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裂与生态危机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反生态本质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认为阶级分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生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阿格尔就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但它并没有忽视阶级结构。”^[33]可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分裂的反生态本性的分析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贯传统。

一、两极分化与生态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确立的前提条件，就是把大量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使资本本身的历史发展成为可能，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就形成了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加深的阶级分化，以及城乡之间日益加深的敌对与分离。

生态社会主义借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因为对马克思来说，阶级分裂造成的一切，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不可分割，而且实际上就是它的一种必然结果。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可以用阶级分裂来分析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马克思认为阶级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在私有制下，社会产品有了剩余而生产力又不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34]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有意义的”，^[35]它“引起极端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财富的无限增长;另一方面是异化的、被剥削的、没有尊严的生产。这种生存是对大多数人的否定——形成了一种像断层线一样贯穿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36]它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度的权力关系”，并且认为阶级分裂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首先，阶级分裂、工人阶级贫穷，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剥削制度不正义的表现，并且因为贫穷进而导致在社会生活中对环境资源分配和享用的不公平。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榨取，而他们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一点可怜的工资仅仅能够维持生活基本需要。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贫穷就是最大的生态环境问题，穷人往往难以得到干净的饮用水、食品和环境舒适的生活居住空间。佩珀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态主义的“一个地球”的画像是严重错误的，环境威胁对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同样重要的。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和造成严重污染的大量废弃物等“并不是平等的影响每一个人”，中心地区富人比边缘地区和穷人更容易免除这些影响，而且更能够在面临危险时采取缓解策略以确保他们自己的生存。从短期来看，中心地区和富人甚至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益者。^[37]安德鲁·萨兹也回应了佩珀的观点，认为有害物质的牺牲品往往是穷人或者中等收入的工作者。他们的环境难题是与他们的经济条件不可分割的。人们如果生活在资金短缺的社区，就更可能生活在靠近污染的工业地点。同样，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质上为生态帝国主义蔓延创造了可能。因此，韦斯顿指出，“大多数人现在面临的难题根本不是与‘自然’相关联的，它们是与财富、资源从穷人向地球人口中已经富裕的少数的转移相关的”^[38]。这种转移是世界范围内阶级分裂的生态掠夺。

其次，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分裂带来的贫穷不仅仅把被剥削阶级推向了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一方，更为重要的是还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工“为经济与政治的权势者所驱使，被迫告别传统生活方式，去赚取所能得到的任何一点可怜的工资”，“穷人必须做工，而不能计较工资高低，附加的一些法律把最高工资规定在勉强糊口的水平，这样便保证劳工被榨得一无所有。”^[39]芒福德指出，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礼赞劳工的出现，称其为迈向人类自由的步伐，为人们选择劳动场所和赚取尽可能高的工资创造了条件，而实际上，自立已经被出卖，换回的是对公司工作无可奈何的依赖，或者对政府高压作风的唯命是从。他在比较了产业劳动者与其前辈的生活之后，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产业劳工获得了“抛弃中世纪行会保护和社会安全制度的自由，并转而接受昂贵的新生产设备所有者施予的剥削”。^[40]并且，劳工在自动化设备面前也变成了机械的或资本家工具的一部分，没有自由可言。一般而言，劳工的自由仅限于接受或者拒绝按某一工资标准提供的工作，而且经济的特点往往使这一自由也徒有虚名，对劳工阶级和非熟练工人尤其如此。实质上劳工只有选择受哪位资本家剥削的自由，而没有跳出忍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制度性桎梏，这正是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逻辑使然。正如希伯朗指出的，即使劳动力被很好地支付工资，如果这个制度要想生存下去，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价值总是大于支付给劳动力的价值。“资本主义制度是依靠这种阶级剥削而存在的。”^[41]

