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体条件

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主体条件相对于从客体方面已经孕育起来的客观条件而言，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人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所有主观因素的总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与之相结合的精神品德和素质能力。更为具体地说，一方面是指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以及相应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是指特定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规定的基本立场、观点及其思想方法。这两个方面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主观因素的核心，它们朝着愈益成熟、愈益正确、愈益科学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实现世界观和政治观“两个转变”，既是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成长过程，又为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创造着主体条件，因而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客观深入地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条件，既有助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又有助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必然性。

（一）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社会阅历及精神品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从青年学生逐渐成长为进步知识分子的。从学校进入社会之后，他们都自觉地选择了与工农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的出身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人生实践，使他们成年后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学者具有实事求是、探求真知的理论创新能力和坚持真理、不惧权威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作为革命家又具有改造旧世界、创建新社会的革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主体条件，从他们青年时代的社会阅历和精神品质中能够十分容易地看出来。

马克思在青少年时代不仅勤奋好学、追求真理、才智过人，而且性格刚烈、意志坚定、敢作敢为。从小受家庭、社会和学校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等启蒙精神的熏陶和影响，培育起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进步思想观念。他把幸福理解为斗争，把“怀疑一切”确定为自己的座右铭，把“目标始终如一”看作自己一生的主要特点。他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坚定地站在民众一边，维护农民利益而抨击反动政府。在《莱茵报》被查封后，他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政府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本质，更坚定了他站在民众一边同反动政府斗争的决心。由于普鲁士政府的仇视和迫害，马克思只能长期侨居国外，却仍不改革命者的坚定立场和意志。之后作为世间少有的“世界公民”完全不顾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参加工人运动，并以学者身份适应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作为学者（科学家）和革命家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做出的伟大贡献。他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同时，马克思又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科学家。他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此外，“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13]。

恩格斯评价马克思兼有科学家和革命家的双重品质和贡献，他本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恩格斯从小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思想的资产阶级家庭，其民主自由观念萌发于中学时代。如列宁所说：“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14]中学还未毕业，恩格斯就迫于父命从事商业。但恩格斯无意于经商，在自学和理论思考的同时，利用商场的方便广泛进行社会交往，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生活，非常厌恶和反感那些看似慈善的宗教信徒、对劳苦大众却穷凶极恶的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青年恩格斯对文学创作兴趣浓厚，文学创作引导他更为深入地思考种种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参加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其自由民主观念越来越强烈。他在同传统宗教观念决裂的同时，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专制主义。他深切同情劳苦大众，以学者的身份分析研究他们遭受苦难的原因，并为此而刻苦自学，在柏林服兵役时还去柏林大学当旁听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成为青年黑格尔积极分子，参加了同反动思想家谢林的斗争。这是一场反对普鲁士王朝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恩格斯既是一名反对宗教谬误、探索和坚持真理的学者，又是同封建专制政权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进行战斗的勇士。他服完兵役到英国的曼彻斯特以后，又更为深入地钻研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研究和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日后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青年马克思、恩格斯都经历了从学生、学者到革命家和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在他们光辉的一生中实现了科学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统一，这无疑是他们能够担当马克思主义创立重任的主体条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双重特征的重要原因。所以列宁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时，也从创立者的主体条件角度正确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15]。

（三）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发源地

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学校教育，都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样的教育虽然在政治上服务于剥削统治阶级，在世界观上远未达到科学程度，但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却是倾向于社会公众的。当然，由于私有制的现实基础，使其教育免不了流于道德说教的形式，但在“自由、平等、博爱”等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潮影响下，形成像马克思中学时代那样的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宗教式人类价值观，将人的价值同人类价值、个人价值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也是一种具有显著社会意义的积极进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都是从这样的人生价值观起步的。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学习成绩虽不出众，但语言和写作能力突出，尤为可贵的是小小年纪就已经领悟到人生真谛，表现出海阔天空般的精神境界，树立了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对马克思有重大影响的人除了他的父亲，还有“慈父般的朋友”路·冯·威斯特华伦等，从他们那里马克思接触到了圣西门的学说，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种文化环境影响下，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形成拥护进步的政治倾向和为人类造福的远大志向。这样的思想政治状态在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已清晰可见，此文明确表示把“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亦即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作为选择职业的主要指针，他写道：“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6]显然，从马克思的中学毕业作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普罗米修斯”正在诞生。

