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变换方式的异化

对资本主义物质变换方式异化的关注，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反生态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这一点论述主要集中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分析之中。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作为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性原则出发，把人类与自然的和环境的关系与马克思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他坚持从总体性原则与方法出发，主要任务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梳理，厘清马克思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内在统一性，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他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反生态本质的理论批判。

一、“物质变换裂缝”理论

福斯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生态危机。要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就首先得从当代生态学的发展开始，而对当代生态学根源的探究，必须理解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中生发出来的关于自然的新观点。因此，福斯特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就成为我们理解他关于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理论起点。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源于自然的异化以及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所以首先应从分析马克思的自然观开始。他所要解决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问题。在福斯特看来，生态危机与社会问题是一个总体的两个方面，因此，应该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来寻求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者都无助于解决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现实问题，对社会和自然界关系进行“系统的、彻底的分析要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只有在重新梳理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所进行的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明白唯物主义内在包含着生态学的思想。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的自然的唯物主义观念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相互作用或关系，二是自然的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他说:“一旦我们意识到，在控制自然的观念和可持续性从同一个培根传统中生长出来，就不会感到奇怪。”^[63]实际上，生态进化论理论的巨大发展是自然的唯物主义观念与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福斯特同高兹一样，非常关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并重新阐释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中，寻求资本主义自然异化的社会原因，力图从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维度开辟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批判的新视域。福斯特从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分析中，得出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一方面以一个自然唯物主义者的立场阐释了自然界的不断演化的持续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以物种进化论推进了反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兴起。这两方面一起为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福斯特以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为依托，并结合达尔文进化论的相关理论，重新把有机自然界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征进一步概括为和谐与斗争的辩证矛盾关系。他认为:“以一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的辩证法、协同进化的视角来看，有机的自然(继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由和谐和斗争两者共同来标示的。”^[64]这阐明了福斯特自己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主张，为他接下来建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做了铺垫。

不同于个别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缺少生态关怀的观点，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生态学思想，这些思想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众多论述中，对于我们研究当代生态问题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

福斯特之所以注意到并能勾画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主要缘由归结为两点。第一，福斯特对一些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者把绿色理论嫁接到马克思思想上或把马克思的观点嫁接到绿色环保主义理论上的做法不满，福斯特希望能发现马克思与当代绿色环保主义理论之间真正的联系;第二，基于第一点原因的推动，“福斯特才从头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65]当福斯特研究进行到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主义时，他发现了“马克思对伟大的德国农业化学家J.V.李比希的著作所从事的系统的研究，把马克思引导到人与自然关系中‘物质变换裂缝’这样一个重要概念上来，而这使得它对自然异化的分析成熟起来”^[66]。由此，福斯特找到了马克思思想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的切入点。

(一)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对福斯特的理论启示

福斯特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的标志性著作。在这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采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定义‘劳动的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可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67]这个新陈代谢裂缝的产生促使马克思深入研究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以及与之相连的农业危机，因而使他能够对环境恶化进行批判，而这一批判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6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第二次农业革命”即对土壤工业的增长和土壤化学的研究中。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生态学论题:新陈代谢的断裂。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深受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的影响。由于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环境污染加重，土壤肥力受到影响，这引起人们的恐慌，因此对肥料要求大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1837年委托李比希写了一本关于农业和化学关系的书。1840年，李比希出版了《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一书，该书详细分析了土壤退化的原因和后果，认为“土壤是人类社会统一和分裂，民族和国家建立和消亡经常起作用的因素”。^[69]“自然规律制约着民族的兴亡。否定了维持土壤肥力的条件，国家就要灭亡，保持这些条件，就可以保持这个国家的富强和永世长存”。^[70]李比希以敏锐的眼光深刻地洞察了当时资本主义农业中暴露出的问题的严重性，批评了现代农业使用化肥增收的功利做法的消极作用。马克思从李比希对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陷入的土壤肥力危机的理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启发。因此，从那个时期开始，马克思就保持着同李比希思想的联系，在继承李比希的思想中提出物质变换裂缝概念，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农业生态危机。

