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冲突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本身蕴含着反生态的本性，因此经济理想与生态理性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安德烈·高兹。

安德烈·高兹是一个典型的由红变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他曾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后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成为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这个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73年，政治生态学的主要杂志《未开化的人》创刊，而高兹就是这一杂志的重要撰稿人。

在所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高兹从生态哲学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最尖锐、最系统的。他的批判具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对生产力、科学技术批判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详细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

高兹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利润动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之间是不相容的矛盾关系。他从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批判开始，指出资本主义危机从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其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利润动机。这是高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路径。

一、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是异化的根源

高兹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中所出现的生态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批判，应该从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开始。

高兹在他的《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32]他首先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的(虽然是小规模地)知识、判断力和意志”都被资本从工人那里夺走、加以没收，并把它们融入它的机器、它的劳动组织和它的技术之中，并且“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体力和脑力的这种分离“使工人变成局部工人”，“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33]高兹认为，在这种条件下的生产过程使得不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同工厂生产不同产品部件的流水作业甚至出现国际化分工，工人自治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自治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实现权力分散和自主，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分工使得这两大目标落空。

高兹进一步指出，分工的全部原因在于资本无限增殖的生产目的。从资本的视角来看，强迫劳动导源于劳动分工。资本家为了实现追逐利润的目的，必然要实施劳动分工，以提高生产效率，而这一目的同工人总是冲突的。在古典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现代资本主义时期也是这样，与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工业资本总是意味着专制、暴力。工业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对工人的劳动实施严格的分工，从而强行从工人那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劳动产出。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允许所有者对全部有效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取得所有权和控制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因此获得发展。工人必然会强烈地抵制这种不平等，同时也抵制这种劳动分工。但是只要工业资本存在一天，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也就存在一天，因此对工人的强制也就必然存在一天。从这一意义上说，“工厂暴政和工业资本自身一样古老”^[34]。

与此同时，高兹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对劳动异化的促进作用。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那么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就是实施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缘由。他明确指出:“从整体上说，资本主义的技术史可以读作直接生产者地位下降的历史”^[35]。理由有二:

第一，高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生产者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变化了，“绝大多数原先占富有地位的生产工人的职业技艺被划分到那种已接近专业化的自动化设备中，他们所掌握的控制权力，也就是控制生产过程的权力，被转交给作为一种非人为的专业功能。自动化的力量完全贯彻在这一生产过程之中”，其结果是，“自动化控制的功能转交给了机器，机器如今控制了它们先前的监督者”。^[36]这样，技术越发达，机械化、自动化的程度越高，相应地直接生产者——劳动工人也越来越从属于机器，而不是机器从属于人。

第二，随着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生产者所受的压抑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发达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一方面创造出更高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又使生产者的技能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工人的劳动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是无意义，从而也就被剥夺了自主性。丧失了自主性的劳动是毫无乐趣而言的。所以这种条件的劳动给生产者带来了极大的压抑。因此，高兹说:资本主义的技术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同直接生产者的受压抑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工厂的技术，强迫实施某种劳动的技术分工，这种技术分工转而要求某种服从的模式、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因此技术显然成为工厂里一切事情的母体和最终根源”^[37]。

高兹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指出“技术中性”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技术绝对不是中性的。技术服从于生产过程，并且融合于其中，它们永远以资本主义生产为标志。所谓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文化和技能，清楚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印记，打上了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开来的印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所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被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限制。因此，只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技术，工人受压抑的状况就不会改变。

把劳动和技术、异化联系起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高兹基于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重新强调了这一点。他主要是说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制度性根源，以为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劳工战略理论作理论上的铺垫。

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

高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但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危机都与生态环境问题有关，或者说都源自生态危机。

