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

面对大规模毁灭性的生态危机频繁爆发的事实，一些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寻找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从理论生成的最初线索看，作为站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点上展望社会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开始在政治上就表现出以革命的姿态把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全面社会危机;同时在哲学上直接吸纳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意识的能动性，并从这里出发，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思想实质，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囊括众多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法兰克福学派是最有影响的代表。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异化理论，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造成的，并由此把资本主义危机当代最突出的表现——生态危机也纳入技术理性的批判当中，从而确立了资本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主题。

一、技术理性批判主题的确立

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批判，把生态问题看成是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带来的对人和自然环境双重危害的显现。从严格意义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批判最初建立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反思。这种思想最初来源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异化理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异化性质。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其目的是以此发展成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具体的批判，进而揭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新条件下的全面社会异化。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两重性作用已经开始显现:一方面，它作为一种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力量，为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提供了工具;另一方面，它又被资产阶级当作奴役无产阶级的新工具。于是，发展生产的手段变成了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在1856年《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马克思揭示了科学技术的二重性: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20]

这是马克思对当时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技术不合理的社会应用带给人的异化的事实描写。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垄断资本主义是在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垄断是从资本竞争中逐渐形成的，是作为自由竞争的对立面产生的。但是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化和激烈化。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竞争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垄断产生以后，不但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反而促使它发展。第二，垄断必须通过竞争来维持。由于垄断组织一方面想要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还面临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挤压，这种内需外压的现实迫使垄断组织想尽一切可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以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第三，在垄断阶段，社会生产和分工更加复杂多样化。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不同部门之间的垄断组织为了争夺市场利润而展开激烈的竞争。

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在竞争目的上，自由竞争主要是获得更多的利润或超额利润，不断扩大原始资本积累，而垄断性竞争不仅要获得高额利润，还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垄断地位和统治权力。因此，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是其资本本性的使然。其次，在竞争手段上，自由竞争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等，以此增强战胜对手的实力;而垄断组织的竞争除了运用经济手段外，还采取非经济的手段，使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再次，在竞争范围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竞争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而且主要是在国内市场;但在垄断阶段，国际市场的竞争成为重要的领地，竞争的领域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经济以外的领域，比如政治和文化领域等。

竞争的加剧使得垄断资本家把更多竞争的资本放在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上。自由竞争时代已经显现出的技术二重性矛盾对抗关系在垄断阶段显得更为尖锐。在一些人看来，垄断资本家正在凭借着新技术革命把技术理性控制从最初的劳动领域进而发展到对人的全面控制，从而使整个社会异化为工具理性的玩偶。

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面简称《手稿》)的公开发表成为当时学界深化对异化问题的研究的一个良好契机。《手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和人关系的异化，同时把异化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手稿》引发了西方社会关于异化问题经久不息的热烈讨论。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开始借用马克思《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来代替《资本论》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并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视为贯穿其整个理论的一个重要线索。以今天反思者的身份来看，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反映了当时人们“企图从中找到，或以它为线索去寻找西方社会存在问题的症结、医治西方社会痼疾的药方的意图”^[21]。