“物质变换”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理学家希格瓦特在1815年首次提出，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用来指称同呼吸相关的生命体内的物质交换，即主要含义是指生命体为了维持生命，在生命有机体内必须进行物质的相互转化。其后，李比希发挥了这一概念的含义，赋予了物质变化概念以农业化学和生理学的内涵，使得这一概念能被用来解释自然界中无机物质和有机物质中的物质交换及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李比希以资本主义农业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为他阐述物质变换概念及其内涵的思想背景，从而使物质变换概念内涵延伸到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马克思在此基础上，以哲学理论的视角对李比希物质变换概念内涵从生物和生理学领域引向了哲学领域。可以说，马克思是第一个把物质变换概念运用到人类社会领域的人，并使这一概念纳入自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同他的其他概念特别是劳动概念融为有机的整体，用以正确地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农业及其对人类的自然力和土地的自然力的破坏，揭露资本主义农业的本质，并为当代生态学思想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启发。

(二)福斯特对“物质变换裂缝”的理论阐释

福斯特结合马克思的对“物质变换”概念的使用，从生态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即从自然内涵和社会内涵两个方面来建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在自然内涵方面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自然界自身内部的物质变换，二是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

首先是自然内涵意义上的物质变换概念。自然界自身内部的物质交换就是马克思讲的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自身的代谢废物”。对生命来说，这种物化变换(新陈代谢)过程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进一步把这种生命的生理规律引申到社会领域，强调人类社会中生命的自然规律是不可违背和改变的，并且一再声明所有物体内的物质变换都要受到这一自然规律的控制。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是有机界，而且无机界的物质变换过程也要遵循这些自然规律。关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马克思是以劳动为中介进行阐释的。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给劳动过程下定义时，就贯彻了生态唯物主义的思想，因而把物质变换概念置于他对劳动的整个分析体系的中心位置，把对劳动过程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变换的概念基础之上。”^[71]马克思给一般劳动过程下的定义是:“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72]这种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活动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是人类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73]正是人类与自然之间这种通过人的能动的劳动为中介建立起来的持续的物质交换过程维持着人类的存在，在这样的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往往就表现在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上。因此，物质变换的自然内涵的第二个方面必然构成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这种具体的劳动方式的理论前提。所以，福斯特指出:在马克思所有的成熟著作中，尽管时代不同，却一直在使用物质变换概念。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形式交换的中断就是由于物质交换的中断造成的，经济流通就同物质交换(生态流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是同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上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在社会内涵意义上的物质变换概念，在福斯特看来，就是在资本主义普遍的商品生产条件下，“一般的社会物质变换成制度，普遍关系体系，各种各样的需要和普遍的能力”。^[74]这种内涵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异化形式不断产生和复制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生产关系。因此，物质变换概念的社会内涵主要就是指以具体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由需要和关系组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综合体，人同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又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劳动组织得以完成的。福斯特在研究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之后得出:“以物质交换(material exchange)的普遍性(指自然界中的物质等量交换)为基础，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是交换等量知识的一个异化的表达方式。”^[75]更重要的是，物质变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表达自然异化及其与劳动异化之关系的方式。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变换”会产生“裂缝”呢?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揭露和批判中。福斯特认为，“物质变换裂缝”(metabolic rift)，就是指由于自然的生命规律规定并控制着社会的物质交换。自然的生命规律要求土壤的营养成分的“系统归还”，然而社会的物质交换却掠夺了土壤的营养构成要素，使之不能“系统归还”，而是不断导致“土壤构成要素异化”。^[76]因此，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就出现了裂缝。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同样迅速地使人与自然之间、城乡之间发生了“物质变换的裂缝”，城市污染、土壤肥力衰竭和人口过剩，19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了生态环境危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吞噬效应，推动了资本对自然的掠夺性征用。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77]这里的生产条件就包括了使生产得以进行的物质变换。一方面，工业的原料来自农业和自然界。“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78]工业越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就越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农业，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规模利用，加速了土壤自然力的衰竭;而人们消费掉的东西也不能回归土地，譬如人的排泄物不以肥料形式回归土壤，而是以污染形式排入了河流。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也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资源的进步。”^[79]福斯特由此断言，资本合并了劳动力和土地，获得了一种无比扩张的能力，结果却是物质变换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并进一步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包括城乡之间一系列“断裂”。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物质交换关系观点的生动描述，福斯特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变换违背了自然的生态规律，掠夺了土地的营养，使之构成要素异化，致使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了裂缝。他把造成这种物质变换“裂缝”的现实原因归结为两点:

