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偶然一遇”的天才人物“先知先觉”的偶然产物，它形成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它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人们通常通过社会历史条件和进步阶级的实践任务及其相应的主客观条件的描述去显示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对这一问题的史实与其本质和规律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刻内涵和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学科地位等的研究还显得不够。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或相应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的史实去反映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在偶然中揭示必然。我们既不能停留在偶然事件的记述上，也不能离开偶然事件去抽象必然，必须在分析偶然事件的基础上努力地探求和彰显历史的必然。在偶然和必然不可分割的关系中深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它既体现为历史萌生并愈益强烈的理论需求，同时又体现为满足需求的现实可能性，历史必然性正是其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统一。所以，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是一方面分析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及其程度，另一方面分析现实是否已经充分具备满足这种需求的主客观条件。这一逻辑思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以贯之的规律性的体现，因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既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史的逻辑结构和内容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又直接牵涉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学科概括。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的内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虽然仍然是一种私有剥削制度，但它一来到人世，就显示出远比封建经济制度强大的比较优势，它既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又凭借它对科学技术及其物质生产力飞跃发展的有效刺激，推动商品经济走向自己的高级阶段。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由此他们由衷地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生产力因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得以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的局限和弊端也日益显露。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微观生产领域分工细致、组织严密、愈益强大的生产能力，同全社会宏观经济领域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形成巨大反差，加上由资本积累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两极分化，造成广大劳动群众因其相对贫困而购买力持续下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商品市场日益萎缩，最终导致以生产过剩为显著特征的经济危机频频发生。资本主义制度最早成熟的英国，从1778年到1819年期间就先后经历了6次局部性经济危机，1825年7月终于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危机。此后，1836年和1847年相继爆发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整个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此，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阴影像恶魔一样笼罩着资本主义世界，既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又对包括资本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深重灾难。资本主义制度在逐渐丧失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它在经济、政治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愈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2]。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什么关系？如何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困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遭受失业、遭受苦难需要解开之谜，也是认识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需要解开之谜。而要澄清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这一系列“历史迷雾”，如果没有一种超越一切旧观念的全新学说的产生，具体地说如果没有超越当时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它的唯心史观的世界观的产生，没有超越当时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经济观的产生，是一定办不到的。

然而现实所呼唤的新的理论，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时代对理论的新需求，既源于现实，又只能向现实探求。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往往在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历史任务时，同时也在现实之中蕴藏着解决这些问题、完成这种任务的条件，这些条件规定着问题能否解决、任务能否完成的可能性。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已经“成年”的资本主义，就像苹果熟了就会往地上掉，牛顿才有可能发现“万有引力”一样，它的真实面目，亦即它的局限、痼疾及其内在矛盾开始逐渐暴露，认清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规律已经成为可能。成熟的资本主义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着人们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认识：一方面，由于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工业革命造就和锻炼着雇工队伍，把手工工人改造成了产业无产阶级，直接掌握机械化、工业化等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也日益成熟起来，他们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大的受害者，又是最能够感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和最容易萌生否定意向的强大力量。这两方面的认识都必然一改早期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态度，转而形成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批判”的趋向。而且由于资本主义成熟及其内在矛盾的暴露，此时的批判也必然大大地超越早期无产阶级思想家对还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批判。

马克思主义正是科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不破不立，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马克思主义从形成到终于产生，走的其实就是一条从批判旧世界到发现新世界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就是从批判旧世界开始萌芽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世界的批判，一开始就站在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人民大众一边。这样的立场和视角决定了这是一种旧世界的反叛者的革命的批判，为了维护劳动阶级的基本权益，从替德国农民辩护及考察雇工遭受剥削的秘密，“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一批判早在德国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开始了。同时这一批判又是一种严谨治学的学者的批判，绝不是受制于主观价值立场的“感情用事”，“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3]充分显示了这一批判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种客观、科学的批判决不容许任何主观臆想或猜测，只能依赖于现存条件的成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所以，对“现存的一切”的批判，必然也包括对“神圣家族”看待历史、看待社会、看待社会的人及其历史作用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态度。正是基于对“神圣家族”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把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现实聚焦在“市民社会”上，当资本主义制度因其成熟而显露自己的局限和痼疾时，马克思、恩格斯才能够适应工人运动对科学理论的渴求，将孕育新思想的可能转化为现实。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贯彻这种科学方法论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形成的全部结论。理所当然，“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也包括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构建无产阶级的“新思潮”，正是认识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和资本主义制度因其成熟提供的现实可能，即“既需要又可能”，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总结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必然产物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同一种生产方式的孪生子，处于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的两极，从他们一起诞生开始，彼此之间就充满雇佣与被雇佣的矛盾和冲突。随着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形成、从形成到成熟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而被其雇佣的雇工却仍然是“无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掌握着愈益强大的生产条件，这种两极分化不仅没有拆散这对“冤家”，反而使雇佣与被雇佣、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得到加强而愈益稳固和紧密。尤其是使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工业革命，既造就了拥有强大物质生产力的工业资产阶级，又造就了从事社会化大生产、蕴藏着强烈反叛精神而且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当资产阶级利用手中强大的生产条件附吸产业工人的活劳动，依仗手中的政治统治权力毫无顾忌地压榨劳动者的血汗，去满足资本家对财富永不满足的贪婪，劳资间的矛盾和斗争必然空前激化。此外，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和1832年的英国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彻底战胜封建势力而最终掌握了国家政权，意味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最后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势必上升为欧洲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个时期，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4]。

