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色环保主义者看来，环境破坏导致的生态危机源于由错误的态度和错误的价值观引导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那些内在于古典科学抑或也内在于基督教和父权制度中的态度与价值。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激起“贪婪”、“傲慢自大”与原罪的内疚感。这实际上把破坏环境直接等同于一种人类的非道德行为。与此不同的是，我们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就不难发现，仅从道德上责备人类的贪婪本性是远远不够的，而更应该受到责备的是制造这种“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的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种体制下，‘指责’的比重可以依据权力的分配而分配”，更确切地说，“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干预’自然的方式是大量土地退化和由此造成的让人吃惊的人类后果的原因，而且，贫穷是大量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它是‘诱使人们进行持续的竞争斗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特征”。[4]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马克思就已经看到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具体形成的，并以这种方式促进了剥削。后来资本主义以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剥削从工业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对待自然的剥削态度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性决定的。
一、反生态性的缘起:自然的祛魅
资本主义从其形成那一刻起，就以获得更多剩余价值为目的，通过剥削达到资本积累成为资本主义最为奏效的原始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经写道:“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5]资本积累目标的确立，使得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对人和自然形成双重的剥削和奴役。
被誉为“肩负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未来”的俊杰——施密特，专门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作了全面的阐释。其一，施密特区分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与费尔巴哈的自然概念的不同。费尔巴哈把自然视为与人无关的、外在的纯自然，马克思批评了这一点。马克思把周围的自然都看成已经被人的劳动加工过的，强调了人和自然以实践为中介的统一，因而自然就具有了“社会历史的性质”，自然和人、自然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其二，施密特认为，既然一切自然存在物都是实践的产物，那么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看待自然。唯物主义应以“实践的具体性”作为自己的“真正的对象和出发点”。其三，施密特否认恩格斯关于自然界存在辩证法的说法，认为这是“经院哲学”问题，因为“辩证法只存在于人变革自然的实践活动中”。[6]马克思从来不抽象地列举辩证法的规律和原则。其四，施密特批判了旧唯物主义把人的认识看做反映自然的镜子的观点，认为实践对自然的干预无所不在，人认识自然的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的主动性会代替“镜子”的作用。其五，施密特认为，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理想中的关键性问题。“马克思关于人自身的自然以及人对外界自然关系的理论”，“人的自然本性的完全解放”，“自然的人化同时也是人的自然化的梦想”，从今来看还是一种乌托邦。[7]虽然今天人类控制自然的技术已数倍高于往日，但这种控制自然的技术反过来转化成一种破坏自然的力量，使得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不但没有得到和解，反而招致灾难性的后果——生态危机。可见，施密特已经有远见地预想到未来资本主义发展将陷入新危机。
(一)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人类劳动和自然的中介工具而出现的，被人类创造发明出来并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生产过程中，直接影响了人们思考自然。因而，“自然是社会地产生的，自然的用处和观念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8]。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利用，这种生产方式与以往不同，它改变自然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因而自然往往以商品的形式被客观化了。
凭借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开始了疯狂的资本积累。加强对自然的控制就成为控制人的另一个延伸的手臂。这一点在法兰克福学派后期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都已经论及，并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尔库塞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就提出，资本主义“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概念和工具”，“技术也使人的处处不自由得到合理化——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理性”。[9]在1972年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旨在通过借助对自然的统治实现对人的统治的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斗争也是一种政治斗争，因为解放人还包括解放自然。因为“对自然的损害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今天我们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10]接着，马尔库塞指出，这种“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11]这种包含着“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思想直接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威廉·莱斯所汲取，并为他的《控制自然》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马尔库塞之后的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进一步指出，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以至于外部自然和内在自然都达到了承受的极限”[12]，生态危机给包括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提出了一个难题，这是“人本主义平衡遭到破坏”的危机。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为经济增长规定了一个绝对的极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典型特征在于它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却造成了过度开发利用自然，以致达到为了利润掠夺自然的境地。“这样就遇到两个物质限制:一个是不可再生资源，如可开发和居住的土地资源，淡水资源、食品，此外还有不可再生资源，如矿物、燃料等;二是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主要是消化污染物，如放射性废物、二氧化碳、废热等”，“人口和生产的急剧增长，即对外部自然进行控制的扩张，总有一天达到生态环境所承受的极限”。[13]而资本主义把追求资本增殖看作生产的唯一目的，因此它无法克服因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
(二)自然的祛魅: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
关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是莱斯从一开始就关注的问题。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莱斯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关注就是从科学技术开始的，这与法兰克福学派把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批判有直接关系，但他并不赞同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的做法。莱斯认为，传统的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观念存在着两个错误:第一，把环境问题归属于一个经济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做一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商品。第二，把环境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科学技术，诅咒科学技术，而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背景。
莱斯认为，科学技术不是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他把一些绿色生态运动，如“浅绿”和“深绿”，归结为两种肤浅的关于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危机之间关系的不同解释:前者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方政府，即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革新力量和市场对环境质量的调节能力，把生态环境问题仅仅看做一个经济问题，把环境质量看做可以购买的商品。而后者只是看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表面现象，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因而诅咒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莱斯看来，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而“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14]。研究它的历史起源和后来的演变，可以揭示这一观念的内在矛盾。
