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

从资本主义危机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本质，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一个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论述主要集中于詹姆斯·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的阐释中。

作为北美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之一，詹姆斯·奥康纳在建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注重从文化和自然的维度重新阐释和建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文化”和“自然”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来复兴马克思的自然观，同时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分析批判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危机。但奥康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分析不局限于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单一的经济危机框架内，也不同于90年代之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否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经济危机可能性的否定，而是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基础和起点，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危机理论，并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论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危机的社会现实。在这一点上，奥康纳不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合理性，而且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同时把对两种危机理论根源的追寻合而为一，从而形成了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可见，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超越了之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高度，代表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水平。

一、自然的人文维度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奥康纳看到，一些生态学家总是武断地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生态学的理论观照，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自然界的所谓规律根本没有他们一般所理解的‘规则’含义”，“自然界在事实上已经成了一种‘被统治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类放在了一个太主动的和重要的位置上，而把自然界放在了一个太消极和被动的位置上。”“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对生态科学抱有太大的理论关注，也没能认真对待显然是在不断兴起的全球生态敏感性问题。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101]奥康纳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认真研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回应了这种批评观点。他说:“科学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原则方面的不确定性和或然性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人类的物质活动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也使自然界的发展本身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人类的历史和人类意识的进步史中，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始终是一个能动的伙伴。生态科学和人们的生态意识的兴起和发展，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由人类自身所推动的自然界的变化，反过来会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及其界限。”^[102]我们知道，由于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生态问题还未大规模显现，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

(一)生态视域下的自然——人文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奥康纳认为，在生态问题已经日益严峻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确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去，因为，自然界，不管是‘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的历史，都将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这取决于具体的时代和环境的因素”。“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需要将内涵向外延伸，因为，人类在生物学维度上的变换以及社会化了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所调节和建构，都将对人类历史和自然界历史产生影响。”^[103]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极少关心自然界，而大多数生态学家和地理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更少关注。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需要理论的整合。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理论就被从自然唯物主义视角予以关注，从而也就成为具有生态意义的人类活动。

奥康纳认为，了解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因为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介环节:技术、矿物燃料能源、工作关系、资本自我扩张的机制以及国家。”^[104]很少有人否认，在过去的200年，处于第一世界的北部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享受到一种史无前例的财富增长，但与此同时，“上述两个世纪中的这种增长已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普遍减少以及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而处于第三世界的南部国家，即发展中国家无疑是这种穆斯塔法·托尔帕(Mustafa Tolba，时任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执行主任)所说的“全球性种族屠杀”的最大牺牲者。在奥康纳看来，“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北部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它们的一些南部盟国进行生态掠夺的后果。资本使北部国家战胜了贫穷，可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环境质量的下降，”使得“全球性自然资源贫困以及南部国家(也包括北部的一些‘内部殖民地’)的贫穷”^[105]。可见，奥康纳立足美洲生态问题，关注全球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为了进一步解释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奥康纳从分析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入手，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和随处可见的事例揭露资产阶级发家史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此证明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即“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的关系”^[106]。奥康纳把这种总体性矛盾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我扩张系统”，其目的是资本无限增长，或者说是“钱滚钱”。“利润是资本主义进行扩张的手段，又是其扩张的目的。”每一个资本主义的机构和每一种资本主义文化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赚钱和资本积累”。但资本的积累和增长还被资本家和政治家视为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税收的重要途径，而那些不愿或者不能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不断改变技能和居住地的工人则必然会“掉队”，即失业，最后变成“无家可归”，甚至有的还被“送进监狱”。另一方面，自然界却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森林资源已经处在其顶点的状态;淡水资源受到地理和气候条件的限制;矿物燃料和矿石的储量是由自然法则所决定的。”^[107]奥康纳认为，自然界虽说在限制人类生产，但对人类来说远不是吝啬的，它的确给人类生产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不过，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却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的。

(二)文化和审美维度的自然

从伦理和审美的文化维度审视自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唤醒人们环保意识的首要任务。奥康纳举例说明，一些在书上标有“自然”字样的流行书籍，里面往往会配有不少独特的自然物照片，在这些照片或图片的旁边往往还伴随有各种文字的注解和说明，以引起读者对这种独特之物的想象。如一张海鸥被困于一片污油之中的照片，照片本身无法言说自身，因此，它自己无法就它所反映的事物引发争论以及提出自己的观点，但读者却能从伦理和审美的角度出发，感受到这张照片传递的悲惨和不幸，从而引起他们对破坏环境的愤怒，并可能引发一场以反对在近海进行石油开采或要求进行安全的近海石油开采为主题的讨论。这就是在伦理和审美的文化维度看待大自然:“世界并不是一个客观对象，而是一种观念。”^[108]这种观念是从文化和审美的维度看待自然的反映。

