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状况

早在1869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就提出了“生态学”(Ecology)一词，但长期以来，生态学只是被当作研究自然界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生物学分支来看待。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使环境恶化的事实首次鲜明地摆在人类面前，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才添加了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这时，关注生态环境危机的大多是从事生物有机体研究的学者，是他们唤醒了早期环保主义者的行动。1962年，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拉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绿色生态运动的帷幕，卡逊成为第一代关注生态环境恶化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的理论著作主要告诫人们，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乱垦滥伐、滥用农药等使自然环境失去了平衡，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其解决的方式是，从纯粹科学技术批判维度要求停止这种粗暴对待自然的做法，以伦理关怀的方式强调自然本身除了具有被人使用的价值外，还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主张把伦理关怀的范围延伸到自然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层生态学，美国学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在其著的《环境伦理学》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的存在，要求人类尊重自然。另一部分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则沿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道路，继续揭露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带来的对人和自然环境的双重危害。早在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就指出，资本主义利用技术理性作为其专制统治的工具，导致了对自然的疯狂掠夺，直接造成人的异化。马尔库塞在1968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和1972年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中，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作了进一步分析，揭露资产阶级在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剥削无产阶级的同时，也把自然作为商品进行剥削。但这一时期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还是集中在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批判上，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还只是个附属的问题。

1972年，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出版了《自然的控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一书，书中继承了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把自然界当作商品加以控制，把控制自然作为与社会主义进行残酷竞争的工具，这样直接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也成为产生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所在。他主张以马克思的自然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1976年，他又出版了《满足的极限》(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一书，该书再次指出，高度集约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乱了人类的需求与商品生产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更多地关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努力寻求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生产方式。莱斯的这些理论奠定了他作为早期生态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地位，同时也使他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正式产生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随着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凸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危机迅速波及至世界范围。借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生态的观点重新阐释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力图把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成为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新的关注焦点，由此产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流派——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是1979年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Western Marxism:An Introduction)一书的出版。书中首次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这一概念。本·阿格尔由此成为第一个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的人。在这本书里，他从四个方面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一，马克思与生态危机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批判的正确性，但不同意马克思把经济危机作为导致资本主义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不惜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结果导致生态危机，由此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人与自然的矛盾，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危机理论也不得不让位于生态危机理论。第二，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对应地提出了异化消费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指人们用获得“虚假需要”的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异化劳动的消费化生活方式，以便转移和消减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从而导致垄断资本主义一味地扩大再生产，以此来满足人们的这种病态的消费，结果却造成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第三，重新建立需求理论，消除异化消费。阿格尔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的危机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但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出新的具体需要理论，而只是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发，提出了人的幸福在于把自我实现的劳动与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的抽象的观念。第四，建立“稳态”经济模式，使生产过程分散化和民主化，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制度。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70年代，绿色政党在世界许多国家纷纷诞生，绿色运动蓬勃发展，在社会制度层面的理论建构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开始形成。

莱斯和阿格尔不仅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开创者，而且成为这个学派在思想来源上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但使生态马克思主义从一种主要是专家学者在高楼深院里论述的理论，变成一种与现实密切结合的理论，而且使生态马克思主义真正从西方绿色运动中分化出来，与社会主义革命汇合在一起。”^[2]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吸取莱斯和阿格尔相关思想的同时，也总结了以往现实运动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法国左翼理论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分别于1980年和1989年出版了《作为政治的生态学》(Ecology as Politics)和《经济理性批判》(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两本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高兹从生态政治学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之间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环境破坏，他坚决主张将生态运动置于更加广泛的斗争中加以看待，使生态运动进一步政治化，以求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使工人逐步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达到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层面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实践层面上，社会生态运动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初步实现了绿色生态运动向社会主义的靠拢。可以说，这一时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日趋成熟。这一时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论著。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著作有英国的瑞尼尔·格仑德曼(Refiner Grundmamn)1991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Marxism and Ecology)，大卫·佩珀(David Pepper)1993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199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Capitalism，Socialism Ecology)，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1997年发表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Natural Cause: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保尔·伯格特(Paul Burkett)1999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红绿对话》(Marx and Nature: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2000年发表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卓尔·克沃尔(Joel Kovel)2002年出版的《自然的敌人》(The Enemy of Nature)等。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他们还提出了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构想，但这时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早期生态运动提出的政治纲领中社会建构的理想色彩。在理论层面上，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拉近了与马克思的距离，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主张，发挥了马克思的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在实践层面，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以及其他左派人士纷纷进入生态学领域，“红与绿”的融合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

进入21世纪，在全球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而环境日趋恶化的严峻事实面前，生态领域的资源争夺战争造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如何避免未来“生态环境浩劫”^[3]?这不仅是当今所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全球人类共同期盼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继续推进他们的研究中，也为人类探寻未来生存之路。

(二)国内研究状况

截至目前，国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基本还处于理论的介绍和梳理阶段，许多急需深入剖析的理论有待展开。检索并查阅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资料，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首先，就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和概念之间关系界定而言，有以下四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以王瑾为代表。1986年王瑾教授第一次将“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思想介绍到国内，并在1993年发表的《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文中用“绿党”的概念代替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把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绿党的左派思想。第二种观点是以徐觉哉教授为代表，他在其19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流派史》一书中以地域区分的方式，将北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而将德国绿党视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在内容上，将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两者都作为绿色运动中的激进左派。第三种观点以俞吾金和陈学明教授为代表，在2002年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中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四种观点是以刘仁胜博士为代表，在2007年出版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他把生态社会主义看作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新一阶段的发展。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

