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批判与重建

随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早期伦理生态主义并没有找到解决危机的真正办法，而法兰克福学派在以技术理性批判为主题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危机理论中触及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其他绿色组织对科学技术的关注不同，法兰克福学派将科学技术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加以考察，但表现出的技术悲观主义使得他们在解决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全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中显得力不从心。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如何寻求解决的办法?这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难题，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因破解这一难题应运而生。

一、生态危机与社会制度批判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推论出科学技术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单凭科学技术本身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却又无能为力。这就是技术理性非理性之代价，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挽救走向灭亡命运的逻辑使然。这种代价是以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破坏换来的。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导致人和自然的双重危机的理论及其在解决问题上表现出的无能为力，成为之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努力的方向。发现“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由此把生态危机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旨趣。生态马克思主义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而进行的理论尝试。

生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加强了对人和自然的双重控制的观点，另一方面反对法兰克福学派把科学技术作为生态环境危机根源的观点，同时汲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把自己的生态危机理论纳入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中，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一批判主题的转换使得它显现出自成一派的理论特质，同时也奠定了整个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调。这就使得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看待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时形成以制度批判为视角的理论特色，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全方位的生态批判理论。

尽管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发展的后期，一些学者的生态危机批判理论已经含沙射影地指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如马尔库塞在1972年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就谈道，“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是资产阶级通过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地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37]。

在马尔库塞之后的威廉·莱斯，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一方面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加强了对人和自然的双重控制的观点，另一方面反对法兰克福学派把科学技术作为生态环境危机根源的观点。他指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控制技术应用的意识形态，现代科学技术仅仅是“控制自然”的工具，错误的“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原因。威廉·莱斯进一步分析了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所存在的三种内部矛盾:一是这种意识形态将“自然”和“社会”分离开来，只把社会作为唯一有意义的领域，而把自然看作社会存在的必要物质结构;二是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在科学技术统治一切的观念基础之上，但它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却被忽略;三是这种意识形态把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强对自然的控制实质是加强对人的控制。莱斯的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理论，其目的是通过控制人的欲望，在制度上建立一个人和自然共同发展的社会形态。莱斯这些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创新性观点奠定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调。

二、社会制度批判与重建的理论旨趣

生态马克思主义从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反生态性的制度根源予以全面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第一，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维度入手，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生态性。生态马克思主义首先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入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就是反生态的，这也恰恰回答了为什么生态环境恶化首先出现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如詹姆斯·奥康纳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造成双重危机理论，贝拉米·福斯特提出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都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生态性内在矛盾。高兹的经济理性的反生态性理论，则旨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和反生态性，指出“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38]。

第二，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维度入手，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并进而指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非正义的和反生态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一些成员在致力于批判技术支配的虚假需要现象，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批判“只是对现存制度的抽象的否定(对激进的变革只提出了微弱的希望)”，因此是一种“缺少实践的”脱离现实政治结构的理论，所以它是不能令人满意的。^[39]因此，要从现行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中寻求批判的力量。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是非正义和不公平的。

第三，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维度入手，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态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认为这是官方意识形态，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其一，资本家制造虚假需要，用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故意引导人们把消费和幸福生活等同起来，进而为获取更大的资本利润寻找可供榨取的空间;其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推行的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引来的国际效仿，使得西方文化价值观在全球扩张开来，这有悖于维护世界生态正义，当然也是反生态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把当代生态危机归结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认为生态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这对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起到了积极性的作用。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的同时，并不反对科学技术本身，而只是反对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支配下的非理性运用。它也承认当代“科学技术帮助资产阶级占据了社会的绝对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依然要依靠科学技术的维持”^[40]。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把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纳入了“资本主义使用”的制度批判主题中。

与此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还借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由此提出用生态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认为这是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然途径。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主题的转换，不仅是为了揭露当代生态危机的形成根源，而且还把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作为己任，这恰恰体现了其理论的本质性特点。

三、研究主题转换的深层意蕴

关于生态危机不同批判主题的确立，首先源于围绕着形成生态问题的三个要素展开，即人—中介—自然。伦理学的生态主义是以伦理价值为思考的逻辑基础，从“类人”的抽象本质出发，把“类人”的抽象伦理价值观作为分析生态问题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基础;技术批判主义是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技术的批判入手，分析问题根源与解决办法;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在综合批判前两者的基础上，从现实的特定群体(资产阶级)而不是抽象的“类人”出发，来寻求约束这一特定群体的行为规范即制度，并以此展开理论的批判与重构。

对于生态危机批判主题的转换，其深层的原因在于分析问题思维方式的变革，思维方式的革命意味着分析问题的视角发生了转换。

伦理生态主义和技术理性批判(技术批判主义)主题确立的逻辑起点是站在产生问题的视角上，其目的是寻求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对于早期关注生态环境危机的理论家们来说，寻求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当时首要的任务。在他们看来，只有找到肇事者，才有可能解决问题。从危机产生的时间维度上，早期关注生态危机问题的环保主义者发现，生态环境恶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的，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恰恰是科学技术。因此他们果断地认为，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与资产阶级社会有历史和逻辑的联系。从历史和逻辑的推理看，人类通过科学技术知识达到掌控自然的观念最初由弗兰西斯·培根在17世纪的英国提出，这个依靠发明蒸汽机实现技术进步的国家一度引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欧洲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确立也由此深深根植于科学技术统治自然的观念中。这种观念“与资本主义相当契合”，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旧有的制度形式的胜利”中，也“巩固了现代科学对自然哲学中竞争体系的胜利”。^[41]这种控制自然法则的观念赤裸裸地表现为在技术理性支配下，资产阶级以自利价值为标准，对自然界进行疯狂的、毫无遏制的资源攫取，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天然对立。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在进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中，把技术理性批判确立为主题，是有其历史和逻辑的根据的。既然技术理性让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完全异化，同时也使自然界穿上了异化的外衣，那么资本主义进步的强大物质财富完全掌控在科学技术手里，它像一个魔法棒一样引领资本主义前进。但仅限于批判科学技术造成生态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而且从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看，解决危机的关键不仅在于改善生态环境新技术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还在于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社会制度的干预。因此，技术理性批判的结局是给整个社会发展蒙上一种悲观主义的基调。

与悲观的技术理性批判主义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积极的、有建设性的理论批判。因为社会制度批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正是站在解决问题的视角上，其目的是为了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转换生态批判主题，主要原因在于它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单靠技术手段是不彻底的，而是需要从国家制度层面予以有效干预和控制，以及国际生态正义原则的推行。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反生态缺陷必然要遭到批判。我们从前面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就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批判论述中不难发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用意在于找出生态危机的更深层根源和解决路径。可以说，它是站在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上进行的社会批判。这是它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绿色环保思潮的根本不同。在今天看来，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从空间维度上入手，发现生态危机最早出现在西方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同时出现在世界各国，这种强烈的危机地域界限与社会制度的同构性之间的关系，被生态马克思主义发现并进一步挖掘，从而使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反生态性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的内核。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看到社会主义存在着同样的生态环境危机，比如苏联，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最先出现在一些贫穷的国家，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优越于资本主义，但因其经济上的滞后性导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恶补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时陷入了与资本主义同样的生态危机中。所以说社会主义在弥补经济发展的不足时也出现了生态危机，由此并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合乎生态平衡的制度设计。^[42]他们以生态社会主义替代现行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推导，从某种意义上也印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观点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生命力。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问题研究的新突破，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难题，积极寻求一种超越国家和地区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分野的解决办法，并为今天后发型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