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这些生态问题紧密相连的全面的社会危机。高兹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更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38]对于这一点，高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说:“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的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他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39]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对于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重视环境保护的做法，高兹的解释是，分析这一现象必须充分估计到以下两点:一是这是资本家不得已而为之，二是这种保护环境的工作是十分有限的。他说，目前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人群拥挤，空气和水的污染程度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极点，即如果现在的工厂在那里继续进行生产并实现增长，必须处理它的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这不是出于自愿的保护环境行动，而是出于增加利润的需要。问题在于，尽管治理污染的设备十分必要，但必须大量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这是与资本家赢利的目的相矛盾的。总之，“在固定资产、资本投入(资本的有机构成)剧烈增加，从而也使产品的成本剧烈增加的同时，销售价格却没有相应地跟上去。两者必居其一:或者利润下降，或者产品价格提高”^[40]。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提高价格”，而这将陷入新的恶性循环当中。因此，高兹提醒人们，不要被一些资本主义企业重视环保工作的表象所迷惑，除了要看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并十分有限之外，更要看到这些企业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利所图的，资本主义发展有利可图的生态商业像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遵从同样的赢利原则。尽管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寻求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甚至发展高赢利的生态商业，采取不同的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可循环的工业品，但从根本上讲，这不过是扩展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的范围，实现了资本的更大增殖，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取向，甚至还会带来生态技术的法西斯主义，导致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掠夺。高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生态的限制集合到一起将导致如下的结局:价格上升趋势超过工资上升势头，购买力下降，换言之，控制污染的费用减少了购买消费品的个人收入。”^[41]而这必然造成穷人相对来说变得更穷，富人变得更富，社会贫富差距会进一步加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破坏生态环境，引起生态危机并最终造成各种社会问题。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这本身就包含着反生态的本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下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都是无法避免的，资本主义的任何“生产也就是破坏”^[42]，即任何生产过程都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要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就不能把生态因素撇在一边。要明确这样一点，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文化都在盘剥自然和更改生命圈”——就可知晓，“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今的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的和咄咄逼人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均被生态危机所激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43]。

高兹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积累、再生产与生态危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说明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危机的最后根源。他首先把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归结为再生产的危机。他从分析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开始，指出:“资本主义在其‘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其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机器取代人，用死劳动取代活劳动”，“但机器是损耗性地进行生产的;而这些机器所体现的资本的投资又必须得到回报，这就意味着，投资者期望得到远多于设备所损耗的回报。只要机器主要用来生产剩余价值(通过操纵机器的工人的中介)，机器就是资本。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44]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这种为资本无限增殖而过度积累的危机能否得到遏制，就取决于能否有效地组织再生产，“这就是富裕社会积累的性质”^[45]。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组织有效的再生产的，究其原因，高兹是从再生产的危机追溯到生态危机。他从两方面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危机是以消耗和破坏资源为前提的，从而再生产危机也就是与生态危机密切相关的:其一，为了逃避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越来越变为浪费性的即破坏性的。“它加速破坏了它以此为基础的不可再生资源，如空气、水、森林、石油等，它以相当快的速度使这些资源趋于匮乏。”^[46]其二，面对被掠夺的资源的枯竭，资本主义工业采取各种极端的措施，“企图通过进一步扩大生产来克服由扩大生产所带来的匮乏”，“但是这种由扩大再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并没有为最终的消费增添什么，它们被工业本身消费掉了”。^[47]因此，高兹最后对危机之间关系的归纳是:“我们所面临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的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说到底再生产危机最终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48]

保护生态的运动必然要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发生冲突，要使生态运动顺利地开展下去，就要面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瓦解，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态运动是巨大的斗争场所”。这场斗争的焦点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企图在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获得私利，而生态运动必须冲破这一功利主义的限度。因此当资本主义用尽了每一种高压统治和欺骗的办法后，仍然无法解决身陷其中的生态危机，就开始按照自己的道路从生态学的死胡同中走出来，把生态学的需要当做技术的强制加以吸收，同时使它们适合于剥削的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生态环境的费用所产生的利益已成为与绝大多数人无关的而为有特权的人所享用的一种奢侈品。这使得生态保护在资本主义社会走向了歧途。

三、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生态理性的背离

高兹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逻辑时，把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归为生态危机，把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追求其利润的动机，而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范畴。这样，他又从对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的批判延伸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这是在哲学层面上解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