其次，就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题概括而言。2000年以后，国内学术界对生态马克主义的关注才正式开始。在此之前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大多是从伦理学的向度加以分析考察。1991年，余谋昌教授出版了《生态伦理学》;1992年，刘湘溶教授出版了《生态伦理学》;1994年，叶平教授出版了《生态伦理学》。之后，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内容。^[4]直到进入21世纪，随着国外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著作被逐渐引进并翻译成中文，这场论战才算告一段落。近几年，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国内学者还处在翻译外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著作或以论文形式介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人物思想的阶段。而一些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已经开始以此为博士论文主题的研究阶段。截至2011年，可搜集到的有以下几篇相关研究博士论文:

刘仁胜博士在2007年出版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自称为“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内容基本是介绍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书中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分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主要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经典理论成果，即法兰克福学派、奥康纳、克沃尔、福斯特和伯克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资料比较丰富，属于一般介绍性的著作。

徐艳梅博士在2007年出版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书中从总体上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逻辑前提、哲学方法论基础及其核心观点进行了分析。

郭剑仁博士在2008年出版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该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的剖析，还比较了与奥康纳、施密特三者之间在生态理论方面的异同。

曾文婷博士在2008年出版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该书主要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一般性的介绍，并对中国生态问题予以一定的思考。

张晓鹏博士的《从控制走向解放——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探析》(2007年博士论文检索)，主要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较为集中地论述了莱斯“控制自然”的思想。

王建明博士的《红绿对话:当代西方生态政治哲学研究》(2006年博士论文检索)，主要是对红绿政治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由于他以前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论中曾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王建明:“‘人类中心主义’之我见”，《哲学研究》，1995年第1期)，这篇论文看起来还受到以往思想的局限。整篇论文主要是以红绿党生态环境事件为线索，在理论深度上还有待挖掘。其结论把生态政治纳入世界政治中的论断也有待商榷。

华章琳博士的《自然意义的本质道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解读的研究》(2007年博士论文检索)，以寻找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前提入手，把自然作为整篇论文的主线，但书中只有一章(第五章)谈到“自然意义的本质道说”。论文其他章节主要是考察了近代机械自然观、自然内在价值，论文最后落脚点是要进行生态教育。其实本文还可以对马克思的自然观更深入地展开论述。

黄晓云博士的《生态政治理论体系研究》(2007年博士论文检索)是以政治学而不是政治哲学视角，对生态政治化、政治生态化、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态化以及绿党派别转向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的。

王雨辰博士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论述的。由于他是国内较早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行介绍的学者之一，所以该论文资料比较丰富。文中虽然涉及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批判(集中在论文第三章第二点内容上)，具有启发性，但这一批判尚待全面系统展开。

温晓春博士的《资本、生态与自由:安德烈·高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10年博士论文检索)和张剑博士的《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10年博士论文检索)主要以生态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高兹为研究对象，是对高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系统化梳理。

马晓明博士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式、价值追求与现实启示》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以价值哲学为研究基础，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自然生态域的价值追求及实现问题。

截至目前已收集的资料，尚未发现系统地以社会政治哲学视角、从整个社会结构维度系统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出版。

论文方面，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目前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比较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异同，第二类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时期代表人物思想的介绍和评价，第三类是红绿党研究。关于社会制度性研究的论文到目前为止有以下四篇:①王雨辰:“生态政治哲学何以可能?——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哲学研究》2007年第11期);②王雨辰:“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③唐正东:“政治生态学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吗?”(《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④吴宁:“高兹的生态政治哲学”(《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这些学者都是国内长期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专家，他们研究兴趣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暗示着，随着介绍和整理工作的基本完成，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犁耕即将开始。

从上述研究的情况来看，国内外学者都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内在矛盾性是造成环境危机的深刻根源，如阿格尔对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的揭露与阐释。国内一些学者撰写的论文，如王雨辰教授撰写的“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一文，也提出“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的揭示和批判，是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这些论述只是限定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零散的、笼统的阐释上，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分析还有待展开。因此，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维度全方位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制度性根源及其危害，成为本书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域。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系统梳理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领域的全面社会批判及其理论建构，这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一个系统化、深入化的必然之路，本书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论拓展。

第一，从社会批判视角看，探究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理论建构，不能仅仅局限于分析红绿政党的政治层面。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是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因而需要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反生态的本性。

第二，以往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产生根源的探讨主要是局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无论是生态主义的伦理批判，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理性的批判，在本质上都只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因此，需要揭示以自然为中介的资本主义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深层矛盾，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系统出发，探讨生态危机问题。同时，资本主义对自然剥削的社会本质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中被忽略了。

第三，在社会理论建构上，无论是红绿政治，还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其本身的理论缺陷并不能彻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经典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期找到合理的解决方式。

第四，在今天复杂多变的国际争端中，政治生态化与生态政治化的双重推进势头愈演愈烈。这激发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这些矛盾争端的根源，探寻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办法。这是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时代任务与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