工人阶级的日益成熟是工业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必然结果。工业革命创造出工业中心城市和机器大工厂制度，既前所未有地集中和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又突破了本属农业和手工业小生产者的产业工人的狭隘眼界，磨砺了现代产业工人远远高于以往劳动阶级的优秀品质，培养了这个新的劳动阶级改变不合理现状的革命精神。代表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5]。这种宽广的视野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加上它的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主义优秀品质和彻底革命精神，开展与资产阶级一浪高过一浪的阶级斗争，发动一次又一次斗争水平愈益提高的工人运动，理所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工业革命条件下发生工人运动是必然的，工人运动不断磨炼工人阶级使之越来越成熟也是必然的。另外，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反对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推动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走上政治斗争道路的重要原因。时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频频发生的工人运动已经不是几十年前那种仅仅谋求眼前极其有限的经济利益的工人运动了，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获得了国家政权的保护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表现。

工人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不仅培养了革命骨干、形成了工人组织，甚至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还出现了早期无产阶级政党，而且在现实斗争的基础上还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经济、政治现象的某些理论认识。时值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英、德三国先后暴发的震撼整个欧洲的工人起义和工人运动，已经显示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成熟，阶级斗争形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很高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运动的指导思想上还显得对实践要求的严重不适应，还不能以对历史必然性的洞悉去自觉地把握运动的进程和方式，致使运动仍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虽然不能说工人运动从来就没有胜利过，但相对于夺取政权和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解放而言，工人运动总是失败的。除了敌人正处于“壮年”而十分强大和种种必要条件的欠缺等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说，理论认识的不成熟、不正确是最主要的原因。当时除了工人自己的、本身存在显著差异和重大分歧，而且带有明显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种种思潮外，影响工人运动的还有本质上属于其他阶级、甚至属于剥削阶级的形形色色的思想理论。这些东西除了迷失方向，把工人运动搞得派系林立、四分五裂、并最终走向失败而外，再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明智的工人领袖及其组织，必然在隐忍失败的痛苦之后，产生对科学理论的渴求。

同样，工人运动渴求的科学理论仍然只能在工人运动及其现存的客观条件中去寻求，不仅现实中必然存在帮助工人运动达到目的的条件，而且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本身——工人阶级的社会存在及其相应的社会意识和工人运动长期积累的斗争经验——已经为他们所渴求的科学理论的形成准备了可能的条件。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积极扬弃以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为主的各种思潮、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变不成熟为成熟、不正确为正确、不科学为科学，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总结工人运动现实条件和历史经验的必然产物。

因而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必然性，就其客观物质条件而言，就是发生工业革命、就是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必然性；就其主体条件而言，就是产业无产阶级的形成、就是工人运动愈益成熟的必然性。工人运动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和能够产生的最雄辩的理由。换句话说，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除开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剩下来的问题或者产生的条件问题就只是何时产生、在什么地方产生和怎样产生的问题，这其实就是必然性怎样通过偶然性来表现的问题。这些偶然性亦即产生的条件，当然又只能靠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去准备，然而它们注定是会被创造出来的。就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不能不导致工人运动一样，工人运动的发展也不能不导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的条件成熟之时，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日，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正是这样的时日。这个时候的欧洲，产生马克思主义所需的一切偶然的或可能的条件，都因必然性的制约变成现实。一方面，工人运动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自己的物质力量。就像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6]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性，亦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章程、纲领产生的必然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必然性。不然的话，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终会以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纲领”的形式问世，而不是其他什么方式？标志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共产党宣言》，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对自己、对社会，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根源、条件、道路及其前途的科学认识完全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是由工人运动及其发展直接提供的。