从《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列举了“自然”这一概念的各种不同含义;从人类最初理解的“出生”含义，到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导致事物变化的某种内在的东西”，再到15至18世纪的“种类”(或“类型”)和“物质世界的整体”含义。这几个阶段对“自然”概念的理解仅仅是将其视为一种被动的、惰性的概念，将其视为“事物的堆积”。尤其是在近代工业主义漫长的转型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自然”理解为一件“事物”或一台“机器”。在这种工具主义理解思路下，自然被看成是某种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东西。在《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中，关于自然含义最后一种理解是“人的初始状态”和“自然景观”，这是出现在18世纪并在19世纪流行起来的浪漫主义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在浪漫主义那里，自然被注入了“荒野”、“原始”、“乡土气”、“孩子气”的丰富情感内容，这与启蒙理性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它对自然倾入了人类的情感，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哲学思想，不过还只限于唯心主义而不是实践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理论观照。对“自然”观念理解发生革命性转移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的意识形态形成有密切关系。奥康纳认为:“自然在观念领域的二元化、分裂、或者说碎片化，是与客观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变迁互为因果的。伴随自然观念至变迁，是被马克思称为‘原始’或最初的积累的那种实践过程。”^[109]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其实就是人与外在自然之间、以及人与外在自然界诸要素之间的分离。我们可以看出，起初是原始积累，后来就是竞争性积累，使得资本主义把自然界逐渐商品化和资本化，从而抛开了土地使用方面的传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束缚，建立起了对生态具有潜在破坏作用的生产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由近代笛卡尔、培根、霍布斯以来的自然哲学家以及其他政治哲学家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带来的关于自然革命性的观点，是与资本主义的客观社会性实践过程，即把自然(包括人这一自然物)商品化和资本化过程的革命性转变同时发生的。这样，土地和劳动逐渐演变成了具有“设定价格”(即地租和工资)的“设定商品”，并且最终成为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与此同时，对自然富有浪漫主义解释也在与对自然工具主义(有时也说成是“启蒙主义”)解释的对抗中同时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工业化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离，而且“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它也造就了对自然保护的更大和更为普遍的关注”。按照奥康纳的解释就是，“对自然界的浪漫主义和伤感式的关注恰恰是以自然界本身现实发生的客观异化过程为前提条件的。”^[110]

作为研究历史变迁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中的变化与转型的一种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研究历史延续性和历史断裂性统一的一种辩证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以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社会形态，主要是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奥康纳认为，对马克思而言，历史并不是普遍概念不断实现自身的过程，确切地说，它是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在普遍概念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权力斗争的过程。奥康纳认为，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他概括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解，认为他们一般都是把生产力理解为对社会发展中的物质力量或潜在的生产能力的一种说明，狭义地理解就是“包括工业技术、机械和工具以及工人的技能在内的技术关系”。生产关系被理解为人们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所构建的社会关系，它的内涵是指:“包括社会产品占有关系的财产占有形式和权利占有关系。”^[111]奥康纳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存在两大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忽视了或轻视了这一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的，它们包含着人们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的。第二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112]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和物质生产的讨论从文化和自然中抽象了出来，“而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这是经得起辩论的)”^[113]。奥康纳进一步指出，生产力同文化形式一样是累积的，研究历史变迁和发展除了要研究技术、劳动分工、财产和权力关系外，还要研究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因为，劳动本身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如在劳动中的分工与协作，特别是协作以及协作模式，它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因而是不确定的，因为技术必然性和权力因素在其中起关键作用，不同的技术和劳动分工协作是与相应的权力控制形式相一致的。因此，奥康纳认为:“协作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自然)样式的基础上的。”^[114]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论证了劳动作为一种商品，其本质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语境中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新教伦理决定的。

