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伯尔基在其所著《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强调，“在逐步展开的超越性视野中，基督教显然也被视为一个重要源头”[24]。伯尔基认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精神中包含有丰富的政治性内容和革命性的因素；就个体的微观视角而言，它确立起了个体的生命尊严和精神追求。因此，他指出，“但即使我们不理会这一政治的和直接革命的方面，基督教仍然在有关马克思主义起源的叙述中显得意义重大，因为通过它的教化（虽然它的实践并非始终如一）已然赋予人类生命的‘卑贱’形式以尊严，同时伴之以期望——某时某地并以某种形式——车轮将要转一个圈，目前的受难和落魄者将会被给予永恒的福祉”[25]。在伯尔基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尊严的关注来自于基督教的影响。本书认同这一观点，并且更关注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本人所受到的影响。
提到马克思对宗教的看法，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6]这就是马克思宗教“鸦片说”的完整表述。但是正如麦克莱伦所说：“马克思有关宗教最著名的陈述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这个浅显而又简单的描述已然受到各式各样解释的影响，显著地展现出马克思态度的可能性矛盾。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比如列宁，已然把鸦片的比喻视为对宗教的全然否定。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的目标限定于基督教的特别的另一个世界的类型上。”[27]因此，对马克思的宗教观的全面厘清，必然要以对马克思哲学祛魅化解读为前提。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真正认清马克思在这一领域的批判对象，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对宗教的本真态度。基于这样的认识，给予马克思哲学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客观的、历史的考察就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了。
对于基督教精神与马克思哲学超越性思想关系的梳理，首先应该开始于马克思对宗教的接触和认识，如此说来对马克思的家庭氛围和家族传统的认识自然成为这项研究的基础。
马克思出生于犹太教拉比（Rabbi）世家，他双亲的家族都拥有丰富的担当拉比的传统。毫无疑问，他与生俱来具有犹太教的文化基因。同时应该看到的是，马克思虽然出生在正统的犹太教家庭，但是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却为他的人生注入了自由和斗争的元素。亨利希·马克思“很少受到数世纪以来这种严格的犹太古老正统思想传统的影响”[28]。他对儿子影响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转宗基督教，他放弃了原有的犹太教信仰，皈依基督教，从一种纯然的宗教生活转而进入一种理性信仰的生活样态。
对充满现代人文精神的亨利希·马克思而言，改宗基督教或许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改宗使他（亨利希·马克思——引者注）本人以及他一家不致再受排犹运动的迫害，而且这种行动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种精神的解放。”[29]而这一切他都毫无保留地传播给了自己的儿子。正如梅林所言：“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点无可怀疑的，即亨利希·马克思树立了一种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使他摆脱了犹太教的一切偏见，而他就把这种自由当作一宗宝贵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卡尔。在他写给他的作为大学生的儿子的相当多的信中，找不到一星半点犹太人性格的特征或缺点。”[30]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教传统是否可以通过改宗就能够实现全然的弃绝，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抛开梅林叙述中的有些主观的成分，亨利希·马克思对于儿子的巨大影响无疑是不容忽视的。
1835年11月18—29日亨利希·马克思给儿子的信是这样开头的，“首先，谈几句关于我上一封可能使你感到恼火的信。你知道，我不想迂腐地使用做父亲的权威。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也要向自己的孩子认错”[31]。关于儿子的未来，他是这样说的：“我希望你能成为我若出生在你这么好的条件下可能成为的人。你可能会实现我的最美好的愿望，你也可能会摧毁它。也许，把自己最美好的愿望寄托于一人身上从而使自己得不到安宁是不对的、同时也是不明智的。但是，即使本来不十分软弱的男人也会成为软弱的父亲，这不是天性，又是什么呢？”[32]关于信仰，他坚定地表示：“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33]。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与儿子平等商谈的父亲的形象，言语中充满着对于自由、理想和人生价值的信念和追求。
事实上，对儿子如此循循善诱地劝诫和引导在亨利希·马克思那里绝不是偶尔为之，在目前留存的众多信件当中，这已然成为一种和谐的家庭主旋律。他给予儿子的不是无可置疑的命令而是选择的自由和责任。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充满自由、平等、关爱气息的家庭氛围生活中，由波恩大学时期沉溺于“轻浮的生活”（科尔钮语）的大学生转变为对自己人生、家庭充满责任和信仰的有志青年。
从现有文献来看，马克思对基督教精神的汲取和扬弃开始于中学时期。他在中学考试宗教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中，从各民族的历史、个人的历史和基督本人的道等方面论证了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并最终得出了结论：“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可使人内心变得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有镇静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渴求名望，而只是为了基督而向博爱和一切高尚而伟大的事物敞开的心”[34]。强调了与基督合一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对心灵的慰藉。显然，在此时的马克思心中，基督教成为了其对现实批判的精神动力和超越性尺度。因此，他说：“对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庸俗追求排挤着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可见，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35]。相比马克思后来对人的社会性的强调，此时的马克思更多是以神学的理路进入的。但是不难看出，他一以贯之地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崇高和意义的不懈追求，此时就已彰显无遗了。
