种固定不变的本能化适应能力和平衡能力更难以对付新的、变化着的外部环境；而那些本能的特定化程度弱的动物，则由生存劣势转化为生存优势，因为它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能力去适应环境。
我们人类也许就诞生在那些本能的适应能力、平衡能力已经退化到了最低限度的生物进化的那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离我们人类最亲近的类人猿家族和亦人亦猿的人类先民。那时，我们的人类祖先一方面本能的特定化能力已退化到了相当的最低点，另一方面，面对改变着的自然环境又要顽强地生存下去（任何动物都有设法生存下去的天性）。这样，在人类祖先身上就产生了机体的生理、活动结构和生存机能、生存渴求之间的突出的矛盾（即生存矛盾）。
这个生存矛盾表现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靠自己创造新的适应方式去对付生存环境的变化，亦即对环境施加主动改造的程度才能生存下去；但大自然造就的整个机体结构——生理、心理、行为的本能适应和调节能力，由于受特定化的束缚和本能化的局限，又不允许机体的整个结构和功能达到对环境的现实改造的程度。这一生物进化和生存矛盾，在我们人类祖先身上导致了两个结果：那些完全不利于生存和不适应于环境改变的特定化的东西，因长期得不到“运用”而逐渐退化；在退化的同时，为维持生存，必然要寻找和开辟出新的、非本能的进化途径和适应模式，从而弥补因退化而造成的生存“空缺”。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非本能的适应模式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代替、“排挤”原来被特定化了的本能的适应方式的过程。旧的退化和新的进化，完全是同一个发展过程的两个侧面。
显然，我们人类祖先所面临的生存矛盾，导致了人和人的适应模式的诞生。这个生物进化史上的空前质变，无疑要经历漫长的量变过程。毫无疑问，任何生物物种都要面临并需要不断地解决自己的生存矛盾，因而任何生物物种的机体结构和功能的本能化、特定化，都是相对的，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即有一定的量变过程。但是，我们人类祖先的生存矛盾肯定要比别的动物更加突出，它们在量变的速度、范围上可能要比别的动物更大、更快些；或者我们可以从人先于其他动物完成了这个质变过程的事实来反过来推论说，人类祖先的机能的结构和功能在特定化、本能化方面，要比别的动物弱得多，具有更多的可变性和可塑性，从而使它们有可能更快地上升到“人”的地位，并开辟出非自然特定的、非自然本能的进化方式和适应环境的生存模式。
这样，我们就触及了与动物的特定化相反的人的非特定化问题。所谓人的非特定化，就是人的整个生存机能和全部生存活动，特别是人对周围环境的关系，在主导的本质上已超越了自然本能的限制，人已不再靠自然本能“设计”好的“指令”去从事固定不变的生存活动，因而人的行为及其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已不再是被特定化了的，而是可变的、开放的了。这样，自然界就没有了再对人规定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或不应该怎样做的“权利”，而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周围世界则有了自为的、自主的、自决的、自由的和创造的“权利”。这也就是说，与动物及其生存相比较，人及其生存是以另一种原则为基础的。如果说动物的生存是以特定化的本能为其基础的话，那么，人的生存则是以自己的实践创造活动为基础的。因此，人怎样生存、怎样存在，人与什么样的环境确立什么样的关系，人要做什么和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怎样满足自己的需要等等，在原则上都需要由人自己去做出决定和选择，以及依靠自己去进行实践的创造。
那么，动物的特定化和人的非特定化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首先，在生理结构上，同其他动物相比，人没有用以对付恶劣气候环境的天然毛发层，没有天然的攻击性器官，没有适宜于快速奔跑的肌肉组织，等等，这些都是对人的生存极为不利的“生理性缺陷”。然而，人却能够直立行走，能够环顾四周，能够利用直立行走而腾出双手，有发育复杂的感觉器官，有发达的大脑和理智活动，等等，这些都是人所独有的生理组织和功能。而人的“缺陷性”生理组织和“优势性”生理组织，分别从肯定的形态和否定的形态两个方面，规定了人在生理结构上的非特定化。相反，其他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理组织和功能，一般都是被本能地特定化了的，它们几乎没有自由发展、自主灵活的余地，而只能适应于各自天然特定化了的生存环境和生命需要，就像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它们一一地被特定化下来。动物在生理结构和功能上的特定化，使得它们只能被严格地限制在十分有限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而且只能按照自然本能的“指令”去生活，去活动。