在当时西方社会理论界，在从不同立场出发去解释《手稿》和异化问题的形形色色的异化理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独树一帜，占据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原因之一是:在《手稿》公开发表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就已经公开发表，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异化现象，并以“物化”理论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普遍性事实。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方面汲取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吸纳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22]理论。在他看来，这种异化根源于西方现代化的理性主义价值观，这种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可计算性原则”的价值体系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机器生产体系和科层制的管理体系，造成人的劳动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机械化的操作程序，其结果是人的价值并没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得到提升，反而越来越陷入通过物来衡量、被物支配和奴役的异化境地。卢卡奇以物化理论批判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思想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直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原因之二:在《手稿》公开发表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或迅速发表论文予以阐述，或把它引入现代社会学领域并介绍到美国，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旧话重提，使异化问题成为当时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辩中心，并在学者持久的关注中深化了对异化问题的研究。原因之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把异化问题当作哲学的中心概念，主张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针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病症，发展一种具体的批判主义，深入揭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新条件下的异化现象，并把克服异化当作他们争取社会主义的纲领的一个中心课题。^[23]原因之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代表人物，从泛化异化论的一极走向非异化论的一极，彻底否定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而挑起关于异化问题的新争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从关注现实社会出发，以社会批判为特征确立了本学派的理论主旨。凭借马克思关于技术二重性理论分析的独特视角，该学派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症归结为技术理性使然。他们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入手，认为垄断阶段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的工业化发展而来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新的工人阶级产生。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在脑体比例上，脑力劳动的人数和所占劳动比重快速上升，体力劳动的人数和所占劳动比例急剧下降;另一方面表现为非生产性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科学家的劳动甚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生产性劳动的作用较之以往小了很多。在此变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工人阶级，这种新工人阶级一方面包括受过严格技术训练的青年工人;另一方面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工厂中承担着技术更新任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老工人阶级相比，由于新工人阶级工资待遇比较高，因此他们考虑更多的不是钱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他们要求摆脱异化，自己控制生产过程。“他们所处的地位最容易体验资本主义全面异化、总体异化，体验资本主义矛盾”^[24]，这种要求从单纯增加工资转向直接控制生产过程，已经触及了资产阶级的要害问题。

深谙技术进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道理的新工人阶级，他们掌握着技术，看到技术正在使得整个社会生产陷入全面的异化，因此控制生产(实际就等于控制技术的运用)成为新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矛盾冲突的根源。法兰克福学派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直接把技术理性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靶子，通过论述科学技术的作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危机，把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主题归为技术理性批判。

二、技术理性批判的旨趣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在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这个主题从该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那里就已经确立。他们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以人在技术控制条件下的社会的异化为切入点，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马克思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是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并最终使得人类从自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并且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最终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因为工人阶级陷入极端贫困化而随之解体，并没有被生活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所看到。所以在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一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怀疑和争论。由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详细地阐述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二重性作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同自然发生了分离，启蒙理性的精神就是“工具理性”，这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相一致，控制成为启蒙理性的最终目的，其后果是，技术理性不仅日渐成为人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日渐成为人对人征服和控制的手段和工具。这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把人从自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实现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劳动异化，科学技术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实现垄断霸权的支撑力量，而且被当代资本主义赋予了深刻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资本主义控制世界的新工具。由此，法兰克福社会学派从反思近代启蒙理性开始，展开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第一，近代启蒙理性背景下发展而来的技术理性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根源。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从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对立中阐述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特点，从而确立了该学派批判理论的旨趣。霍克海默认为，从理论产生的根源和目的看，传统理论产生于现存的社会制度中，把现存的社会制度当作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并以学术和科学事业这种形式被巧妙地纳入维护现存制度的机制中，而批判理论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的社会制度理解为历史的过程，其目的是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性的东西，在否定中推动社会制度革新和完善。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基调，法兰克福学派从批判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存危机，并指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近代启蒙理性背景下发展而来的技术理性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

