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为灵与肉的复合体，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诸多方面的矛盾与困惑，对这一向度问题的探求和解决构成了哲学的超越维度。自由是彰显人的超越本性的核心特质，因此对自由的追求也就成为人类确立安身立命之根本的重要途径，对于自由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则成为哲学与生俱来的理论视域。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人的问题是其一以贯之的主题。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基础，从人的生成性视域，不断强化和凸显人的超越本质。马克思哲学中的自由主题是其展开对现实的批判和构建理想维度的重要理论基石。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是以对人的理解尤其是人的超越性理解为基础的，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自由学说，必须充分发掘其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也就是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意义上的自由，唯其如此才能为对人和自由的解读和实践找到真正现实的基础和平台。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二重性的存在，其与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对于自我有限性的认识，并试图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达到对有限性的面对和超越。“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5]人类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建立在对自我积极认识基础上的自我生成、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即自由的活动。就此而言，自由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故而从人的本性而言，自由应该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人所面对的现实却是与生俱来的不自由或无自由。因此，对于自由及其实现途径的探究和求索自然成为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论题。对自由的实现途径的明晰必然以对不自由的原因的剖析为基础，只有明确不自由的原因，才能进而找到敞亮的自由之路。
第一，马克思对人的不自由状态的剖析。不自由既可以意味着外在的羁绊对个体的束缚，也可以揭示出无法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茫然与困境。诚如英国学者伯尔基所言：“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和精神中的解放；在此三个维度的任何一个里面，自由的最高目标和价值都关系到人类理性的实现。”[36]事实上，马克思哲学对不自由的揭示和剖析也正是展现于这样三个维度。
首先，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不自由。这一层面的不自由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其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类对自然的被动适应和习惯。“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37]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处处碰壁的时候，对自然界的诚惶诚恐、顶礼膜拜就成为了当时人们心理状态的不二选择。这一时期的不自由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第一阶段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解决，肇始于人类对自我价值主体身份的真正确立，其结果是人化自然的出现。所谓人化自然，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改变了的、不同于自然的原初状态的新的自然。但是随着工具理性的最大化张扬，人类社会进入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第二个阶段。在第二阶段，人与自然的新矛盾产生了，即对自然的纯粹物化。“这种物化自然的产生，根源于主体仅仅在手段和工具的意义上来面对自然，把自然仅仅视为索取、征服的对象，只以一种功利实用的目的去改造自然。”[38]马克思在当时已然敏锐地洞察到了人与自然之间未来危机关系的端倪，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9]在他看来，与资本主义生产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相比，其对土地等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浪费同样是巨大的和惊人的。因此，人在这一维度上的不自由集中体现为人对自然的破坏和自然对人的报复性惩罚。这一表现的更深次的原因则在社会领域，是人的社会性把这局部性的不自由扩张为全面的不自由。
其次，社会领域的不自由。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现实的人始终是其进行哲学考量的出发点，马克思对社会领域的关注集中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的生存反思就成为其自由主题探寻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手稿》中系统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异化劳动及工人的非人化生存境遇。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解构了劳动的人的本质，并以异化劳动的形式昭示了工人的不自由。劳动成为仅仅满足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劳动过程中工人无法体会到自由和幸福。异化劳动导致了工人在多个层面的不自由，工人在劳动中没有感到对自我的一丝肯定，相反却遭受着全面的自我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每项成果无不彰显着工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和自我本质的全然丧失。工人能够获得自由的感受仅仅存续于动物机能的运用中，而人的机能运用的活动则又使人重新获得动物的感受。因此，对人的感受和本质的完全丧失使自我实现和发展成为纯粹的梦幻泡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悲惨境遇是与其身份相伴而生的。事实上，无论社会发展状况如何，工人都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40]对于工人这一全然的奴隶化生存状况的揭露和反思，使马克思开始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展开批判。私有财产是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因而在他人那里感受到的只能是对自己自由的束缚和妨碍。当财富成为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时，当财富成为个人享有自由的唯一途径时，个体和社会整体的真正自由就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悬设，昭示着精神领域的真正困境和不自由。
最后，精神领域的不自由。现实社会领域中的不自由状态必然映现于精神生活的舞台上。马克思从历史的纵向视角对现实和历史的不同价值诉求进行了比较。“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41]马克思认为，古代世界是以人为生产目的的，其崇高的价值追求是与其狭隘、封闭的社会状态息息相关的，因此它的崇高是以“稚气”为特征的。现代世界是以财富为最终目的的，在摒弃掉古代世界的“稚气”的同时，现代世界也丧失了崇高的精神诉求。因此，在以对人的疏离为特征的现代世界里，人的精神世界缺少超越的维度和空间，同样是不自由的。
在马克思看来，精神领域的不自由主要体现在宗教的异化和终极关怀维度的缺失。与劳动异化相对应的，在精神领域同样存在着异化现象，这就是宗教的异化本质。马克思说：“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又说：“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42]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异化强化了宗教的异化本质，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不自由相对应，人在精神领域同样缺乏自主活动和主体性，因而，在已有的宗教领域人们感受不到自由的抉择带给自我的充实感，却不断体味着虚幻幸福的幻灭感。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和解构并非是对人的意义世界的真正消解，而这正是他构建新的意义世界的开始。正是因为看到了现有宗教的异化和虚幻的特质，所以他阐述了人的终极关怀维度的缺失带给人的不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终极关怀维度的缺失最为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自由时间的缺失。“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犷野了。”[43]自由时间的被剥夺不仅意味着人无法获得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能力，而且意味着人无法获得挺立自我精神维度的机会，并最终丧失人的本质存在和存在本质。“心智的犷野”正是人的精神家园沦丧的最为鲜活的映现。人的精神家园的幻化使人无法确立起真正属于人的世界，人不仅身体疲惫，更严重的是精神本质的匮乏带来的灵魂麻痹，因此人不得不面对自我身份迷失所带来的痛苦与折磨。