其次，在生存空间上，动物的特定化和人的非特定化也是十分明显的。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每一类生物物种都被严格地限定在一个十分特殊的自然环境的空间中生存。例如，有的动物只适合生活在海洋中，有的动物只适合生活在深山丛林，有的动物只适合生活在天空，有的动物只适合生活在陆地。而且，每一物种的个体之间、前后代之间，几乎大体上都拥有一个自然界先天赋予它们的基本相同的生存空间，而很少有差异和改变。一般说来，动物在它们自己特定的生存空间中，就能“轻松自如”、“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但当生活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它们往往不能顺利地适应这种变化，而且它们的机体和行为的特定化程度越高，就越缺乏足够的能力去适应和对付环境的变化。因此，动物在生存空间上不但十分有限，而且在生存空间的变动和扩展的可能性上也很小。
人要比动物幸运得多，他拥有十分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扩展新的生存空间。人在生物本性上无疑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例如，如果没有相应的条件和设备，人在超高温或缺氧等环境空间里就无法生存下去；超过一定的时间，人在水里就会溺死；等等。但是，由于人在本质上是非特定化的，他比动物有更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有更大的活动空间，特别是人能够改变生存环境，变不利的生存空间为适合于自己生存的空间，而且能够创造新的生存环境，不断把自己的生存空间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扩展，因此，人与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是固定不变的特定关系，而始终是开放的、可变的动态关系。对人来说，没有单一、特定的生存空间；在新的环境里，人能很快地创造出一套新的生存方式。
再次，在指向的对象或拥有的世界上，动物由于受自己生存欲望的直接支配并受本能指向的直接束缚，因而它们只同周围世界中那些对维持它们的生命有直接意义的特定部分发生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周围世界只是在某个地方和某些方面才是实际存在的，而这个地方和这些方面所以是现实存在的，就是因为能满足它的先天的生存需要。换句话说，在动物那里，它所指向和拥有的世界，仅仅是作为它的生命活动所不可缺少的那一个部分，超出它的生命活动范围之外的世界，对动物来说就是不存在的。因此，动物所拥有的世界，往往只是可吃和不可吃、性的竞争者和性的配偶、安全和危险、必需和不需要的特定的世界。
与动物不同，人却能指向和拥有整个外部世界。在本质上，人对整个世界开放着，整个世界也对人开放着，因此，人不会被限定在对自己生命有直接关系的对象上。人不但从功利的、生命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而且能够站在中性的、客观的立场上去把握世界。所以，人能够超越自我的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能够与外部世界建立起多维的、开放的关系，而不像动物那样被特定在只与生命活动直接相关的狭窄的世界里。人拥有一个完整的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内部世界。
再从接受和感知外部信号上来讲，动物的感觉器官通常只能接受那些由它的生命本能所特定化了的刺激信号，而不能对其他刺激物及其信号产生反应、感受和体验。超出生命活动之外的刺激物及其信号，不但对动物的生存无益，反而还会扰乱它的生活秩序。当然，人的感觉器官在质的和量的方面也是有一定范围和限度的。例如，人只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肤觉（触觉、温觉、痛觉），超过了这些具有各自特质的感觉器官之外的信号（信息），人就无法通过这些感觉器官去感知它们，而且每一特质的感觉器官所感知的范围也有一定的限度。例如，视觉器官只能感应波长390—77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等等。但是，人的感觉器官却能接受生命价值以外的刺激及信息，而不仅仅限定在生命活动范围之内的刺激及信息。更根本的是，人能够制造各种人工的反映系统和人工的感觉器官（认识工具），并以此去代替人的感觉器官，以弥补人的感觉器官的生理局限，提高人的感觉能力，从而使人的感觉器官具有无限开放的特性。更为关键的还在于，人有发达的大脑，通过理性的、抽象的思维，人能够超时空、超物象地把握外部世界，从而能够全方位地接受来自外部世界和自身内部世界的信息。