马克思于中学时代选择的价值取向在大学时代得到强化。1835年中学毕业后，马克思带着“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崇高理想，踏入了大学校门。在这里，他要为实现这一理想锻造锐利的思想武器，开始寻求指导自己前进的世界观，照他的说法，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7]，“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18]。事实上，大学时期的学习和钻研，使马克思实现了从情感、意志等素朴的感性层次向理性思维的升华，其结果是从世界观的理性层面去肯定和强化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马克思大学毕业前提交的博士论文系统完整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哲学观点、理论建树和思想内涵，他试图以哲学来改造世界。在论文中，他引用了埃斯库罗斯赞誉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到人间而宁愿让宙斯把自己钉在崖石上的诗句，表明自己为改造世界、造福人类而不怕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

马克思在大学从法学到哲学的愈益深透的钻研，既强化了先前已经萌生的革命的人生价值观，又逐渐形成了与革命民主主义相适合的世界观。如果说马克思为人类谋幸福的人生价值观引导他坚定地选择了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立场，那么旨在掌握真知、探索真理的大学学习生活带给他的则是与其政治立场相适应的哲学世界观。可以说，马克思后来作为革命家从他确立革命的人生价值观就开始了，而作为学者或者科学家则是大学期间从世界观的建立开始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初步建立起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犹如肥沃的土壤，无论其作为革命家的政治观念还是作为科学家的真理情怀，都无不是从这块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正是在这种人生价值观的作用下，马克思才能突破资产阶级狭隘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了公众的利益而选择牺牲自己的艰辛的人生道路，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以自己的学识和科学研究及其理论成果服务于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以自己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毅的斗争精神、卓越的胆识和才能，参加、指导和领导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满腔热情和卓有成效地发动劳动群众开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殊死战斗。

与马克思相比，除了家庭条件有很大不同外，青少年时期的恩格斯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应该是一样的。由于恩格斯生长在一个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工厂主家庭，从小受到浓厚的宗教虔诚主义氛围的熏陶，接受自由民主思想显然不如马克思那样直接，但在其人生观中吸收宗教文化中那些“普世”“济世”价值观因素上具有很大的共性，这当然同他们相似的学校教育和当时德国的思想政治“大气候”有直接关系。青少年恩格斯虽然信仰宗教，但显然从宗教那里他选择了那些积极的东西，这样的思想前提已经被他后来的一生阅历所印证，不然就无法解释他此后为什么不喜欢经商、为什么放弃“上等人”的优越感甘愿同工人群众为伍，以及不计个人得失、终身效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等等。另外，在对宗教观念的自我否定上，马克思、恩格斯大体上也经历了相似的思想历程，这就是从宗教利他主义出发，转而接受“自由、民主、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并在青年时期积极求学、探寻真知、崇尚真理，努力从世界观上解除困境、寻求出路。恩格斯虽然比马克思小两岁，但却比马克思更早接触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他中学还未毕业就屈从父命离开故乡到不来梅学习经商，但他却把经商当做了解社会的渠道；他不仅广泛接触工人，还和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他不仅大量研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还处处留意考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欧洲已经蓬勃开展的工人运动。当他在不来梅满腔热情地投入“青年德意志运动”时，他的人生价值观已经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活动。青年德意志运动虽然从形式上说是一种文学运动，但实际上是反对封建专制及其宗教神学的政治运动。恩格斯参加这一运动表明其已经站在革命民主主义一边，他匿名发表《乌培河谷的来信》抨击宗教虔诚主义的伪善，可以说是他摆脱宗教影响、向封建专制宣战的重要标志。

由上可见，当我们追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两个转变”的思想前提，无不显示他们革命的人生价值观的作用。显而易见，无论政治观还是世界观，都绝不是“无中生有”，都必须有相应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导才会萌发。而马克思、恩格斯青少年时代不符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当然不是主观自生的，它只能来自环境，来自当时的时代精神——资产阶级以抽象人性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当然，即使是资产阶级早期思想家们的“启蒙”思想，也是因种种客观因素而是非杂陈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去粗取精而确立革命的人生价值观，应该得益于宗教式人类价值观，它既同抽象人性论相契合，又同利己主义相对立，只要克服宗教普世价值观由于私有制造成的利己主义伪善，就能够积极扬弃传统人生价值观而使其革命化。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一般地反对人道主义，而是反对它的抽象性，反对它在私有制条件下的伪善性质。乃至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着眼于“人道”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作“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描述，到《共产党宣言》中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足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一贯穿始终的基本点。反过来，这一基本点也让我们看到，整个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哪怕是包括阶级斗争理论在内的所有“人道观”，无非是其早期人类价值观、亦即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人生价值观的哲学升华。仅从马克思、恩格斯主观方面而言，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最初的发源地。