马克思哲学不是仅仅对于问题的解读和剖析，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为解决问题、改变世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与解答。
第二，马克思哲学中人的自由实现途径。人的自由的实现也就意味着人的解放的完成。马克思说：“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44]也就是说，人对于自我的回归意味着自由的实现。在马克思看来，对自我回归的最大障碍莫过于私有制。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即共产主义是实现人在三个领域获得自由的终极途径。在这一终极原则的指导之下，马克思对自由的实现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其思想主要有：
首先，对人化自然的完善。人化自然向物化自然的蜕变，其关键点在于人对自我价值主体身份的过度凸显和对自然的远离。因此，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恰当定位，从而扬弃物化自然，就成为实现这一领域自由的最为现实的途径。
马克思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重要理念来对人的存在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厘清了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他强调：“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5]因此，自由决不是无所顾忌的恣意放纵。英国学者伯尔基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里的自由，是人类理性在外部世界中的完全实现，是对人类潜能的理解以及对自然需求的限制，也是对人类事务的和谐安排”[46]。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自由是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身份获取的，人既需要从自然界那里获得生存必需的物质资料和环境条件，同时，人还负有爱惜自然、保护自然的义务。人化自然的逐步完善彰显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
其次，自由时间的获得与运用。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造成了人对自我的全然否定，人的尊严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被碾压成了碎片，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使人沦为一台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在社会领域自由的实现同样意味着向自我的回归，回归的途径则是自由时间的获得和运用。
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资产阶级掌控了全部的自由时间，因此与渴求自由时间的无产阶级处于全面的对抗性矛盾之中。“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47]异化劳动和非自由时间充斥着工人的生活，成为其挥之不去的梦魇。
马克思从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两个维度强调了自由时间对工人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说：“人在一个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而这种力的支出的限度就是他的身体所能及的劳动时间的限度。正像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定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定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48]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具有身体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和限度，更需要在精神领域获得自我确证和实现的满足，而这同样需要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支撑与保证。因此，对工人而言，自由时间绝不仅仅意味着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关涉着工人的尊严和生存。就此而言，毫无疑问必然存在着道德的界限。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力和活劳动的浪费和破坏，马克思提出了节约劳动时间的要求。劳动时间，即耗费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的生产活动中的时间，这一部分时间的耗费严格遵照身体界限的要求。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压缩，可以增加使人获得自我身份和尊严的自由时间。
自由时间的获得和运用将使人的个性获得自由的发展，自由时间的普遍化，表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49]个体不仅在外在活动中追求自我的确证，而且渴望在精神领域同样得以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因此，马克思对社会领域中自由的追求是以自由时间的获得为现实目标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实践性理论。
最后，人的终极关怀维度的确立。马克思所强调的精神领域的自由，一方面使人获得本真的自我，另一方面消解了异化宗教的外在超越和虚幻的本质。人的终极关怀维度的确立是人在精神领域的回归自我，是全然属于自我的意义世界的挺立。因此，人的这一维度的确立使其获得了安身立命之根本，是其彰显人的自由本性的重要保证。
马克思认为，终极关怀维度的确立奠基于人们的自信心。他说：“首先必须重新唤醒这些人心中的人的自信心，即自由。”[50]在马克思看来，对于缺少意义世界支撑的人们而言，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唤起他们的自由精神，从而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确立起崇高的目标。因此，“在衡量事物的存在时，我们应当用内在观念的本质的尺度，而不能让片面和庸俗的经验使我们陷入迷误之中”[51]。马克思认为，人在精神领域的困惑和不自由大多源于个体缺乏意义世界的支撑，缺乏“内在观念的本质的尺度”即终极关怀维度，为人撑起自信心。
关于终极关怀维度的核心内容，马克思确立为共产主义和自由王国，两者的研究入路有所不同，但其归宿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每个主体都作为全过程的最终目的，作为支配一切的主体而从交换行为本身中返回到自身。因而就实现了主体的完全自由”[52]。人成为了最终目的，标志着每个主体对自我的确证和自由的实现。共产主义通过对于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来实现对于自我的全然复归，也就是自由的实现。因此，共产主义既是自由最终实现的方式，更是自由实现的确证。
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是一对相伴而生的范畴。“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53]必然王国属于真正的物质生活领域，这个领域的活动符合必要性和外在目的的规定，其自由主要就是前文所述的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自由。自由王国实现的是人类能力全面发展和自由发挥。“在作为必然王国‘彼岸’的自由王国，由人的本性所决定和所要求的人的内在潜能成为目的本身，而不再是作为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正是人的自由的本义，即人的自我决定或自我实现。”[54]共产主义和自由王国昭示着人类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生活。作为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终极内容，二者的确立使人们获得了精神领域内最大化的自由畅想和最坚定的信念支撑。
在马克思那里，自由及其实现不是抽象范畴及范畴的简单演绎，它是基于对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全面反思，立足于现实，对人性的轻蔑和扭曲的揭露和批判。“划时代的批判意识的自觉生成似乎只能是哲学所做的事情，因为哲学的本分在于贞定某种人生终极的确认，从而为人成其为人提供‘意义’的凭藉，并为这意义的实现所必致的人文‘秩序’提供批判或更新的价值标准。”[55]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其为后来者提供了“批判或更新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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