第一，现实原因，即直接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及产品远距离贸易。资本主义的城乡分离破坏了土地的“归还定律”(指在一块田地某些成分被永久拿走不归还，使得这块田地不能增长甚至保持它的生产力)，土壤中的构成要素被运输到远离他们的“出生地”，导致土壤肥力再生产难以进行。同时，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远距离的贸易，与贸易相关的则是生产的全球化。马克思对此曾经批判道:“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全世界各地消费了。”^[80]这种远距离的产品的生产与输出，无疑会使土壤的一部分营养成分再也回不到“出生地”。同时，大批人口从乡村向工业化大城市的单向流动，“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地拥挤在大城市内的工业人口”^[81]。这样的后果就是，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使得城市中人口和动物的排泄物和消费后的废物垃圾以及生活污水越来越多，导致城市土壤的营养成分流失，由此出现物质变换裂缝。

第二，本质上的原因，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这种目的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就是大土地私有制。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财富积累在私人手里，是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雇佣劳动制是资本的生存条件，雇佣劳动制的前提又是无产者的存在，而这些又是以大土地私有制为前提的。福斯特认为，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乡村与城市人口的流动导致的分离，以及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分离都是以土地与人同样的分离为根基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产生就是以强制力量切断大部分人同土地的直接的联系为基础的，由此产生了雇佣劳动。福斯特还分析了早期资本主义为资本积累实行圈地运动的历史，并认为这种原始积累构成了资本的史前史和前提，使得“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建立是以异化所有形式的自然需要为前提的”^[82]。在资本追求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的利润驱动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人与土地的异化正是这种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通过揭露爱德华·维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83]，来证明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工业土地价格逼迫工人无法成为土地拥有者从而达到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因此，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一直坚持强调认同土地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

福斯特最后概括总结了马克思关于土地异化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出现的“裂缝”正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自然异化以及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异化所造成的。因此，要消除这种物质变换“裂缝”，就必须消除自然的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走生态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这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变换”概念的社会涵义已经扭曲了它的价值选择，所以必须向以消除自然和社会全部异化为己任的共产主义那里寻求出路。

二、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必然性的分析

福斯特在建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中，在时间维度上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发展历史的考察，随着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现实问题回应其理论建构的生命力愈加明显，因此直接揭露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成为其后福斯特理论研究的重点内容。从1999年再版《脆弱的行星》到2002年《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相继出版，可以反映出福斯特对现实的关切。

(一)福斯特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必然性

福斯特在他的以环境经济简史为主要内容的著作《脆弱的行星》的再版后记中写道:“在人类历史的千年之交，我深深地意识到，关于时间尺度的复杂问题多说几句，它是环境危机的核心问题。”^[84]这是人类居住在这个星球以后产生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福斯特从时间维度上给生态危机做了限定，指出正是在人类历史时间范围内，当人类没有正确地对待它自身的生命支持系统，进而导致人类及与人类直接相关的数不清的“高级”物种的消失成为可能时，我们可以隐喻式地说“脆弱的行星”。“我们是从狭隘的意义上确切地讨论我们的生态危机而不是在地质时间尺度上讨论地球或生物圈的灭亡。”^[85]福斯特特别强调了生态危机是“我们的生态危机”，不是地球的危机;是“我们的生物圈的灭亡”，不是生物圈的灭亡，更不是地球的灭亡。它特指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的关联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居住的星球是脆弱的。