（三）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转变”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前提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以革命的人生价值观为发源地，既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政治观，又接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世界观。但这样的政治观和世界观还不能必然产生马克思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提升、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升，实现这“两个转变”，才能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两个转变”是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前提，是形成和产生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主体条件，“两个转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两个转变”只能同“兼有学者和革命家品质”的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相联系，在它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必然性。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转变”始于投身社会后与劳动阶级相结合的人生实践，参加工人运动的人生阅历是实现“两个转变”的客观动因。“两个转变”既是参加现实斗争的必然结果，又是深入细致地考察社会历史和现实、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科学严谨地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成就；既是同各种时髦的错误思潮进行论战的产物，又是在主观世界不断自我否定的思想成果。在1844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巴黎会晤开始共同创立新学说之前，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经历、方式和道路完成了“两个转变”。由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是以哲学批判的方式得以开展的。而马克思一出大学校门，作为思想理论界的精英，势必投入其中，因而马克思完成“两个转变”，走的是一条“哲学—政治”批判道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以自己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主张。而恩格斯有所区别，由于他更早地进入社会，所以他主要是通过“社会—经济”批判的方式——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和经济过程而完成“两个转变”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转变”的途径不同，但他们殊途同归，在大体相同的时候完成了“两个转变”，所以当他们1844年在巴黎第二次会面，便有了比1842年波恩第一次会面更多的“共同语言”而志同道合，一拍即合地一起撰文批判“神圣家族”，从此开始他们共创马克思主义的毕生合作。“两个转变”是他们共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单说马克思的“两个转变”。马克思在柏林大学的主要精力，除了放在学习和钻研古希腊罗马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上，就是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在政治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世界观属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这一点在马克思毕业前夕写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有真实的体现，他写给他的“敬爱的慈父般的朋友”“政府枢密顾问”“特里尔的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一段话里，用“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这样的词句肯定“先生”的精神，他写道：“您，我的慈父般的朋友，对于我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明显证据，证明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19]1841年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开始针对黑格尔哲学保守的一面进行批判，他在波恩求职期间协助青年黑格尔派首领布鲁诺·鲍威尔写作批判黑格尔等哲学派别的专著。后来马克思放弃青年黑格尔派脱离实际的纯理论的抽象批判方式，与鲍威尔分道扬镳，勇敢地投入现实政治斗争。1842年2月以《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为标志，奏响了马克思同封建专制制度迎面战斗的序曲。稍后他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进入该报编辑部，直至次年3月声明退出该报，在此期间，他围绕社会问题撰写了多篇政论文章，猛烈抨击和无情揭露普鲁士政府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系列政策法令。这时，马克思已经接受了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宗教的影响，他在《莱茵报》为回击《科隆日报》而撰写的社论中充分地肯定了唯物主义哲学在反对宗教神学中的作用。此外，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阶级矛盾同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直接相关，看到了普鲁士国家维护等级特权和有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他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指出，这样的法令“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构“都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20]。在马克思出任《莱茵报》编辑期间，德国报刊开展了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针对保守派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在共产主义问题上对《莱茵报》的攻击，马克思作《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给予反击，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这里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他明确表示因为对其了解甚少而不便评论，但决定对它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因而从“开始研究”的意义上说，此文应该是马克思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起点。种种迹象表明，马克思的“两个转变”是1842年初到次年3月主要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开始的，而“启动”“两个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抛弃了青年黑格尔派脱离实际的作风，选择了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人生道路，把哲学理论批判同现实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毫无疑问，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唯一入口。

