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全球扩张使生态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危机。与绿色环保主义者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凭借其丰富的理论来源，[3]从一开始就确立起其理论批判的独特视角，直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首先批判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核——经济制度本身就是反生态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具有两个历史前提，第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绿色运动。自然环境危机和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限问题的凸显，唤醒了当代人的生态意识的觉醒，拉开了现代人类生态绿色运动的大帷幕。第二个是后工业社会的崛起以及与其相伴出现的消费主义，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然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自然环境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人们社会关系的危机，而且还造成了自然环境的危机。[1]如何走出这样的双重危机困境?这就需要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自然哲学联系起来，重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把人类的生态意识提升为一种哲学批判和政治重建。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已陷入了“三重危机”，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首先，高新技术把资本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场关系的扩大使经济取得了对社会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市场和利润原则仍然统治着一切，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仍然存在。其次，随着经济对社会控制的不断加强，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扩大，社会危机凸显出来。最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全球扩张使生态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危机。[2]
为什么生态环境危机首先出现在西方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与绿色环保主义者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凭借其丰富的理论来源，[3]从一开始就确立起其理论批判的独特视角，直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首先批判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核——经济制度本身就是反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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