福斯特从时间维度上不但分析了在人类历史时间尺度内，人类的活动已经给居住的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生态环境危机，而且进一步用时间的尺度描绘了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加速”现象，进而揭示出与这种“历史进程的加速”相伴随的环境变化的加速特性及迫在眉睫的危机。福斯特所谓的“历史进程的加速”是指“历史进程以一种惊人的方式突然加速，以另一种方式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发展就像幽灵一样在几个月或几个星期里就轻快地完成了”。^[86]这种历史进程的加速意味着生物圈中物质和能量流动的加快以及人为造成的物质形式的增多，会使得人类改变居住环境的速度越来越快以及规模越来越大。由此，也就必然加剧了人与环境的冲突。

福斯特以三个不同的时间尺度描述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以此揭露资本主义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性。第一个尺度是千年，指资本主义出现前的五千年，这段时间被描述为“书写史时期”;第二个时间尺度是世纪，即百年，指五百年前资本主义出现一直到两百年前机器资本主义出现为止。第三个时间尺度缩小到几十年，指开始于五十年前，“合成时代”(指工业加工)的出现。福斯特认为，通过这三种尺度描述人类文明的加快，其目的是通过相对比较方法来阐释环境变化的加速步伐以及人类看待环境问题的历史变换，并揭露出这种变化是由资本主义以积累为动力的几何级数增长的发展趋势决定的。

福斯特在《脆弱的行星》一书中还援引了1992年由1575位全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联合发布的《世界科学对人类的警告》的相关内容，报告以大量的事例论证了生态环境危机的存在，以此警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他援引了这样一段话:“人类和自然界都在走向崩溃。人类活动无情地导致和不可恢复性损坏了环境和自然界其他重要的资源。如果不约束我们当前的活动，他们将把我们对人类社会、动物、植物王国的未来所充满的希望置于风险之中，他们将可能改变生命世界，从而使得我们所熟知的生命活动方式不可能持续下去。如果我们免除由我们目前的活动过程可能招致的崩溃，我们必须从根基上做出改变。”^[87]福斯特援引这份报告旨在说明环境问题对人类的影响表面上好像是一个适应与否的问题，而实质是关系到人类和其他生命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福斯特看来，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主要在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导致环境和生态出现危机的根本的原因。对待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从生态的视角看待资本主义，一个是从资本主义的视角看到生态。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逻辑的起点不同。前者是立足生态来批判资本主义，后者是立足资本主义来解决生态问题。福斯特的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中译本翻译成《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显然是力图从生态学视角更好地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但为了更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同生态的矛盾，从生态的视角批判资本主义往往又要对从资本主义立场解决生态问题的做法进行分析批判。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开篇就指出，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许多人会归结为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缺陷，即“控制自然”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要服务于人类并成为人类的奴仆。但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拒绝承认人类也需依附于自然，这很大程度上还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答案。”^[88]这种制度把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增长，包括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89]

(二)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性法则

福斯特立足于保护生态的立场，从巴里·康芒纳的四条生态法则中概括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四条反生态法则。康芒纳的四条生态法则为:第一，每一种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 thing else)。这条生态法则主要是说明在自然界生物圈内，在群落、种族和个体、有机体以及它们的物理、化学环境之间，存在着具有精密联系的网络。^[90]自然界生态系统本身还具有自我补偿的修复功能，“但如果超过了负荷，就可能导致急剧的崩溃”。“生态网还是一个扩大器，结果，在一个地方出现的小小混乱就可能产生巨大的波及很远的、延缓很久的影响。”^[91]这意味着如果生态系统本身的调节能力崩溃了，那么通过“蝴蝶效应”产生的后果是无法预测的。第二，一切事物都有其必然归宿(everythingmust go somewhere)。这条生态法则意味着自然界中无所谓“废物”这种东西。^[92]“废物”只是以人类的使用目的来衡量的一个价值判断。第三，自然界最好了解(nature knows best)。这条法则的理解应该是自然界最了解自己。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是经历无数次试错后留下来的与生态系统相适应的种类。“任何在自然系统中因人为而引起的变化对那个系统都有可能是有害的。”^[93]第四，没有任何东西产生于无(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讲，就是一切事物都是有原因的。这条法则旨在说明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原因，它“警告人们，每一次获得都要付出某些代价。从这一方面看，这个生态法则包含着前三条法则。因为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是没有东西可以取得或失掉的，它不受一切改进的措施的支配，任何一类由于人类的力量而从中抽取的东西，都一定被放回原处”^[94]。