（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改造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必然产物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工人运动的成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思想理论体系，它的形成和产生毕竟是一个理论思维和科学探索过程。列宁曾经指出：像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这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能“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是办不到的^[7]。因为反映无产阶级社会存在状况的阶级意识和在工人运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认识，无论多么丰富和进步，它的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都还带有原始的、朴素的、感性的色彩，任何体现价值原则的意识形态并不无条件地具有真理属性，仅凭工人阶级的理论视野是难以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境界的。作为真理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必然遵循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科学规律，科学规律是人类社会思想文化演进规律的核心和精髓，虽然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以现存条件和正在进行的实践为客观基础的，是客观规律的主观反映，但任何科学文化都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是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人类全部思想文化中最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同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前沿保持着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不同于客观历史进程的批判继承性。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除了那些必不可少的客观物质条件外，整个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化条件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8]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无疑从客观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提供了感性素材，是原生的第一位的思想源泉，而全部人类文化中的精华和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无疑从意识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也是马克思主义构建真理体系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需要科学理论去破解，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科学理论去指导，正是这些从现实条件中萌生的对科学理论的强烈需求，必然转化为人类思想文化领域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虽然观念文化的运动有自己的规律，但它总是与现实需求息息相关，现实对科学理论的需求其实也是相关理论自己的需求。当现有理论不能合理地解答现实问题和有效地满足实践的需要，社会意识领域的理论创新和文化革命就或早或迟必然发生。19世纪三四十年代，同现实中已经蕴藏着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物质条件相呼应，在观念文化领域，历史同样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资产阶级在创造成熟的经济、成熟的政治的同时，也创造了成熟的思想文化，包括成熟的经济政治理论和成熟的哲学、道德、艺术乃至科学等。与此同时，成熟的无产阶级也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推到了尽其可能的高度。毫无疑问，在这些成熟的或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既存在发展的必要，又具有改造的可能，马克思主义正是科学改造这些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和它们的最新成果的必然产物。

所谓“科学改造”，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根据实践需要对历史的和现存的优秀文化给以积极地扬弃。科学理论的诞生，常常是以全新的科学思维方法为前提的。实践需要是“科学改造”的根据和标准，“科学改造”的实质就是坚持既唯物、又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在革命的实践、即“改变世界”的物质活动中才能真正确立。因而可以说，这就是历史选择那种乐于实践并精通实践的知识分子按照从哲学到经济政治的学科思路去创建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当时的欧洲，同社会历史的步伐相一致，与近现代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世界历史中也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地位。从17世纪以近代实验科学为基础的英国经验论，到18世纪法国抨击天主教神学唯心主义、宣扬理性、反对迷信的“启蒙运动”所弘扬的唯物主义，再到19世纪以辩证思维见长的德国古典哲学，哲学思维已经达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唯物和唯心、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自然观和社会观的矛盾对立中曲折萌发，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其基本精神和思想材料已经初现端倪，虽然它们还处于分离状态和唯心主义的“统治”之中，但毕竟已经存在于“时代精神”之中，已经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它们正期盼着那些从中领略“科学方法”的思想家去改造自己，去辩证否定、批判继承，去最后捅破这一层窗户纸。

在当时欧洲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领域也呈现出相同的情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成熟，威廉·佩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为社会贡献了认识程度与其生活的时代相符合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以这些学者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其中的“劳动价值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质，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方法和客观的理性认识，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准备了不可多得的思想材料。而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资本主义各个历史时期反映无产阶级利益愿望的那些学者和思想家，以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反的视角认识资本主义，也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积累起越来越多、越来越趋向正确的理论成果，到19世纪初，以法国的昂利·圣西门、沙尔·傅立叶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也已经达到最高水平。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与工人运动追求的目标直接同一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它理所当然成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更为直接的思想来源。

总之，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它们对世界，尤其是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看，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奠定了充足的思想文化基础，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现实可能性；而从它们仍然存在的局限、缺点、盲点和空白看，它们同它们所反映的现实问题一样需要超越自己的理论、呼唤达到真理性认识的科学理论的出现。但由于它们的阶级局限及其同马克思主义所持的价值原则的关系不同，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成果的改造利用是服从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的利益需要的，而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理论，那只是一个认识得到提高、理论实现飞跃的问题，其“科学改造”就是立足现实，克服空想，把自己变成价值原则与真理原则有机结合、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的科学体系而已。

（四）马克思主义是创立者实现“两个转变”的必然产物

当一切客观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历史条件都已具备之后，历史必然产生对新学说创立者的需要和要求。当然史实也早已证明，符合要求的创立者也总是存在于现实人群之中。恩格斯曾经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9]马克思还曾引用过爱尔维修的话来表达这个意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0]历史的需求加上历史的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出现的必然性。

