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意义世界的构建与实践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哲学与神学一直以来承担着为人类提供意义保证的使命。“神、上帝、天、绝对理念、客观精神等东西，都曾经起过这种立场和角度的作用。”^[43]这一局面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一步步地开始走向土崩瓦解，直至20世纪意义危机的全面爆发。原有的意义空间被逐步清空，带给现代人释然的轻松之后，人旋即被孤独、焦虑、迷惑、痛苦的心绪填埋了。意义世界对人而言，恰如中国哲学“不可须臾离也”之“道”。“它具体是指能够支撑人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能够为人在世俗生活世界中得以安身立命和处理各种价值关系提供支撑的价值理念。”^[44]因此，“上帝死了”之后的意义真空的填充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了。关于这一问题，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从其心理学的研究入路给予了揭示。他说：“现代人已经失去其中古时代兄弟们所有的心理信心，现代人的信心都已为物质安全、幸福及高尚等理想所代替。可是这些理想要能实现，所需要的乐观成分当然更多。甚至于物质的安全观现在亦成为泡影了，因为现代人已经发觉，在物质上的每一次‘进步’阶段，总是为另一次更惊人的浩劫带来更大的威胁。”^[45]荣格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原有的来自于古已有之的意义世界的支撑和护佑的信心和信仰已然丧失殆尽了。现有的意义世界并非一无所有，但是其内容除了世俗不堪，就是华而不实，故而已然失去了其应有的终极关怀的价值。缺少真正意义世界的生存，只会昭示着更多的磨难和危机。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意义世界的黯然既有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问题，同时还有自身所独有的问题之源。二者相比，个性维度问题的解决更容易面对和切入，更容易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且个性维度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共性维度问题的超越。因此，本书提出了对于当代中国意义世界构建和实践的些许建设性构想，以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现实解决。

当代中国意义世界的黯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现实的社会共同价值理想的内容和体系未能实现与社会发展相契合所致。“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已从追求理想社会的激情转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4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在带给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的同时，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对利益的最大化关切，也影响和冲击着人们现实的价值判断和选择，造成人们道德水准的滑坡与人生物质化、平面化的现实，并在更深的层面上消解着人们的超越维度。因此，原有的信念、信仰体系等人的意义世界的内容在横流的物欲冲击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一时间，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尊老爱幼、扶危济困等传统美德在一部分民众践行的层面上，不再义无反顾，因为他们要去考量做好人好事的成本，更因为一个个鲜活的实例挑战着人们的伦理道德底线，并在“蝴蝶效应”的推动下，最终在大众理念中凝结为拒绝超越的底线化要求的生存谋略。

“纠结”一词很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了目前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特质。纠结情绪的普遍化昭示着人们现实生活中精神家园沦陷之后的不安与烦躁，人无法获得意义世界的确证和确证自我的意义世界，只能在自我的感悟中苦苦搜寻走出迷雾的路径。更有甚者，已然尸位素餐、麻木不仁，缺乏对于自我的自觉认识要求，浑浑噩噩、不知所终。在他们的生存空间里根本无从建立起人的本真性维度，彰显的全然是人的自然属性。

现实的惨淡并未熄灭那盏风雨中摇曳的意义明灯，呼唤的良知应和着本性良知的呼唤。现实的纠结在展现大多数人的生存苦闷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并未放弃自我救赎的机缘与执着，故而才有理想与现实断裂后的苦痛、折磨的感受和自我考量的苦楚。因此，对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纠结情绪和生存状况必须予以正确认识和引导，充分看到其内在的积极要素和特点。人的纠结状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个体原有的价值信念体系面对新环境和新问题时，由于二者无法实现顺利对接所造成的一种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样态。目前纠结情绪和纠结生存状况的出现，正是人们进行自我校准和调节的努力和尝试，而纠结状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体意义世界的失范造成的。人的意义世界作为主体精神本性的核心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承载着主体面对现实的困惑和诱惑时自我校正和自我确证的功能，因此自然成为主体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和尺度。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必然要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各种信息的传达与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着对自我意义世界的引入和验证，包含着自我确证或否定的内容。这一情况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出主体对自我原有理想信念体系的考量和质询，并相应地作出自我的校准和调节。