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他详细分析了控制自然成为一种基本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指出:“在文明历史中出现这种意识形态的第一个社会制度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15]。追溯资本主义控制自然观念的起源，应该早于资本主义，但这种观念的真正开始，应该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算起。之前，自然被置于与神一样的恭敬地位。人类能够通过科技知识的积累来达到掌控自然的这种观念由弗兰西斯·培根提出后，激怒了当时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界掌权人物，因此直到18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它才被欧洲文明广泛接纳。尽管“掌控自然”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该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当吻合，在经济生活中，首先在欧洲继而在全球的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旧有社会制度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巩固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地位。由此，资本主义把掌控自然逐渐演变成一种现代人的意识形态。所以，现代科学技术控制自然，其根源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同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
莱斯认为，对资本主义与当代科学的紧密联系并不难探究。“以纯粹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侵蚀着所有传统经济行为的‘自然的’或个体的基础——譬如世袭等级决定劳动的供应，以血缘关系或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性别、宗教、语言)为基础的精英垄断——试图把经济行为仅仅扎根在抽象的市场驱动的需要上，或者建立在最广大的地理区域上，直至最终把整个世界都统一为一个单一的市场。”而“当代科学在范围上也是和资本主义一样具有内在普遍性，同样试图将个体因素的实践排除在外”[16]。显然，这二者是辩证的关系，二者都需要在预定的限度内显示自身独立的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当代科技可以在自然力之上提供一个‘控制’，这是其他自然哲学系统所无法提供的，资本主义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也能够提供其他经济系统所无法提供的丰富的物质需求。”[17]在资本主义社会，掌控自然变成了从属的要素，这是“因为掌控自然往往是另一个目的的手段:在物质领域，人类的福祉得以提高——更多更好的产品，能量，机器和健康”[18]。科学技术在这里只不过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而导致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是使用这种工具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产阶级和企业家的利益驱动。因此，科学技术只不过是生态环境危机的征兆而不是根源。
如何解放自然?莱斯提出了他走出控制自然的方案。他首先批判了两种解放自然的错误观念，一种是“自然的解放”，一种是“与自然和谐”，[19]认为这两种虽然都是一种反意识形态，但其消极作用主要在于它们把人们推到这样一种两难境地:要么全部接受技术，要么全部拒斥技术，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削弱人们在反对现行制度的斗争中的统一性。他强调关键不在于从根本上抹掉人们控制自然的观念，而是要对这一观念加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意义。他认为对“自然的控制”是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加以控制，“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技术的革新”[20]，对人类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欲望加以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人类在和平中自由享受它的丰富智慧的成果。”[21]莱斯进一步指出，从伦理和道德上对人类的非理性和破坏性加以控制，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是无法完成的，需要发展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即生态社会主义。
二、反生态性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统，把生态环境危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
1976年，莱斯《满足的极限》出版。从这时开始，莱斯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还未凸显出来，马克思对生态的关注只是存在于他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分析以及由此导致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中，对由于自然限制而遭到破坏的生产力进行了初步思考。所以尽管马克思没有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生态学思想，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的方法论被生态马克思主义所使用。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视角，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造成了种种问题，如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这些问题会反过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不难看出，“生产力是无罪的，有罪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过:
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23]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的程度，只是由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来源——土地和工人。[24]
莱斯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支付能力的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随着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发展，激化到一定程度导致经济危机，并最终引发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经济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引起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生产领域造成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消费领域造成产品“过剩”，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中断，发生经济危机。但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虽然出现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等，但由于后来实行了国家干预的政策，经济危机得到有效扼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快。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莱斯和阿格尔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但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已经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新的领域——生态领域。这是一种新危机的出现。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技术的运用和生态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这是因为:第一，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原则决定了技术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进行运用。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因此资产阶级把自然作为生产商品的成本进行经济核算，而不是按照自然生态要求行事。结果不但不会顾虑自然生态破坏，而且还会为经济利益加快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和扩大其规模。第二，技术发明的经济功能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按照资本无限扩张实现增殖的趋势，技术只是资本获取利润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手段，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不过是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资本积累的进程。第三，资本主义的技术总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这决定了资本主义技术的特点就是强化对自然和人的控制。资本主义通过技术控制自然，最终是为了加强对人的控制。因此通过大规模的生产，在向自然的掠夺过程中实现了资本的积累，刺激了人的异化消费需要，而结果是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