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运动仅在认识论上通过简单否定神秘物——上帝的存在，推崇人能够用统治自然的知识来“消除世界魔力”，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树立起理性的大旗，进而导致“在通向现代科学的道路上，放弃了对意义的任何追求，用公式取代了概念，用规则和可能性取代了原因和动机”^[25]，人类的思维方式最终归结为理性统治下给予意义的主体和无意义的客体之间关系的一门工具。启蒙运动产生的这种认识论意味着人们是在对自然的支配权范围内认识自然，而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深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进程。”^[26]在这一过程中，启蒙精神也从解放的因素变为极权主义的因素。历史的目标本来是人与自然的和解，而不是人对自然的统治。这样，作为批判神学武器的启蒙理性最后又成为奠定技术理性统治的新神话。它的发展偏离了启蒙精神原来的设想。启蒙精神最初是把理性等同于人的主体性加以看待，目的是摆脱中世纪神学统治，重新发现和高扬人的主体性地位。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更多地被看作人的本能的释放，因此从一开始就有了把理性看作人的主观意识的一种特征;与此同时，启蒙精神引入了一个加强物化的客观过程的理性观念，“它把知识片面地看作是对自然的工具性控制，结果却把一个反射地增强对人的统治的原子化社会文化过程合法化了。于是，工具的合理性的进步所包含的，就不是性本能的解放，而是统治结构的确立”^[27]。那就是，以往的“万物有灵论使客观精神化，而工业主义则使人的精神客观化”^[28]，“启蒙”在反对神话中又使自己走向了新的神话，“拜物教”就是启蒙陷入神话的最显著特征。

在《理性的毁灭》一书中，霍克海默又进一步阐发了启蒙理性批判的主题，指出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个人的作用愈加突出，启蒙思想家们为了把个人从封建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理性和个人解放联系在一起，因此高举人的理性、高扬人的主体性成为文艺复兴时人本主义的口号，并随之把这些口号抬高到真理标准的高度。随着个人理性的合理化产生，即个人发明创造的流行推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工场手工业让位于机器大生产，技术进步集中体现在机械化的生产过程中，并进而影响到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理性和个人主体性高扬的口号最后丧失了其进步的历史意义而成为资本的不合理统治的工具，最终堕落为“技术理性”，资产阶级的统治最后扩展到人对人和人对自然的双重奴役之中。

第二，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被意识形态化，成为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新工具，进而使得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成为一个“全面遭受压制的社会”。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并把技术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他以马克斯·韦伯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为批判对象，借此指出了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认为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在他看来，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技术合理性”伪装下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科学和技术的扩张同时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控制和统治的扩张。在这种条件下，最初以技术控制自然的观点由于没有看到人类历史构成是马克思所言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因此为了获得对自然的统治而把由人构成的社会当作工具来发展。这种发展就颠倒了启蒙精神原来设想的目标——通过人类理性对自然的支配而获得人的解放，技术理性的进步反而造成对人的更大的奴役。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体系一跃成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也决定了个人的需求。“凭借它(指发达工业社会——笔者注)组织自己的技术基础的方式，当代社会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今天的“政治权力表现在它对机械过程、对设备的技术组织和权力上。已发达和正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开发适合工业文明的技术的、科学的和机械的生产力时，它才能维持和保护自身。而且这种生产力使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凌驾于任何特殊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上……机械成了最有效的政治手段”。^[29]在这种意义上，正盛行的社会控制是技术的，启蒙理性非但没有把人真正解放出来，反而套上了新的枷锁。技术合理性实际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技术的解放力量已经变成了自由的枷锁。“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0]正是这种把技术理性变成统治理性、统治理性变成技术理性的逻辑推定，使得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来说，正盛兴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31]然而整个社会受控于技术理性统治的后果是，技术完全控制了人和自然，它让人和自然陷入双重控制和异化的悲剧中，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利益关系控制和代替了人的整个社会关系，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本家为了追求私利，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向自然界疯狂地攫取，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危机。因此“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成为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新工具。