福斯特在康芒纳的四条生态法则基础上，相应地概括出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法则:第一，事物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是永恒存在的。这条的反生态法则性在于表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所有关系都被简约成金钱关系。资本主义的发展把金钱关系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这样就使得金钱关系异化了自然界事物之间固有的生态关系，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破碎化。第二，只要不重新进入资本循环，事物去哪里是无关紧要的。这条反生态法则性在于表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由于自然被划分和分配的程度太过细密以及技术的高度发达，许多产品被人合需要地使用后变成废物时，加上空间的阻隔或产品的性质的非自然性而很难进入循环利用，导致生产不是一个循环系统，而是一条直线:从资源到废物。第三，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懂得什么是最好的。这条法则的反生态性在于用市场规则统率一切社会和自然的规律。自然和社会本身都有其各自的发展规律，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成了主宰，自然资源成了赚取利润的原料和手段，这违背了自然本身的价值规律。第四，自然的施与是财产所有者的免费馈赠^[95]。这条法则的反生态性在于资本主义在占用自然资源和能源时没有对生态成本进行考虑。康芒纳的第四条法则从经济学意义上可以表述为“没有免费的午餐”，意思是告诫人们，每一次获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代资本主义吃“免费午餐”的代价是以环境和生态的恶化换来的。

福斯特概括的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四条法则，主要是为了寻求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基于对资本主义反生态四条法则的概括分析，福斯特为了更好地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性，又从对资本主义立场解决生态问题的态度和做法出发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种:自然的资本化和良性技术改进。但是自然资本化只是把环境作为商品进行经济核算，但环境并不只简单是商品，如生物圈，它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改进技术也是一个经济学成本计算的问题。他还再一次批判了“技术决定论”，论证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本质。

福斯特认为，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既不是源于人口的增长，也不是新技术的使用所致，而是技术为资本主义利润使用的结果，它不断增加环境的负荷以实现资本的赢利。他从1997年出台的《京都议定书》的失败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丑恶行径。这个温和的协议原本的目的是“要将工业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1990年基准以下5%的水平，这与世界气候学家竭力坚持的为延缓全球变暖必须大幅度减排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96]如果想对气候产生期望的影响，起码还要签署30个类似协议，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60%—70%。就这样，美国一些大公司对这个温和的协议都坚决反对，它们企图通过对碳技术的研究“既允许增加排放，同时又能带来减排”，布什还在2001年宣称“我们相信，技术终将会给我们带来减排的希望，特别是碳收集、储存和吸收方面的技术突破”^[97]。但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试验成功。还有一些建议如将二氧化碳冷却压缩后输入大海，所有这些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角度提出的对付环境问题的对策。在福斯特看来，“无论阻止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剧增以挽救地球所有生命的任务有多么紧迫”，《京都议定书》协议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处于快速致富的资本积累规则的背景下，生物圈很难维持平衡”^[98]。

综上所述，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99]，这种“狭隘的扩张形式”将所有的定性关系分解为定量关系，具体表现在货币或交换价值上。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总公式就是以商品为中介的货币增殖，永无休止的扩张是这一生产体制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利润与生产之神”的经济制度下，关于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诸多方案无非更为清晰地显示了生态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无法调和的内在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进行一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社会。他希望在这样的社会，“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地位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体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场经济”^[100]。但是，我们看到，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福斯特期望的理想社会相比较，显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