一直以来，社会共同价值理想担负着社会成员意义世界构建的范导功能，成为个体获得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和社会归属感的重要源泉。由此可见，社会共同价值理想的彰显、时代精神的重构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之选。抱残守缺式的固守陈旧与荡然无存式的意义消解都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极端漠视，只有关注现实的生活才能实现人的意义世界的真正重生与再造。真正彰显时代精神的社会共同价值理想必须要以对社会成员的真切关注为基础，离开了对人的生活的体察，无法构建起社会成员自觉认同的社会共同价值理想，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就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共同价值理想的价值旨归。

当代中国意义世界的构建，重点需要解决好其实践基础、实践关键和实践目标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意义世界构建的实践基础是在保证自由时间量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其质的内容；实践的关键是彰显时代精神的意义世界的理论构建；实践的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人的意义世界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体现，其形成与确立显然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既表现在人类社会整体性维度，同时体现为彰显主体精神的个体的生命历程。对个体而言，意义世界的寻求和确立显然需要时间的保障，可以自由支配运用的自由时间自然成为了其最为重要的生成基础。人的全面发展有赖于自由时间的保障和支撑，自由时间的长短和质量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和考量的标准。自由时间的具体内容，在马克思那里主要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47]。客观地说，马克思对于自由时间的界定仍然适应于当今世界。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文明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人们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了自由时间所带给人的自我实现的幸福感。

但是在现实的层面上，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自由时间无法保证，自由时间质量低下的情形。“血汗工厂”“奴工砖窑”“夺命矿井”等对工人自由时间的恣意剥夺乃至对生命的漠然真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缺少自由时间的个体在工作中体会不到对自我的肯定和满足，所以出现“N连跳”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虽然大多数人拥有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并且休闲已然成为很多人生活的重要元素，但是在当今的消费社会中，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甚嚣尘上之时，出现了众多的自由时间资本化、自由时间恣意浪费等自由时间异化现象。因此，对自由时间的合法保障和合理运用就成为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对自由时间的拥有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然而在现实层面上，自由时间并没有成为人们丰富自我、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总体而言，多数民众对自由时间的运用呈现出较低的层次和质量，主要表现为自由时间仍然被用来满足最为直接的物质欲求，人的精神生活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无法实现高远的心灵净化与境界追求；自由时间被较低层次的文娱节目所占据，无法使自我获得真正的充实和提高。因此，人的自由时间不仅需要有数量上的保证，更需要通过正确的引导来使其发生质的飞跃。“自由时间里包含着增长人的道德、智性、寻找人生智趣的活动，包含着人的精神生活得以满足的活动。自由时间是最能体现人类的本性的时间。”^[48]自由时间的运用应该远离人的物质欲求，更多地关注于人的社会交往和精神活动能力的培养。自由时间的存有保证了人远离喧嚣、获得宁静致远的机会，人的意义世界的生成有赖于自由时间所给予的思考和选择空间。因此，对自由时间的运用不应成为光阴的虚度，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意义世界的生成显然是其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只有意义世界明确的人，才能使自己在浮华的物质世界里找到超越的心灵港湾，才能使自己获得在科学、艺术等领域的素养和境界，从而完成真正的“有个性的个人”的塑造，实现真、善、美统一的哲学理想。