虽然西方文明中的技术理性具有双刃剑的二重作用，但在发达工业社会，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社会控制人们的新形式。技术理性从经济领域的控制逐渐扩展到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首选工具。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操纵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不断地制造和提供着对虚假需要的满足，从而用一种虚假的意识把人民束缚起来，借以达到转移和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反抗和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技术理性不断地制造虚假需要以达到控制工人阶级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制造虚假需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双重目的使然。一方面，这些虚假需要从内部约束人们，诱使人们努力工作，建立家庭，投入繁忙的消费过程中。人们学会通过用大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自由来换取由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控制的无边的消费选择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显然也是虚假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更有效地使用它的资源”，进而把“工业化的技术等同于政治的技术，这样，它们预断了理性和自由的可能性”。^[32]所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就是以“富裕和自由”为伪装，通过制造和满足工人阶级的虚假需要“使一切真正的对立达到一体化，同化一切替代品”，从而转移和削弱工人阶级的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达到稳定政治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越快越多地出售商品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断制造虚假需要，激起人们对物质的无限欲望。这样，处于功利主义漩涡中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成为“利益的一体化”。所以出现了资本家通过技术的不断更新生产出两个喇叭收音机、四个喇叭的收音机、六个喇叭的、八个喇叭的……以满足人们被刺激出来的新需要。“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女仆。”^[33]这样，资本主义通过技术理性不断制造满足工人阶级的虚假需要的商品，来维持资本增殖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通过技术理性操控着对人们的虚假需要的满足，用“消费主义”机制来驯化整个社会。

既然资本主义通过技术理性完全控制了社会生活，那么有没有摆脱这种社会制度的方式呢?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摆脱这种社会控制的方式就是重新确立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关于技术理性的消解途径，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没有给予充分解决的理由，即便是寻求到解决的办法，也无法撼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企图通过创造思想和感情的另一向度，坚持理性的批判和否定精神，恢复普遍的爱欲的王权地位，来重建文化的独立性，并以此作为摆脱人的单向度困境的途径。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问题上表现出软弱无力。正是因为这一点凸显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这恰恰成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超越的地方。

三、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积极意义与局限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技术理性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以此显示了发达工业社会面临的危机难题。这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一，把技术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直接根源。在卢卡奇那里，就已经开始把人的异化根源归结为技术理性，并且揭露了是技术理性对生产效率和产品利润的追求使人不得不屈从于物的支配，进而使得人和人关系的异化为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的物和物的关系，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以技术理性作为支配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动力，并使技术理性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非理性控制，深深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它反映了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控制和政治统治的新变化，已经被科学技术生产力的作用和意识形态作用所垄断，同时也暗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增殖的驱使下，必然导致社会生态危机的内在性根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批判主题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关注新技术革命导致技术理性控制的社会异化形式的新变化，并指出这种新变化引发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变化，解决了马克思预言的危机理论没有实现的理论困惑。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由于无法克服其基本矛盾，最终会在经济危机中敲响被摧毁的丧钟。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预言并没有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出现。反倒是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改革，缓和了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灭亡的迹象，反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法兰克福学派依然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理论，不过力图用消费异化、文化意识形态霸权和生态危机等资本主义的新危机取代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阐述资本主义新危机中弥补和发展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这为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把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进步视为引起当代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认为科学技术维护着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的掠夺，资产阶级在技术理性的控制下过度开采自然资源，旨在借助通过对自然的统治来达到对人的统治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思想已经触及资本主义奴役自然的本性。马尔库塞就指出:“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受到控制的自然，反过来又变成了从另一方面控制人的力量，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臂。”^[34]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正把自然变成“商品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这样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的占有，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然”。^[35]因此，资本主义保护自然的斗争表面上是生态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斗争”。因此，寻求自然的解放实质上是寻求人的解放。法兰克福学派这些后期思想直接促使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并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找到了理论主题。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技术理性批判过程中在生态问题上虽然已经指涉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个根源性问题，但他们却把科学技术看作最终的超时间、超历史的根源，把批判矛头仍然指向科学技术。法兰克福学派以技术理性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靶子，其理论的局限性在于，立足于泛化批判技术理性，谈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控制，这必然把技术理性的异化归结为纯粹自身的原因，忽视了马克思在讨论技术异化时提供的另一个批判视角，即把技术异化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一切资本主义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的，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36]正是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忽视了理性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他们把技术理性作为资本主义异化之根源，并最终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凸显出其理论的局限性。这正好为后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主题的确立留下了理论拓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