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社会思潮，秉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鲜明的批判性立场，承继了马克思所确立的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目标的终极关怀维度，同时又对现代西方哲学分别加以汲取，从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诠释视角及其丰富的理论成果。就其理论特点和地位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主流哲学有着根本的异质性立场；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大背景之中的理论观念，它与前苏东以及我国的主流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意识形态话语又相去甚远”[1]。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特立独行的景观，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旨趣及其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密切相关。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政治立场和价值诉求而言，大多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他们要么是马克思主义者，要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或同情者，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思想有着深切的关注与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承担起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没有明确一致的发展轨迹和目标，但是却有着相对集中的时代性问题。大体说来，从超越性视域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布洛赫等为代表。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诠释，制定符合新时期无产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策略方针，从而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终极诉求。第二阶段，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为代表。他们主要围绕人类现实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顿，展开有力地批判和解构，努力探寻人类未来发展的新希望。“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视界不再限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的范围内，而是拓宽到现代人的生存境遇问题。”[2]这样的划分是以不同时期的时代主题为依据的，并不排除同一思想家对不同时期核心问题的综合性考量。事实上，这一点在作为第一阶段代表人物的卢卡奇、布洛赫等人身上显得尤为明显。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3]。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巨大的战争疮伤，更有无尽的苦难与危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于困顿的状态，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空前高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看到了暴力革命的希望，但是盲目乐观的情绪和斗争模式的简单化复制使得他们的革命运动纷纷走向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时陷入低潮。因此，对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和再度诠释就首先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和时代课题。
相比以经济决定论为核心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公式化的认识和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诠释向度和人的主体性维度，从而生发出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全新的理解模式。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方面，他们提出以总体性为核心理念的革命观，构建起包括政治、文化、心理、信仰等多维度的革命空间和体系内容。在他们看来，以往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庸俗主义的解读模式和实践模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被庸俗地解构了。关于这一历史过程，正如柯尔施所言：“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长期的纯粹进化的发展时期结束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时代开始了。由于阶级斗争实际条件的这个变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危机阶段的日益增长着的迹象。很明显，追随者们的极其平庸的和残缺不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能适当地意识到它自己的所有问题，更不用说对他们之外的一系列问题的任何明确的见解了。”[4]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无法从容应对新的革命形势与条件。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重新塑造就成为他们自觉承担起的历史使命。他们完成这一工作所倚重的思想基础正是马克思生前未曾发表的三部重要著作，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如前文所述，这三部著作正是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最终得以确立的关键所在，主要表现为异化理论所构建的批判性维度、实践学说所确立的现实超越性基础和共产主义理论所挺立起的真正自由信仰的领域。马克思正是通过这三种思想理论的支撑，最终使其超越性诉求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与自由的希望之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对马克思这一典型时期思想的关注与汲取，找到了符合新时代精神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的恰当理路，并使自身思想得到了确立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核。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异化生存的关注与批判，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的积极成果，同时又是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更大规模的批判和抨击的开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新一轮的黄金发展期。“在经济上，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长期繁荣的世界性动力，比以前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动力都要巨大。这个时期所出现的普遍而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在这类生产方式的发展方面实际上已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明显地打破了经典著作上有关衰退或危机即将来临的预言，提出了供科学分析的崭新问题。”[5]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的整体性繁荣并不能掩盖其现实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在众多的问题当中，异化问题更为突出和典型，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和考量的核心问题。当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摆脱掉血与泪的身不由己，而代之以充满自我肯定和认同的“幸福意识”（马尔库塞语）时，异化已然呈现出更为普遍的现实样态，成为人无法抗拒的现实生活，人的主体精神和地位全然泯灭了。“当一种新型的垄断资本主义取代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后，它也发展了自己的新的剥削和压迫形式，这就是不可抗拒的异化的普遍化趋向，它把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的总体性当作自己的统治对象，把一切主观性和活动都变成为物化的客观性，把一切人类主体都变成他们自己的异化存在的消极旁观者。”[6]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基于对于异化问题的深度探究才得以全然构建起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批判空间与理论视域。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致思理路的多样性，涉及领域的丰富性，长期以来人们对其的认识和理解是见仁见智。毫无疑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绝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的超越性思想，绝不仅仅展开于超越维度，但正是其超越维度的全面展开，使人们得以从它那里获得真正彰显哲学本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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