奥康纳认为，在马克思或传统历史唯物主义那里，缺乏文化和自然的关注维度。应该探寻一种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从而改进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完整性”之间的矛盾。奥康纳提出，应当把作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媒介的劳动和文化、自然视为三位一体的，以协作范畴作为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切入点，以有效地把握文化、社会劳动与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奥康纳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然维度的历史观。在他看来，生产力具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维度，由自然界提供的或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得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以及劳动对象构成;二是主观性维度，它既包含总体上的活劳动力，又包含劳动力的不同组织形式和协作方式。这些方式既受技术水平的影响，又受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因此，生产力是自然的生产力又是文化的生产力。与此相应的，生产关系也具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的生产关系，即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以及不同社会制度中的同一性规律;二是主观的生产关系，即蕴含在财富范畴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对劳动占有(剥削)的方式方法。因此，生产关系是文化的生产关系;“自然”的生产关系指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以及对该社会文化形成的影响性因素。这样，奥康纳就赋予了劳动以文化和自然的特征。

奥康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自然史或多或少是人类劳动的一部分，不同的社会形态造就了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和生态环境。在生产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的劳动是“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由有产者或统治阶级所组织的劳动过程，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也创造了剩余的财富”^[115]。在这种社会形态的组织中，土地与传统的公共所有物的传统规范体系的断裂、市场的竞争、劳动的无产化以及农业雇佣工人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把生产从原来的文化与自然形式中脱离了出来”，自然系统也被转化成一种使用对象，“一种现代性的、商品化的自然与文化形式，这些形式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以及雇佣劳动形式的世界化的一种反映”^[116]。这种发展形式最终导资本主义陷入双重矛盾与双重危机之中。

二、资本主义双重矛盾与双重危机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行的生态危机现状，奥康纳认为必须恢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信仰，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找到对生态危机问题分析的线索，从而使生态马克思主义获得生命力。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其发展所带来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分配不平等造成了经济危机，而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没有摆脱经济危机，反而随着资本全球性的扩张导致对自然的破坏，又突显出另一个新的社会危机，即生态危机。面对这种局面，怎样才能建构出一种资本主义的理论，使之能帮助我们清晰地思考全球环境被破坏的问题?奥康纳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理论，它能够对系统性的经济力量，又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运动做出恰当的思考，它能够在社会的运动与变迁以及人们的日常经验领域展开生态科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的理论思考。不过，我们需要的这种理论首先必须能够以一种足以阐明和发展生态学的及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生态性的及其他类型的矛盾做出界定。”^[117]这种理论在奥康纳看来关键就在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的产生。

(一)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

奥康纳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研究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虽然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给自然界所造成的全球性破坏作了一些理论描述和界定，但缺乏生态危机理论层面的深剖。他认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会造成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资本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有时候就被称为“资本的生产过剩”，“它所反映的是资本对劳动所拥有的社会及政治性的权力，以及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走向实现维度上的危机，即资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的趋势”^[118]。它内在于资本主义体制中。奥康纳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外部自然所能够提供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虽然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中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造成了各种生态问题，但它从来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对生态具有破坏作用的那些生产会提高资本的各种要素，“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决于自然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厉害程度，”^[119]更没有预见到甚至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奥康纳提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他把生产条件定义为:“它并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作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120]。根据这个定义，奥康纳认为劳动力、自然、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都属于生产条件。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者说进入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中的自然要素;第二种是生产的个人条件，主要是指劳动者的劳动力;第三种是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譬如运输工具。奥康纳指出，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生产条件除了具有技术性质，还具有主体化和历史文化的特性，因而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可变化的。在奥康纳看来，劳动力本身作为虚拟性质的虚拟商品，其价值不应当根据交换价格来决定，而是依赖于所拥有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权利地位和重要性来决定的，因此劳动力是与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的。这样，“生产条件”的内涵就突破了马克思本人及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决定论意义和技术层面意义上的界定，而被主体化并被赋予一种历史文化的含义。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追求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与自然界无法提供与此扩展速度和规模相应的条件的矛盾，也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性之中的，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忽视了生产条件的文化、历史特性，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他着重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通过技术革新，获取工人劳动所创造的超额利润，它一方面使得生产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使工人再生产的成本不断下降。资本在无限扩张的本性驱使下，不断扩大生产，相应地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采。“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被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121]这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成为既充满经济危机，又不断导致生态危机的双重危机过程。