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开篇就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当今所经历的并不是现代性的危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是需要对现代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当今的危机并不是理性的危机，而是合理化的不合理的动机的危机，正如变本加厉地所追逐的那样。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是这样的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需要反身性地将现代化本身纳入其自身的行为领域，即将合理性本身加以合理化”^[49]。这是高兹面对当今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认为现代性出现了危机的观点予以的批判。在他看来，当前的危机不是现代性本身的危机，也不是理性的危机，这种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走到了尽头，而是在合理化过程中那种“不合理的动机”的危机。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出在现代化、合理性本身，而是出现在支配现代化、合理化的那种“不合理的动机”上。

高兹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将现代化定义为生活领域的文化演变，以及与这些领域相应的活动的世俗化，那么这一过程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过程创造了自己的神话，维护着一种新的信条，这一信条被理性的探寻和合理化的批判所遮掩。业已确立的现代化的界限已经变得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突破。“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的东西，以及所谓的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那种选择性的、片面的合理化，即我们称之为工业主义的东西赖以确立的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的危机”^[50]。如果认同后现代主义关于当前的危机是现代性危机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必然处于对过去的怀旧的伤感之中，而对于我们过去信仰的崩溃又没有实际的革新方向，结果使我们陷入危机中不能自拔。因此，不能笼统地反对现代性的观点，应当给现代性划定界限。如何给现代性确立一个界限，这需要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考察谈起，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性是与经济理性的运转联系在一起的。

(一)何谓经济理性?

经济理性，按照高兹的理解，就是让以计算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技术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的合理性，主要与计算和核算、计算机和机器人联系在一起。它把由于劳动手段的改进所节省下的劳动时间尽可能地加以利用，让其生产出更多的额外价值。经济理性的主要原则就是计算与核算原则、效率至上原则、越多越好原则。

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是怎样形成的?高兹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开始追溯。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和生产力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论断是错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从这个生产逻辑中不可能滋生出社会主义。但他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合理性。在高兹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理性的理论内容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越发显示出其现实意义。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说法完全正确。高兹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需要的程度和工作的程度之时，经济理性并不适用。那是人们为了使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就自发地限制其需要，工作到自认为满意时为止，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不过，‘足够’这一范畴是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本身之间的平衡。”^[51]在那个时代，人们在劳动和生产中所遵循的原则是“够了就行”(Enough is enough)。这里的“足够”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一个文化范畴，“更多并不就是更好”，人们信奉的是一种知足常乐的生活理念。但是伴随着与资本主义同步诞生的经济理性的出现，让人们学会了计算和核算。“从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起，一切就开始变了”^[52]。“于是，计算和核算就成了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它关心的是单位产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是估计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不顾及它所要求的成果的性质，不顾及我与所生产的东西之间的感情和审美的关系……我的活动取决于一种核算功能，而无须考虑兴趣和爱好。”^[53]高兹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经济理性的具体内容，认为“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必然被商品交换所支配，它必然被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进行交换这一原则所驱使，在这一市场上，被割裂的生产者面对着同样被割裂的购买者，它们在竞争中发现自身”^[54]。既然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那么这种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于是，“足够”这个范畴就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仅仅是一个文化范畴，而变成了主要是经济的范畴，其标志就是经济理性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而开始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

高兹进一步分析道:“替代‘够了就行’这种体验，出现了一种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观标准，即利润的尺度。这样，成功不再是一种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量化的办法确立了一种确信无疑的标准和等级森严的尺度，这种标准和尺度现在已用不着由任何权威、任何规范、任何价值观念来确认。效率就是标准，并且通过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和技能:更多要比更少好，钱挣得多的人要比钱挣得少的人好。”^[55]由此不难看出，高兹所说的经济理性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高兹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具体内容过程中，也看到了这种理性的危害。