从最为现实和直接的层面来看，人的意义世界的选择和实践是一个个体性行为。正如罗素所强调的那样，“不是所有的人共有一个理想，而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的想象，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49]。罗素这里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的想象”并非是对于社会共同价值理想的否定，他所否定的是个体理想和意义世界的单一模式，强调的正是人的意义世界的个体性特质。只有充分认识到意义世界的个体性维度，才能在最现实的层面上达到养成和践行的切实成效。因此，就现实的信仰实践而言，对于人的意义世界的构建显然不应只有唯一的模式，但是却应该有唯一的尺度和标准，那就是以崇高和超越为特征的对人的世界的真正展现。就此而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现代实践中的积极哲思都是我们构建意义世界的可资借鉴的重要精神资源，其中充满着超越的精神和崇高的力量。故而要想实现人的意义世界的积极确立，必须大力营造彰显丰富主体精神的人文氛围，努力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和推进，构筑起百花齐放的意义世界精神资源体系，进而才能使人们在积极选择的基础上获得真正有现实意义的意义世界。

对意义世界的积极构建而言，一方面需要给予主体充分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从而保证主体对于自我选择的充分认同和有效共鸣，最终保证意义世界的真正实践功效；另一方面，需要在社会整体性维度上，确立起具有范导功能的社会共同价值理想。也就是说，意义世界的构建同时必须要在整体性维度构筑起集社会道德、价值、理想于一体的评价规范尺度。在中国历史上，“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最为典型的社会共同价值理想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之矢志不渝地抛头颅洒热血，追求人生价值理想的实现与升华，这一社会共同价值理想的构建无疑是非常成功和有效的。

意义世界的积极构建归根结底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承载着人类矢志不渝的超越旨趣。自从马克思把这一终极追求全然呈现于人类面前之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产生于国家的荣耀，而是产生于个人的自由发展；产生于日常生活的幸福；产生于每一男女都有符合个人兴趣并能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工作；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而又充满爱，在感情中清除了因失望而产生嫉妒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产生于生活富于乐趣并在科学和艺术的自由创作中得以表现出来。”^[50]罗素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入路显然是迥异的，但是他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同样是以人的自由发展为主题，事实上也只有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够领承人类未来的超越之维。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推进，人类自身能力的发展表现为物质巨人与精神侏儒的鲜明对照，即人类物质生产能力的无比强大和内在精神本质的空虚羸弱。大力倡导意义世界的构建和实践正是从现实出发，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理念所作出的积极校正。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人的超越本性的内在要求。“我们虽然不一定对人生的意义已经有了精确的了解，但我们已经有了方向。”^[51]人生的诸多不确定与未完成的状态既是人的苦恼之源，更是人生魅力之本。意义方向的确定与意义本身内容的不确定使人有了寻求意义的动力和旨归。意义世界的生成是人走向全面发展的关键一环，它既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这一发展得以自由展现的超越性基础。就此而言，只有具有完善意义世界的人才能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最终生成“完整的人”。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2]［德］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柯锦华、范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5页。

[3]［德］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4]［美］内格尔：《人的问题》，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6～17页。

[5]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2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9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9]［波］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

[10]陈：《现时代的精神生活》，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11]［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诸大建、胡圣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页。

[1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9页。

[13]邹广文、蔡志军：《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超越维度》，《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14]王海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辩难》，《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5]［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51页。

[16]高绍君：《意义与自由——一种人的超越性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17]［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8页。

[18]［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80页。

[19]［德］卡尔·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20]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

[21]邹广文蔡志军：《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超越维度》，《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22]冯友兰：《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18页。

[2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4页。

[24]［宋］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第140页。

[2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122页。

[26]肖?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1页。

[2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

[28]黄慧珍：《信仰与觉醒——生存论视域下的信仰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6页。

[29]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67页。

[30]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0页。

[31]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09页。

[3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59页。

[33]徐儒宗：《中庸论》，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页。

[34]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35]李向平：《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36]张学智：《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37]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1页。

[38]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39]［韩］李顺连：《道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4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

[41]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4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14页。

[43]秦光涛：《意义世界》，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

[44]徐贵权：《论意义世界》，《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45]［瑞］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第305页。

[46]邹广文：《人在场的本体论与马克思哲学基本视阈》，《学术月刊》2011年第1期。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6页。

[48]陈彦霞庞晓光：《自由时间和人的全面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9期。

[49]［英］罗素：《自由之路》，李国山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382页。

[50]［英］罗素：《自由之路》，李国山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51]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