在现实人群中，到底谁能担当如此重任，取决于他们所具备的主观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是因为他们的主观条件符合客观要求，因而历史选择了他们，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必然性。当历史的需求和现实可能性体现于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主观条件的时候，历史必然性又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具备这些主观条件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些符合现实要求的主观条件显然不是天生的或上帝赐予的，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现实可能性的一部分，而且显然也有一个逐步形成过程。这些主观条件的形成和成熟，既同历史的进程相一致，又同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进程相一致，因而马克思主义何时产生同样取决于马克思、恩格斯何时创造出能够产生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任何具体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都是同具体的个人相联系的，都或多或少会打上它们的代表人物的个性特征，但符合历史要求的主观条件却决非因人而异、俯拾皆是，因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能担当如此重任。

马克思、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较为根本的主观条件是他们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列宁曾指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1]但他们是“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实际上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的。如本书前文所述，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是“宗教式人类价值观”^[12]，这种价值观虽然还谈不上科学，但却引导他刚刚进入成年就非常关注大多数人，尤其是处于苦难无权地位的广大劳动群众，先是为德国农民说话、后来是献身于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恩格斯更是十足的有产者，但却无意于经商赚钱，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以雇工为代表的下层民众身上，并尽其所能帮助他们。这样的价值取向使他们必然隶属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那一部分，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可以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较为“亲民”的“左翼”。由于激进民主主义并不能最终解决工农大众的解放问题，所以受其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驱使，既萌发了超越激进民主主义的必要，又为这种超越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推动下，从激进民主主义再进一步毕竟不是什么痛苦、反而是令人兴奋的选择，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民众解放的道路。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都在成年后不多的几年内实现了从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政治态度的转变，由资产阶级“左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一转化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这一转化既适应了历史对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需求，又为马克思、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创造了主体条件，提供了可能性。如果他们不站在工农大众一边，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怎么可能承担创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

此外，“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这种较为特殊的主体条件，使马克思、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可能变为必然。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成长的社会阅历，他们是从学者走向革命家道路的。一般地说，学者并非一定成为革命家，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学者成为革命家却具有必然性，因为他们既有为人类谋福利的价值境界，又有探求真理、服从真理的科学精神。以学者身份涉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其最初的价值目标确定了之后，必然探求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所以，他们一方面反对空谈，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注重“改变世界”，即崇尚实践；另一方面根据实践需要进行理论研究，努力使革命实践符合真理原则，为获取真理而探求客观规律。他们的价值取向催生了崇尚实践的革命诉求和对真理的追求，与此同时，他们不同寻常的革命家的实践阅历和探索真理的学术生涯，又使他们具备了获取真理亦即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力，作为学者的理论研究同革命家的革命实践有机结合，这就是他们能够被历史选择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根本原因。回顾上文所述，他们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的转变，何尝不是这种结合的体现。如果不是看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解救广大劳苦大众，他们就不会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立场的转变，为当时陷入困境的欧洲工人运动带来生机，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相对于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而言，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愿意而且主动转变立场和态度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无疑弥补了工人运动的重大缺陷。当马克思、恩格斯克服空想社会主义者“天才史观”的局限，因找到无产阶级这个摧毁旧世界的天然而强大的物质力量而高兴万分的时候，工人运动也因自己拥有了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智慧的头脑而兴高采烈、焕然一新。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观条件同现实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亦即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工人运动的结合，也就是形成科学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当然水到渠成、呼之欲出。

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突出作用，就是站在革命实践的基地上进行理论研究。这一理论研究首先是一个世界观的改造过程，而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者的理论研究正是从世界观的改造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始政治立场转变的同时，在思想深处也进行着世界观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同样是学者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家的革命实践有机结合的结果。世界观的转变同政治立场转变的同步性，也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学者加革命家”对于创建新学说的作用。大学毕业后投身社会实践的马克思和无意经营却孜孜求学并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的恩格斯，他们为什么会同黑格尔哲学决裂、同“神圣家族”论战？为什么在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惊喜之后，又毫无保留地清算费尔巴哈唯心史观对自己的影响？因为他们既是革命家又是学者，作为革命家的政治实践，他们需要与之相适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他们必须而且能够根据实践要求去改造存在缺陷和弊病的哲学理论及其思维方式，所以他们实现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转化之时，也就是实现与之相应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之日。另外，世界观和政治观显然也是相互促进的，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显然是他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革命精神的思想基础，反过来，他们的革命性既是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又是对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批判和改造。对于传统的和现时的思想理论，去其糟粕，存其精华，辩证否定，创新理论，就是那些既追求真理、又敢于向真理挑战的学者的科学精神。所以，他们能够在否定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同时弘扬它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影响时坚决地清算它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学者加革命者，其实就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真理和价值统一的主体机缘。就马克思、恩格斯创建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是促成“两个转变”的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而“两个转变”既产生了理论飞跃的需求，又提供了理论飞跃的可能，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必然性，从创始人方面说，也就直接体现为“两个转变”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