奥康纳分析了资本主义双重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一，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反映的是资本生产过剩的危机，它通过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侵略性的市场销售、持续性的技术革新以及竞争加剧危机的速度从而使资本生产陷入过剩的危机之中。奥康纳认为这种危机与生产条件没什么关系。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所反映的情况进行描述时会更为复杂，它可以通过地租、拥挤的成本、水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要素来表述，但还显得不足以说明矛盾的全部内容。因为“没有哪个单一的范畴能像剥削率这一范畴在第一矛盾中所起的作用那样，起到了一种理论上的核心作用。”^[122]所以单从经济维度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论述还不如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所做出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所以应该把第一重矛盾补充到第二重矛盾的分析当中。

其二，他强调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是从需求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的。当个体资本为了维持或恢复利润，把成本降低的时候，其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市场对商品的需求也会下降，从而真正获得的利润也会下降。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是从成本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的。当个体资本为了维持或恢复利润降低成本——譬如，当它们把成本外化到生产条件(自然界、劳动力或城市)上面去的时候，其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抬高其他资本的成本，最起码是抬高了资本总体的成本，由此，生产利润就会降低。奥康纳对此总结道: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在一种“实现性危机中以最纯粹的形式”彰显自己;第二重矛盾则把自身展现为一种“流动性的危机”。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方面存在问题;在第二种情况下，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恰恰是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123]。奥康纳还指出，出现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其结果是资本主义要对“自我摧残式”的榨取自然的行为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这是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给自己所带来的双重危机。

(二)资本主义双重危机

奥康纳从对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的分析中得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的论断。在奥康纳看来，资本积累造成直接的生态危机和间接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的破坏和损害不仅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且也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奥康纳认为，关键是要从理论的角度找出资本主义积累、经济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生态危机”相比，“经济危机”的含义比较明确，马克思把它理解为资本的货币、生产或商品的流通过程的中断，换言之，就是资本总体的再生产与积累的中断和停止。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既是活动的手段，又是其目的。利润之所以是手段，那是因为它驱动着货币资本不断地扩张，并努力使新的股份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进行运转，同时还能给不断扩大的贷款进行担保。利润之所以是经济活动的目的，那是因为不管是管理部门还是股东，其目的都在于创造更多的利润。个体资本用利润来获取更多利润，这实际上就成了“货币的自我增殖”，这是“资本的自我扩张”的含义。^[124]奥康纳对此指出，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维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性，不过，由于资本低估了自然界的存在价值，因此，它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为了高利润率，资本家会不断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和新资源的寻求，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对劳动者工资也有所下调，并通过技术革新来弥补;但新技术的普遍化又打破了行业垄断的可能性。因此，资本家就会再次加大向自然资源开采的力度。研发新技术、降低劳动成本。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形成了:“对高利润率的追求导致了高积累率;高积累率反过来又导致了对原材料的更大需求;对原料的更高水平的开发导致了生产成本的降低，而生产成本的降低又会使本来就很高的利润和累计变得更高。”^[125]在资本主义社会，“绝对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产技术将会是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它们那样去做”^[126]。针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奥康纳还补充了一点，那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它带来的是对整个人类的一场灾难。可见，奥康纳把资本主义全球化积累视为产生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

由此，奥康纳把资本主义归结为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一方面，经济危机以资本流通中断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把自己凸显为一种资本的“有待克服的障碍”;但“资本本身”就是最大的障碍。资本的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对商品的有效需求(资本的实现)的增长速度，这就会阻碍资本的积累或者把经济推向衰退或萧条，但资本主义对危机又是有依赖性的，这种经济体制需要一种周期性的危机存在。其原因在于“经济危机是一种强有力的、必不可少的惩戒性机制”^[127]。那随着资本积累而来的是生态恶化。从总体上看，经济危机是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是与对工人的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压榨的增强、成本外化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危机与成本削减同时还会刺激那些先前已被禁止的对环境资源具有危害性的技术的复活，从而导致生态恶化的新形式，如高科技污染的电子垃圾。再者，经济危机还会为节省成本而更加不关注工人的健康、所出手商品的环境卫生以及城市条件等。另一方面，生态危机还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由资本自身所导致的生态恶化所付出的代价——“规范化”的市场力量，高额的地租，为干净水源、空气、短缺的能源以及避免交通拥挤所付出的成本加大会导致利润受损和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生态危机导致的环保运动限制了资本无限扩张的速度，有可能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