莱斯和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掠夺和占有的态度，把自然看做攫取利润的对象。在不断加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在莱斯和阿格尔看来，现代工业社会普遍有如下特征:能源需求越来越高，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职能越来越专业化，供应消费的商品花色品种越来越多。而所有的这些工业化的新特征需要相当数量的能源和矿物资源来支撑，如果以前还能得到廉价的足够数量的能源和矿物资源的话，那么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稀少了，虽然还有一些资源，但是开采的成本非常高昂。在这种情况下，环境不断受到污染，生态遭到进一步破坏。所有这些事实表明，现代工业社会这种单纯依靠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维系下去了，其主要原因在于不能消除增长的极限。因此，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所有经济改革都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决定的。
三、反生态性的表现:资本增殖的无限性和消费异化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始终是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求的制度。但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实际上，第一个目的完全超越进而改造了第二个目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于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如吃、穿、住)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目的本身，而且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也已无关紧要。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求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25]这种把对资本积累作为唯一痴迷对象的价值追求恰恰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说明了资本增殖是资本主义永无止境的动力源泉。因此，资本主义的竞争是资本为保持和提高收益率而不断改造生产资料的一种力量，以便为资本无限增殖提供源源不竭的基本动力。这种危险的游戏被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皮特称为资本主义走向“创造性毁灭”的趋势，即通过革新创造出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而与此同时旧的生产与分配方式消亡。[26]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此分析到，“处于这种积累和创造性消亡的残酷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势必残暴地对待一切阻挡其发展道路的东西:所有来自人类和自然的干预资本积累的要求都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27]。因此，对人和自然的双重控制和奴役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从而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然而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趋于缓和的情况下，资本家受资本积累的利益驱动的本性仍然没有改变，他们不断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对自然资源和无产阶级的剥削;同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在改善无产阶级的福利待遇的同时，也通过消费贷款、广告等多种形式鼓励和激励无产阶级进行消费，提高无产阶级的购买能力和虚假需要。由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就这样通过不断提供消费品的扩大而得以维持，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迅速发展和奢侈品不断提供，暂时挽救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危机，但是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却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由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被生态危机所取代。
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他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为了资本的无限性增殖而进行不断扩大化再生产导致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还批评了当代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对产生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阿格尔看来，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这是一种病态的消费，即消费的异化。
“异化”概念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中所表达的，即主体在一定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使之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结合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他自己的异化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他认为，劳动是人类同外部自然界发生物质交换的唯一纽带，劳动的目的是占有外部世界，占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劳动者越是通过其劳动去占有外部世界，创造生活资料，他就越是失掉外部世界和生活资料，并受制于自己劳动产品的支配和奴役，这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的结果是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异化:工人成为一种商品或工具;货币主宰社会;工人阶级由于失去自己的劳动产品又受自己产品的奴役，而资产阶级则是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劳动及劳动产品，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失去了自己劳动的本质，从而成了异化的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非人化”[28]。
阿格尔参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创造性地构造出当今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阿格尔提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29]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国家干预消费、操纵消费延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对资本主义来说，操纵消费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维持资本家获取相对较高的利润，迎合了资本家资本增殖的需要，同时抑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多生产造成经济危机的趋势;二是可以使人们无须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就能满足自己，在形式上满足了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社会的表层需要。
莱斯认为，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整个生产实际是按照非理性的模式运转的，因为它承载了资本主义升级了的剥削——异化消费。如果仅仅是寄希望于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意味着并不是简单地改造制度特定的‘调节方式’(正如马克思主义调节理论家们所言)，二是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积累体制。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30]。他借用Paul M.Sweezy1997年发表在《每月评论》上的《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文的观点，阐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性的学术立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31]。可见，莱斯已经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的要害，并且暗含了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作为解决问题的光明道路。
阿格尔也提出，要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建立稳态经济模式，沿着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道路去改造资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生态危机。
由此，我们不难分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人从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予以高度关注，并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们的理论批判的可取之处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不在于技术理性，也不在于控制自然和消费异化等表面现象，而在于造成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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