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的学派之一，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特点。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一次致力于把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创新。笔者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归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新发展，有一定的理论根据。笔者认为，一般把一个理论或流派是否划定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至少应该具备五个标准:其一，理论来源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有内在的关联性;其二，批判对象上，一般都把资本主义作为理论批判的对象;其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矛盾分析法;其四，在社会制度建构上，一般把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作为最终的理想社会制度;其五，在理论最终价值取向上，一般把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
笔者以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是符合这五个标准的。其一，就理论来源而言，生态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中直接诞生的，并且直接汲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理论、劳动异化理论、经济危机理论以及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等，它从一开始就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作为其对象，以现实的生态危机为理论批判的切入点。其二，从生态危机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反生态性进行全面的批判，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向生态性集中的新特点，并从社会制度根源上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新危机理论，其批判维度的创新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视野。其三，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生态马克思主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地考察分析得出:经典马克思主义运用辩证法从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入手，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因无法克服其内在矛盾性而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其四，在社会制度的建构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的显现，因此，资本主义必然陷入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危机之中，必然被生态社会主义所替代，并最终被共产主义所替代。其五，在理论价值的最终取向上，生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出于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忧患意识，并以实际的理论研究推动人类通过保护环境赢得更长远的未来，为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论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看待社会生产力问题上存在着两大缺陷:第一，“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忽视或轻视了这一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的，它们包含着人们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深深根植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第二，“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忽视或轻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1]。因此，主张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即以文化和自然的维度看待生产力的发展。
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理论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它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内涵。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来看，以往我们把生产力发展水平看作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准，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只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把生产关系，则依照其对生产力是促进还是阻碍作用被划分为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我们认为这种生产关系是消极的，因而应该被新的生产关系替代;反之，当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我们认为这种生产关系就是积极的。整个社会发展被视为生产力决定论。但是我们忽略了这样一种事实，当一种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起促进作用时，对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水平，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表现出积极的作用;但是当这种生产关系扩张、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超越了自然条件所能承受的限度时，其结果是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生态危机不断加重。显然，对于生产力的前一种表现作用，我们当然要肯定它;但对于生产力的后一种表现作用，我们则应该延缓其发展速度。
从今天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又有在资本赢得利润的目的驱动下，凭借科学技术加快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但是生态危机暴露了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作用。因此，先进的生产力只有掌握在先进的生产关系那里，才能被合理地利用，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张力的限度内合理的发展，这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设定了生产力张力的界限。这个先进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生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错误看法。我们也看到，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因此，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的看法一直存有争议。但是一些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在社会主义也存在着社会的分工、交换，因而也存在着货币，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广义的市场”。这个“广义的市场”是“价值规律支配的体系”，“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废除作为价值规律贯彻体系的市场”。[2]废除市场的想法也须在共产主义能够实现，但是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想法只能是“一种乌托邦”。既然生态社会主义不能无视市场机制，那么生态社会主义也无须否定市场机制，相反，“生态社会主义应该学会通过市场机制来建立环保政策与法规体系”[3]，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制度完善。
第四，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一贯具有的批判风格，不过是把生态问题视为其理论批判的维度。它把生态危机根源直接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从社会整体结构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本质，为我们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优于其他生态主义理论的根本所在。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以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还把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联系在一起，并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生态帝国主义掠夺战略的可耻行径。这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在生态安全方面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第五，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消费主义进行的生态视角批判，尤其是对消费异化带给人和自然严重破坏后果的分析，以及倡导的符合生态要求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观，对于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生态危机，但是最终危机的解决，还是要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得以实现。正因为坚信这一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才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未来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期待也使得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的优越性，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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