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奥康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洞察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提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认为这是彻底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行方案。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的提出，特别是对生产条件的文化、自然的唯物主义阐释，不仅拓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而且发展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站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双重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双重危机之间内在联系的二合一式的辩证分析思路，开启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野。

【注释】

[1]参见何萍:“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参见周穗明:《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习出版社，2004年，第462页。

[3]学界一般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有三方面的理论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二是生态伦理学、系统学、未来学的理论成果，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最后一个，直接奠定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5页。

[4]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52页。

[6]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4～57页。

[7]同上，第135～138页。

[8]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

[9]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10]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9页。

[11]同上，第128页。

[1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1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14]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6页。

[15]同上，第14页。

[16]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8页。

[17]同上，第9页。

[18]同上。

[19]由于控制自然的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莱斯把“自然的解放”称之为“反意识形态”。莱斯划分的第一种被成为“自然的解放”的反意识形态表现为:被法西斯主义利用过的，主张自然应从文明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次被以费尔巴哈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社会主义所乞求过的，主张“回到自然秩序”、顺从自然的思想。第二种被称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而不是控制它，在莱斯看来，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但它仅仅是作为一种教条式的描述口号，最终失掉合理地指导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20]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

[21]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

[22]徐艳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2～393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3页。

[25]Paul M.Sweezy，Capitalism and the Enviroment，Monthly Review，June 1989.

[26]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42，p.26.

[2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0～96页。

[29]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

[30]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31]同上，第96页。

[32]Andre Gorz，Critique of Labor Divisi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78，p.5.

[3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99～400页。

[34]Andre Gorz，Critique of Labor Divisi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78，p.38.

[35]Ibid.，p.57.

[36]Ibid..

[37]Andre Gorz，Critique of Labor Divisi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78，p.9.

[38]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5.

[39]Ibid..

[40]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6.

[41]Ibid..

[42]Ibid.，p.20.

[43]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21.

[44]Ibid.，pp.21－22.

[45]Ibid.，p.23.

[46]Ibid.，p.26.

[47]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27.

[48]Ibid..

[49]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1989，p.1.

[50]Ibid..

[51]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1989，pp.111－112.

[52]Ibid.，p.109.

[53]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1989，pp.109－110.

[54]Ibid.，pp.110－111.

[55]Ibid.，p.113.

[56]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1989，p.19.

[57]Ibid.，p.20.

[58]Ibid.，p.6.

[59]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1989，p.116.

[60]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1989，p.220.

[61]Ibid.，p.221.

[62]Ibid..

[63]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2000，p.12.

[64]Ibid.，p.205.

[65]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66]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2000，p.ix.

[6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68]同上。

[69]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35页。

[70]同上。

[71]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2000，p.157.

[7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1～202页。

[73]同上，第208～209页。

[74]John Bellamy Foster，Marx's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2000，p.157.

[75]Ibid.，p.158.

[76]Ibid.，p.156.

[7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6页。

[78]同上，第888页。

[7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9页。

[8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69页。

[8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95～296页。

[82]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2000，p.170.

[83]维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只要是为了在殖民地为工业准备廉价的无产劳动者，办法之一就是抬高土地的价格，这样做的目的是工人就不会因为土地价格廉价而离开为资本家工业生产打工、让自己成为土地的小拥有者。如果工人有了自己土地，那么可想而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84]John Bellamy Foster，the Vulnerable Planet，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99，p.143.

[85]Ibid.，p.71.

[86]John Bellamy Foster，the Vulnerable Planet，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99，p.145.

[87]John Bellamy Foster，the Vulnerable Planet，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99，p.73.

[8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页。

[89]同上。

[90]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页。

[91]同上，第30页。

[92]同上。

[93]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94]同上，第36页。

[95]John Bellamy Foster，the Vulnerable Planet，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99，p.120.

[9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12页。

[9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98]同上，第13页。

[99]同上，第29页。

[100]同上，第76页。

[101]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102]同上，第9页。

[103]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104]同上，第13页。

[105]同上。

[10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107]同上，第17页。

[108]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109]同上，第37页。

[110]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111]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112]同上，第436～437页。

[113]同上，第61页。

[114]同上，第65页。

[115]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11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117]同上，第203页。

[118]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3页。

[119]同上，第198页。

[120]同上，第486页。

[121]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4～296页。

[122]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3页。

[123]同上，第284页。

[124]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289页。

[125]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291页。

[126]同上，328页。

[127]同上，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