“两个转变”决不像学生在课堂上听讲那样容易，一边接受新的知识，一边甩掉旧的。马克思的“两个转变”是一个在困惑中探求真知，在研究中取得创新的自我否定过程。他必须廓清迷雾，甚至经历痛苦。《莱茵报》惨遭政府查封，马克思不得不“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21]。这样的遭遇倒给了马克思“痛定思痛”、静心反思的自由空间。《莱茵报》期间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的悲惨结局，完全摧毁了马克思对普鲁士国家及其政府仅存的一点期望，也加深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学说的怀疑，现实中有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帮助马克思认清了黑格尔把“法”等“国家观念的要素”弄成主语、把“国家的存在”弄成谓语的唯心主义本质。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在莱茵地区的小镇克罗茨纳赫同燕妮完婚期间，着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短短几个月里，他阅读了24位学者的24部著作和8篇学术论文，摘录了5本笔记，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主要从黑格尔国家观念的保守性和唯心立场两个方面进行批判，表达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核心思想。这一核心思想实际上已经把他在《莱茵报》时期的相关认识颠倒了过来。那时，他直接看到的是一系列令人极为不满的社会问题，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封建专制国家，而国家秉承的又是国家意志和理念。如此当然就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亦即观念决定现实存在。这个“颠倒”正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的具体表现。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种认识应该就是后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的雏形，必然从逻辑上支持他改变旨在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主义政治态度。

正是基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认识，马克思一分为二地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了辩证分析。一方面，他在同阿·卢格一起创办的《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废除了国教，承认信仰自由，把政治权利同经济特权剥离，实现了政治解放，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否定等级特权并非消除阶级特权，政治权利的平等不能代替经济地位的平等，反而要受经济利益的制约，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剥削和阶级压迫，社会人类才能从实际的不平等中解放出来，所以他提出要彻底改造社会，进行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其早期思想中“人类解放理论”的最高成就，是他完全转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标志。所以后来列宁说，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及其这篇“导言”，马克思“在这里已彻底完成”了“两个转变”^[22]。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因费尔巴哈的影响而转向唯物主义的，那么他们这一个转变在时间上应该是大体一致的。从1841年9月到第二年10月，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役，他利用业余时间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程，课余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活动，积极投入批判谢林启示哲学的论战。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开始转向唯物主义。他曾经形容他读了费尔巴哈《论基督教的本质》之后的感受：“我们从沉睡中醒来，压在我们胸口的梦魇消失了，我们揉揉眼睛，惊异地环顾四周。一切都改变了。”^[23]同马克思一样，接受唯物主义的实际意义就是抛弃青年黑格尔派“坐而论道”的纯理论的抽象批判，转向现实的政治斗争。从1842年4月开始，恩格斯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普鲁士专制制度。他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预言，普鲁士将重现法国革命的情况，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不可避免。当然这还不是放弃激进民主主义政治立场，同马克思一样，当其关注并维护劳苦大众利益诉求、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才有可能改变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态度。

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恩格斯服役结束到英国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纺织工厂实习经商。在这段时间里，恩格斯深入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现实社会，既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资本家的经济活动，又了解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其利益诉求，还积极参加工人组织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历时近两年，不仅强化了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理解，而且改变了恩格斯的政治立场。同马克思一样，作为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同作为社会存在的物质利益原则相统一，从现实的经济关系透析政治的和观念的复杂现象，在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同时也实现了政治观的转变。从恩格斯在这段时间里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同马克思一样，大致在1844年初也完成了“两个转变”。例如在《伦敦来信》一文中，恩格斯用物质利益原则分析了英国的托利党、辉格党、宪章派等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立场。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虚伪性，根据当时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广泛传播的情况，肯定了共产主义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此文是他明显转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标志。还有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前一篇从经济上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后一篇通过批判卡莱尔的泛神论和英雄史观，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思想，提出了开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这两篇文章是恩格斯最后完成“两个转变”、成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斗士的标志。

1844年8月28日至9月6日，这10天是影响世界历史走向的不寻常的日子，恩格斯在回国途中绕道巴黎，第二次同马克思会面，两个都已完成“两个转变”的人志同道合地走到了一起，思想认识的高度统一使他们携起手来，在“两个转变”的思想基础上，共同批判包括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内的旧世界，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创造新世界承担起创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此后，他们结合得像一个人一样，相得益彰、毕生合作，不仅建立了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同志情谊，而且为人类留下了划时代的和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精神财富。后来恩格斯在回顾这一情景时写道：“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24]他们“共同的工作”就是创立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一起共同工作，是因为他们“意见完全一致”，他们之所以意见完全一致，是因为他们都完成了“两个转变”，“两个转变”是他们共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