最后，在效应行为上，动物通常只对那些维持自己生命有意义的外部刺激物才做出特定的行为反应。动物的效应行为是由物种本性先验地规定好了的。在相应的环境中，它只能必然如此行动，而无法根据不同的条件自由地决定要不要行动以及应该如何行动，只要外部环境同动物的先验本能的感受图式和行为图式相一致，它就自然而然地“释放”出相应的本能行为。反之，大自然却预先没有把人的行为活动及其方式特定化和固定化，人不具有在既定环境下只能必然如此行动的先验的行为图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该做什么以及该如何做，必须由人自己自由自觉地做出决定和选择。因此，人在一定的境遇中要不要行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和方式，对周围事物采取什么态度，与周围世界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怎样满足自己的需求，如何创造自己的生活等，都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和选择性，都要靠人自己去确定和建构，而不像动物那样是特定化的。
总而言之，无论从生理结构、生存空间、指向对象，还是感受模式、效应行为以及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等方面来看，动物都具有特定化的本性，它只有一种本能的、特定的“生命之流”。这种生命之流按照大自然预先“设计”好的程序，源源不断地从动物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结构中流向相应的特定世界，又从相应的特定世界流回自身，从此而形成一条精巧完美的、循环闭合的“小河”。大自然也许过分宠爱和赐恩于动物，使得动物在稳定化的环境中，只要依其自然本能行事，就能舒适、安逸和美满地生存下去，而无须“烦恼不安”，也不用“想方设法”地去变革世界，去开辟新的生存方式，更无须去创造新的世界。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动物也就永远无法超越它的“生命之河”，把自己从自然界和本能化的生命世界中提升出来，创造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开辟出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新世界。这就是说，以特定的行为方式同特定的生存环境发生稳定的适应关系，正是动物生存所固有的本质特征。
人虽然也有一些本能的行为，但人的本能已经相当弱化（退化），特别是人的活动方式和生存方式，已基本上不受自然本能的约束。从生物人类学上说，人是一种未完成、未确定、未固定的开放性生物。大自然没有赋予人类在相应的自然环境中顺利地生存下去的本能化的、完善的适应能力。因此，从人无法仅仅靠自然本能适应环境的纯生物学的意义上看，人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和“匮乏”的生物，因而人在生物学上对周围环境具有不适应性、不特定性和不完善性。如果说动物是按照自然界事先确定好的、特定化了的方式去生存和活动的话，那么，与动物相反，人则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创造力去生存和完善自己。但是，从生物进化过程的生存（矛盾）规律来说，人的本能弱化、不完善、不稳定的“缺陷”，又必然造成人对周围世界的开放性和新的适应性。因为人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靠自己去奋斗和创造，去寻找和开辟新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以弥补自己在本能生存能力方面十分不利的自然“缺陷”。而这样一来，人的非特定化的“缺陷”，又成了人不同于动物，并且优于其他一切动物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正因为人在本性上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才使人不得不去探寻和解决自己的生存困境，才使人不被自然本能和周围环境所束缚，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去创造出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条件。用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话说，“人是一切动物中最无能为力的，但这种生物上的弱点恰是人的力量的基础，是人发展自己独特的人类特性的大前提”[13]。这种观点和论证方法，是许多哲学人类学家和人本主义哲学家们所普遍采用的，看起来似乎有些思辨；用人的“缺陷”来证明人的“优势”，也多少值得让人怀疑。
但是，人的确是一种在本能上相当弱化的动物，因而人无法凭本能生存，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实践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说，把类人祖先和人类的非特定化“本能”看作是人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的遗传学前提，同时也看作是人的自由开放性和创造文化能力的生物学基础，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起码，在生物学和哲学人类学的范围内，对于解释人的实践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供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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