再次，生态马克思主义汲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思想，提出资本主义把自然和劳动力看成商品是人类最大的异化，也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历史原因。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从对原土地的抢夺及土地的商品化迫使农民大众告别农耕生产开始的，它同时催生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这与西方16世纪以前人们所熟悉的任何东西“都是一大决裂”。因为在“16世纪以前，即使发现工资劳动，那也是稀罕之物，仅限于经济活动的边缘领域，在较大的城镇之外，更难寻觅其踪影”^[42]。然而从15世纪晚期一直到19世纪早期，一个被称为“圈地”的进程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它破坏了公地及与之相关的传统。圈地运动的历史在英国最为人所熟知，由于纺织业对大量羊毛的需求，小农被赶出原先的公地，土地被圈起来，转变成放羊的牧地。被圈地运动侵占的土地原先多以公地形式保留，或者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出租，租金归社群所有。一旦被圈起来，土地便按现代契约方式占有，这种契约方式可使土地被分割和买卖。在此之前，即使君主将其名下的土地赐予某位大臣，当地小农社群的生活一般也会无所影响地延续下去。然而新地主们却力图将财产转为新的营利行当，全然不顾给社群和他人家庭所造成的灭顶之灾。这已经预示着资本主义掠夺自然和劳动力的开始。卢梭在1754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就已经写到私有制的弊端:“当第一个人圈起了一片地，名之曰‘这是我的’，财产的观念就诞生了。财产的出现对个人意味着一种负担，因为它需要他人的协助，开始时人们通过互助来应付自然带来的变化。但是当农业和冶金业发生了革命，从人开始需要他人相助那一刻起，从一人的财物超出其所需的优越感显现之时，平等就消失了。财产介入生活，劳动力成为需要，无垠的森林变成需用人们的汗水浇灌的宜人田野，人们看到奴役和苦难很快地发芽、生长、结果”^[43]。从此，资本主义的诞生意味着对原土地进行抢夺的人成为商品土地的拥有者，而迫使原来靠这些土地赖以生存的农民成为劳动力商品。虽然以村落和家族为形式的互助纽带被新的社会制度重拳砸碎，却使刚刚获得自由的农民为了响应工业资本主义的需要而沦落为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新的“人对人的非人化”，只不过剥削者成为掌控私有财产的资本家。当土地和劳动力被视为商品时，原来存在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浑然一体的有机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自此，“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便双双走向大祸临头的境地”^[44]。自然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危机。在资本家看来，对自然的剥削是没有成本或成本很少的，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掠夺祖先遗留下来的自然资源为资本积累和增长的阶梯;而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则是通过向劳动者支付较少的工资而尽可能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进行的。但是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工人阶级，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雇佣，同时也成为直接向自然掠夺的雇佣。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从敬重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农民到向自然开采、与自然对立的雇佣工人，这一切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阶级分裂导致的。这种分裂的结果“不是我们处在环境危机之中，我们自己就是环境危机”的制造工具。^[45]

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佩珀指出:“1992年里约地球首脑会议表明的，全球环境政治中最根本的难题围绕着社会正义、财富分配和生产手段尤其是土地的所有权与控制。”^[46]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此进行深入的批判，因为正是由此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或逻辑，把社会引向深刻的不公正，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无论是资本主义导致了圈地运动，还是圈地运动奠定了资本主义，包括自此之后逐渐出现的资本主义的“恐龙”式的超级公司或跨国公司，以及与维护资本利益相适应的国家权力，这些都在形成摧毁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合力。因此，默里·布克钦在痛心自然遭受毁灭性破坏时批评道:“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是以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国家来实现其使命的，其后果则是把一个高度有机的社会化解为(事实上是完全消解为)一个无机的社会”^[47]。与此社会改造相应的是对自然世界的改造，因为资本主义的冲击主要体现于减少生物多样性，以机械的、控制的、人工的过程来取代自然的有机过程。这种在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将社会消解成无机社会，也使人成为被利用的商品之一。并且，人的商品化并未限于劳动力的出售，眼下围绕着人体器官、胚胎组织、生殖能力又闹得沸沸扬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商品”的供应是以妇女和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不利地位或困苦为前提的。经济上的贫穷使得无产者被当作商品买卖对象被剥削的局面在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二、阶级分裂与消费异化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分裂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消费异化。消费异化一方面奠定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前面已经论述过)，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丧失了其革命的动力，进而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无对立面的社会”。

(一)消费异化的实质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家制造“虚假需要”，实现强迫性消费进行了批判。马尔库塞指出，这种“虚假的需要”就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永恒化的需要”^[48]。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要。一旦社会把追求物质享受这种“虚假需要”强加于人之后，它就把自己的需要变成了个人的本能需要。这种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需要的一体化”必然带来它们“利益的一体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通过社会的压制性控制和管理，工人阶级把自己的命运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工人已经成了为满足虚假需要的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49]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看起来似乎消失了:“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黑人挣得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甚至他们读同样的报纸。但是马尔库塞指出，“这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50]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以富裕和自由为伪装)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制造虚假需要的满足使得整个资本主义成为无对立面的社会，并把统治扩展到一切私人的和公共的生活领域，使一切真正的对立达到“一体化”，自此工人阶级成为丧失革命和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

所谓消费异化，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下把追求消费作为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过度的消费。它表现为人们往往根据消费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幸福程度。实际上，这种过度的消费是为了资本主义追求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是以获得更多利润为目的的。为了维持资本可持续增殖的需要，资本家想尽一切办法刺激人们新需要的产生，但这种需要并不是真实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自然界似乎还是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各种资源，生态环境被破坏得并不十分明显，所以马克思把发展生产力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没有充分地分析消费领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广告的出现使得人们的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人们把消费当作满足需求的唯一源泉，人们的满足几乎完全等于消费;对消费的国家干预操纵和调节是延缓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说的一旦消灭了生产领域的异化，人的需求就能够得到自由的表达和满足，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已经和异化劳动共存，因而人类对幸福的追求被异化为虚假需要的不断满足。

(二)消费异化的严重后果

生态马克思主义汲取了法兰克福学派对“虚假需要”的异化消费的批判，并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证了这种异化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推动。

