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告诫人们: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3]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述启示我们:当今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推行文化霸权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全面霸权。其中，在经济领域上的领导权决定着其相应地在政治和精神文化领域上的领导权。这表明，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精神文化生活总是在无所不在的宏观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换言之，占支配地位或主流地位的话语权本质上就是权力话语。因此，文化帝国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推行霸权的新形式就不难理解了。
一、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
帝国主义最初是一个政治学名词，指的是一些凭借军事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对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军事和经济上的统治。从冷战结束以来，后冷战时代的冲突与竞争由原来的帝国主义依靠经济和军事强权的统治迅速转移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学者亨廷顿对这种权力竞争转移有自己的阐释，他认为“冷战结束后，在后冷战时代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24]，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后冷战时代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的模式。当今文化力量向经济和政治力量转化，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张，已成为左右着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资本主义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先进的媒介资源的迅速传播，打开了世界文化市场的大门。“文化帝国主义”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新的战略手段，即以“文化霸权”的方式在文化领域继续推行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进而把文化资本的统治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其他领域。
文化霸权理论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理论之一。从理论层面看，文化霸权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该国家的“话语权”，进而影响和控制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从现实层面看，“文化霸权”是新形势下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渗透的新手段，它的推行必须依赖现实条件，一是跨国传播媒介的高度集中和垄断;二是由这种垄断体制所形成的信息单项流通所产生的结果。拥有丰富媒介资源和先进传播技术的西方发达资产阶级国家正好具备这样的优势条件。文化霸权的推行关键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对文化资本化的有效利用。在布迪厄看来，他之所以提出“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其原因在于他看到这种新资本形式正在当今社会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他指出，在当今社会，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跃居社会生活的首位。现代政治已无法仅凭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现代经济也无法只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跃。假如没有文化的大规模介入，那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将是缺乏活力。尤其是在越来越开放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文化被作为一种商品可以在全世界自由流动，它的软实力越来越被视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在国际秩序建构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文化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即作为文明的文化、作为同一性的文化和作为商业的或后现代的文化。这三者之间有很大的融合性。作为一种商品，它是资本增殖的一种工具;作为一种文明，它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作为同一性文化，它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不过在今天，文化多重内涵正在被文化的商业化所挤压。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开拓为文化资本化铺平了道路。文化资本的价值是通过生产大量的大众文化消费产品而实现的，这些大众文化产品是由资本家按照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原则生产的。它暗含地宣扬着物质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以迎合资本家赚取利润的目的。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正在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方式控制和主宰世界大众文化消费的口味，它把精神文化的需要变成一种商品，人成为一个被动的和异化了的消费者，个人的爱好、趣味以及闲暇时间都被文化工业生产的产品牢牢掌控，文化娱乐成为一种工业，消费者被支使去买娱乐就像被支使去买衣服、鞋子一样，娱乐的价值取决于它在市场上的流行与否，而不是从人的尺度去衡量。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文化帝国主义推行文化霸权中蕴含的生态战略野心，并从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察觉出资本向文化转移的反生态后果。佩珀指出，“正如哈贝马斯观察到的那样，阶级冲突正被晚期资本主义的、自我辩护的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和批驳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批判理论)之间的斗争所代替。资本完全支配的大众媒体和通信系统成为斗争的阵地”[25]。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晚期资本主义从政治和经济领域转向文化领域的批判，这是资本主义矛盾焦点向文化转移所导致的结果。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使得“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已经普遍存在，而新冲突地带的焦点就集中在思想上而不是物质条件上，即主要的政治难题已经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文化领域——你如何反对一种垄断着的信息和形象的扩散与生产的文化权力呢?”[26]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斗争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经济结构中，而且存在于文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中。资本主义的“教育、宣传以及媒体操纵着大众意识并使资本的世界观内在化。资本主义幕后操纵它自己的合法性，部分地通过塑造国家心理和通过创造对那些掌权者的宿命论和消极态度来实现”。这种在上层建筑推行的文化意识形态的霸权“如此适合于‘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以致任何对国家权力制度的直接攻击都被克服或预占”[27]。因此，对资本主义文化反生态的批判成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反生态本性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文化产品通过发达的媒介资源很快就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在通过文化资本控制和主宰全球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使得全世界同看一部电影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资本主义对自然征服的观念、追求享乐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观念，也正在通过文化产品向全世界传播着潜在的危及生态环境的信息。这对今天的生态环境来说是一场空前的劫难。这种通过生产文化商品传播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反生态的做法。
二、文化霸权与生态危机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还注意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反生态表征，那就是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其生态帝国主义的扩张。因为文化产品的生产，需要从自然界获取相关的生产资料，比如，纸张、光盘、媒介电子产品以及生产这些文化商品的材料等等;而消费产品的消费，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消费垃圾。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污染垃圾，许多就是文化电子产品。
这样，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推行得越快、越广，生态帝国主义推行得就越快、越广。可见，文化帝国主义不仅破坏文化的生态平衡(指全球文化一元化代替文化多元化，这是另一个论题，在这不展开论及)，而且破坏了人们心灵的平衡，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进行生态的批判。
从今天来看，帝国主义不过是在变化着不同的面孔，从殖民地统治到文化霸权主义和生态殖民，这个过程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即追求资本增殖的目的，当这一目的在一种实现途径上受到阻碍，它就会寻找新的替代途径。正如马克思所言，表面上看，贪婪的是资本家，但实际上资本家只是这种“作为人格化”了的“要么积累，要么死亡”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只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逻辑。因为，资本主义的文化一定是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反生态的本性内在于这个制度当中。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才是真正的肇事者。可见，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进行全面批判的理论是深刻的。
历史和现实证明:资本主义是凭借在短短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就创造了超过以往一切时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来炫耀其文化和文明的神圣的。但与此同时，这种文化和文明带来的对生态的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的批评，“从来没有一种文化和文明，能创造出这种手段，不仅能够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所以，变革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把它引向符合生态原则要求的新的文明，这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目的。
【注释】
[1]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4～185页。
[3]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4]周穗明:《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第454～455页。
[5]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5页。
[6]同上，第6页。
[7]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8]同上，第150页。
[9]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10]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11]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9页。
[1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3页。
[14]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生态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15]这里的“公民利己主义”指人们虽然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但并不积极参与其政治过程;“职业家庭的利己主义”是指培育家庭重视消费、闲暇生活、教育和职业成就的一种过程。参见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2页。
[16]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17]同上，第6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29页。
[19]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4～75页。
[20]消费社会的消费形态不仅具有原来的物质性(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义性(也可以称之为“符号性”)作用。这里物的物质性维度是指物对人的现实需求的直接满足。物在此直接表现为某种功能，例如食物对于饥饿，衣服对于寒冷等，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维度”。这一层面的需求与满足受制于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基本内容指向。但是到了消费社会，物的意义性维度指向的对价值层面的追求愈发凸显出来，物在此摆脱了它直接的功能性而以符号、意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也可以被称之为“符号性维度”。参见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
[21]“不消费就衰退”的道德逻辑是:如果没有人消费，就没有人销售;没有人销售，就没有人工作。因此，人们是把高消费作为就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方针来追求的。按照这样的逻辑，“高消费一旦停滞，或消费水平的降低，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将是自我毁灭。”参见莫少群:《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0～121页。
[22]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7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页。
[2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5]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26]同上。
[27]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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