马克思在其中学考试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阐发了其年轻的理想主义誓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36]从马克思“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的选择中清晰地透显出了其高远的人生追求和理想，其中已然显露出其思想超越基督教的端倪。因此，马克思在基督教那里并未驻足太久，就开始了新的精神征程。
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指出，“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被毁掉了，必须用新的神来填补这个位置”[37]。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对他的神进行了重新定位，并明确指出：“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38]马克思这里所谈的思想转向，既包含有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重新认识和接纳，因为此前他是极其排斥黑格尔哲学的，更有关于自身信仰问题的思索。马克思此时虽未成为无神论者，但已然解构了自己原本不太坚定的基督教信念。他坦言，“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这个表现为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的神性”④。在马克思这里，神的存在仅仅留下了观念性的躯壳，而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成分和外在的形式已经被全然地抛弃了。马克思在对宗教的扬弃之路上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抛却了它的形式和躯壳，继承了它对人的精神探求的致思之路。关于这一点，恰如伯尔基所言：“在我们达到并开始完全理解像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样的复杂的现代观念之前，尚有大量的裂缝需要弥补——但基督教所谓的‘温顺的人’和‘自卑的人’，连同他们的尊严和超越性期冀都确定无疑地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根基”[39]。对于人的精神本性的关注是当时欧洲思想界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所受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下文中将要谈及的浪漫主义精神对马克思的影响，但是如果忽视作为欧洲文化精神精髓之一的基督教的影响，那同样也是不明智的。
马克思在基督教的视域中找到的“真正的珍珠”是自由，自由成为其展开自身哲学思考的重要理论平台。基督教的自由观念来自于其“原罪”说。所谓原罪即人与生俱来的罪责，生而有罪是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反上帝的禁令，偷吃禁果所致。作为惩罚，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人类的希望就在于通过人世间的善行修为来完成自我的救赎，得到上帝的宽宥，获得永恒的福祉。从原罪说不难看出，人类的始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罪责就来自于他们的选择。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始祖面对的不会仅仅是这唯一的“偷食”之路，抗拒诱惑的选择同样面对他们敞亮着。因此，“在基督教的‘原罪说’里隐含着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人类的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也即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或者说，每个人都完全能够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决定自己的行动”[40]。人的自由存在者身份是与原罪相伴而生的，同样也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每个个体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使自由成为人必须面对的不二之选。人作为自由存在者首先意味着对上帝的责任，正如俄国宗教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所说：“宗教生活中的自由是个人义务。人必须负起自由重担，没有抛弃这副担子的权力。上帝只接受自由人，只有自由人才需要上帝。”[41]就此而言，自由成为了人与上帝之间恒久不变的纽带，人的自由与上帝的自由区别在于人的自由的有限性和上帝自由的无限性。对人而言，自由绝不意味着为所欲为。“基督教永远讲‘真正的东西’，因而从不把自由与任性混为一谈。”[42]因此，人的自由存在者的身份是其走上超越之路的神圣之源。
在马克思哲学中，自由是超越性主题的核心范畴之一。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他对自由的认识尤其展现出与基督教自由思想的相关性和同构性。这一点在上文中对于作为马克思哲学超越性思想资源的古希腊哲学传统的探寻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那正是这一自由精神在哲学领域内的自觉运用和展现。也就是说，基督教的自由精神相比古希腊哲学的自由意识，在马克思这里具有时间的先在性。当然不能就此断言，马克思的自由思想直接来自于基督教，同时由于马克思对宗教的坚决批判态度也容易使大多数人感觉这样的结论难以避免有些大胆妄为的嫌疑。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同样是以“扬弃”的方式进行的，他所剥离和批判的主题是宗教的神秘外衣和虚幻本质，而对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自由精神和信仰维度则有所吸收，关于这一内容，我们从《共产党宣言》那对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无限憧憬和《资本论》对于自由王国那充满诗意的描述中不难得到崇高境界的再现。因此，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所否定的只是宗教的虚幻性而非宗教所昭示的境界本身”[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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