(二)经济理性对生态理性的背离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理性对生态理性的背离主要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危害。马克思对经济理性的危害曾有过精辟论述。他认为，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于:一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崇拜的关系，二是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核心问题是使劳动者失去人性。高兹借用马克思的观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马克思眼里，经济理性就是要扫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留下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和阶级关系;留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从而产生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知识可以无限地交换劳动力，被剥夺了任何特殊的利益”^[56]。“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一大成果，劳动不再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不再受制于基本的必然性，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这就是劳动失去了界限，劳动不再变成有创造性的了不再是对普遍力量的肯定，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了。”^[57]这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危机。由这种经济理性还会进一步引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新奴隶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现代人已赢得大量的自由时间。社会已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时间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但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越多越好”原则的驱使，造成对节省下来的时间进行不平等的分配，即人口中日益增大的一部分不断地被从经济活动的领域排除出去或边缘化，而另一部分职业精英则继续从事现在的工作或甚至更多的工作。这种做法符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但与此同时进一步扩大了两极分化，前者沦为后者的奴隶。他说:“这种社会分层也就是服从于和人身依附于它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曾经被战后工业化废除掉的‘奴隶阶级’再次出现了。”^[58]高兹认为这种“被职业精英雇佣来的人做仆人的工作”和以前“富人阶级雇佣了一大批家内佣人”没什么区别。可见，高兹沿着马克思的路线对经济理性的危害的批判是多么的尖锐而深刻。

高兹还分析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生态理性，与以赚取更多利润为目的的经济理性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性，并且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摆脱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他认为，这两种理性背后隐藏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动机，即经济理性不惜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破坏性开发，置生态环境于不顾，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生态理性则力图减少对劳动、资本和资源的耗费，尽量生产耐用的、具有高使用价值的产品，满足人们的合理的、基本的需要，其根本动机是遵循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顾及到生态理性的要求，生态理性更无法替代经济理性。因此，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其经济理性支配下的生产方式。

(三)如何超越经济理性?

既然经济理性危害如此大，如何超越经济理性呢?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无法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必须给现代化划定界限。所谓划定界限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要确立追求生态保护的动机，排除追求利润的动机，而不是笼统地否定现代化。高兹首先把马克思所设计的克服经济理性的道路理解为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连接，使“更少”与“更好”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当人们发现更多未必更好，发现赚得越多，消费得越多未必是更好的生活，发现还有比工资需要更重要的需求时，也就脱离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可以量化的，认识到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或者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59]他还认为，马克思把克服经济理性与实现劳动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思路无懈可击，“超越经济理性不仅意味着让闲暇的时间压倒劳动的时间，而且要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自主性的行为”^[60]。他认为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不能把劳动仅仅看成挣工资的手段，如果是这样，劳动必然失去其意义、动力和目标。但是现在“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混淆，这就是‘劳动’(work)与‘工作’(job)或‘就业’(employment)之间的混淆，‘劳动的权利’和‘挣钱的权利’以及‘得到收入的权利’之间的混淆”^[61]。在高兹看来，现在人们普遍把挣钱的权利等同于劳动的权利，实际上你有权挣钱并不表示你已经真正获得了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领域超越经济理性就是让人们不仅获得挣钱的权利，而且真正获得劳动的权利。高兹还把劳动划分为三个层面，这就是:劳动过程的组织;与生产的产品的关系;劳动的内容，即行为的性质和劳动所要求的人的才能。他强调，应该使劳动者在这三个层面上都获得权利，从而都具有自主性。这样的劳动是劳动者自己组织的，是对自我确定的目的的自由追求，应达到劳动者个人的目的。高兹也意识到，在目前劳动岗位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劳动解放的第一位要求就是把劳动的时间减少些，但必须是每个人都能从事劳动，都有其劳动岗位。“‘劳动的解放’和‘劳动得少些从而每个人都能从事劳动’的理念，说到底是劳动的斗争运动的发源地。”^[62]高兹的这番论述实际上成为他后来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高兹以犀利的笔锋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的危害，以浪漫主义的情怀提出了超越经济理性的道路。但他显然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在理论建树上没有超越马克思的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