福斯特从分析物质变换裂缝入手，阐释阶级分裂导致劳动异化的实质性原因，认为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裂缝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以大土地私有制和以追求劳动产品中的交换价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各种各样的需要关系和社会控制的结构。资本主义物质变换不仅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劳动的异化，而且是一切异化的最终原因。这种社会全面异化的集中表现，就是资本主义把劳动力和土地视为商品，由此“人们被简化成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取商品的欲望可以说是欲壑难填。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在竞争事物中进行选择的权利。这种概念下的进步是通过不断的分工和所谓的‘征服’自然获得的”，并且告知人们，出于“人类追求公理和利益最大化的本性”。“通过自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将出现人类优化的社会结果”。^[51]资本家企业就这样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异化，进而控制了劳动工人。所以“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仅要求消灭剥削劳动的特殊关系，”还要消灭“超越人与土地之间异化关系的”根源性制度，^[52]这才是马克思所呼吁的“消灭雇佣劳动”的根本目的。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追求无止境的资本价值增长而鼓吹消费主义的结果。消费主义的异化消费不仅仅是自然的异化，也是人的当代异化的集中表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被异化消费所控制。奥康纳对此分析道:在资本主义控制中的技术理性统治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资本对它的榨取是以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对劳动力的有效训练和控制为先决条件的。这种通过技术控制的目的一方面使劳动专业化，促进资本主义积累的高效率;另一方面生产技术的专业化分工、工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实现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总之，“资本主义技术的设计、制造和运用不仅是为了调整和控制生产，而且也是为了调整和控制劳动阶级”。^[53]这样，资本主义通过技术不仅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且也同时加强了对自然的掠夺。

资本家企业为了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必将采取提高劳动生产率或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法。这样，工人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虚假需要，在同等时间和条件下就尽可能多地加工原材料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工资;而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会增加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力度。这样为了资本积累的持续性，资本家加速制造更多的满足虚假需要的商品，而工人阶级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虚假需要也加速了再生产效率，导致新一轮的对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这种恶性循环的过程是资本家控制和奴役着劳动工人和自然。整个资本主义被消费市场引导着，单个资本家尽力越来越快地销售消费品，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以此获得利润。如此一来，“消费主义社会和生态破坏与浪费的普遍化就与资本主义消费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生产技术一样，消费技术或者产品更新也都不仅有社会经济意义，而且有社会政治意义。作为消费社会的基础，需求满足的商品形式本身就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大众意识之中”了。^[54]可见，为了提高利润率，资本家站到了自然的对立面。至于工人阶级，则不但没有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力量，反而在国家需要的引导下，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工具。消费主义社会的异化消费的普遍化及生态上的破坏和浪费就“如影相随”了。

因此，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一方面赚取了利润，达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又控制了工人阶级，达到了维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稳定的目的。这可谓一举两得。

《21世纪议程》指出:“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各国的发展失衡。”^[55]因此，解决发展和环境之间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可持续发展，反对过量消费。显然这与资本主义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目标是矛盾的，因此必然不会被资本家企业所采纳，其结果是选择转嫁危机、掠夺子孙后代生态环境资源的不正义做法。应当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必须为资本“自毁根基”付出代价!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7页。

[2]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39页。

[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4]Stephen G.Bunker，Raw Materials and the Global Economy:Oversights and Distortions in Industrial Ecology，S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1996J-A，p.421.

[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6]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86页。

[7]Andre Gorz，Ecology as Pols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19.

[8]Ibid..

[9]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86页。

[10]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33页。

[1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12]同上，第94页。

[13]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14]同上，第115页。

[1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1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8页。

[17]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

[18]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5页。

[19]奥康纳所谓的“经济正义”主要是指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以及财富与收入的生产负担的平等分配。比如，为富人从事创造性生产的劳动工人应该通过优惠政策得到补偿，减轻他们的一些生活负担;“社区或公共的正义”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给某些特定社区所带来的某些利益和损害的平等分配。比如，城市生活垃圾向郊区的转移，就应该城市居民向郊区居民给予相应补偿。参见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535～536页。

[20]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7页。

[21]Andre Gorz，Ecology as Pols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5.

[22]转引自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

[23]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页。

[24]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

[25]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6～357页。

[26]同上，第357页。

[27]转引自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2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42页。

[29]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43页。

[30]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40页。

[31]同上。

[32]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33]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2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2页。

[35]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3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37]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38]Weston，Joe，Red and Green:A New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London:pluto Press，1986，p.14.

[39]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40]转引自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41]参见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

[42]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43]萨利·肖尔茨:《卢梭》，中华书局，2002年，第89页。

[44]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45]尼尔·埃文登:《自然的异类:人类与环境》，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

[46]戴维·佩珀:《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为了生态政治生存的蓝图》，转引自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2页。

[47]转引自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4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6页。

[49]同上，第9页。

[50]同上。

[5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52]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2000，p.176.

[53]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5页。

[54]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8页。

[55]万以诚等:《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