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

世界观的转变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前提，而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既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过程，又是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不正确到正确、不科学到科学的转变过程，所以必然出现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在创立过程中世界观的前后差异甚至对立。这对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长转变而言，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被后来的一些人们用于制造“两个马克思”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史实根据。所以，弄清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作用，不仅有助于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而且是驳斥和抵制分割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严谨完整性的重大问题。

（一）“两个马克思”的缘起及其实质

“两个马克思”的论调把“青年马克思”从马克思的完整一生中分离出来，从而提出了前后不同的“两个马克思”。在这一“只有亚里士多德经历过”（普列汉诺夫语）的逻辑手法的影响下，又产生了与之类似的“成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阶级斗争论的马克思”“改良家的马克思”“革命家的马克思”等等论调，进而还出现了诸如“人性论马克思”“工人的马克思”“农民的马克思”“知识分子的马克思”“职业革命家的马克思”“富国的马克思主义”“穷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论调。作为这种手法的历史延伸，还殃及到了恩格斯和列宁，照例又出现了“青年恩格斯”和“晚年恩格斯”“暴力论者恩格斯”和“和平转变论者恩格斯”“有反革命性的旧列宁主义”和“维护十月革命的新列宁主义”等等。从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出现“两个马克思”的论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上述各种分割、肢解、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论调逐渐风行于西方“马克思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

追溯这种思潮缘起的深刻根源，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理论家们长期以来不能完整地、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甚至任意曲解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及其理论观点，不仅直接影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而且助长了各种资产阶级思潮从相反的方向采取极其相似的卑劣手法去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风气。“两个马克思”论调的出笼，就是这种风气的直接产物。具体说它缘起于20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出版面世。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的这篇早期著作落入伯恩施坦等人之手，他们在长期隐匿、不闻不问之后，于20世纪30年代初才出版发行。《手稿》最早以德文出版，出版者朗兹胡特和迈尔在该版“导言”中第一次提出他们“发现”了两个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和晚期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而且认为《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马克思“成就的顶点”，而此后的著作则显示出马克思创作能力的“衰退和减弱”^[51]。虽然后来出现的各式各样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只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或利用，但如此分割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连贯性和肢解马克思主义内容结构的整体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恶劣手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及其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特别是为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新途径——不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但可以采用这样的手法按照自己所能接受的程度或者干脆按照自己的要求重新塑造马克思主义。

从朗兹胡特和迈尔的《手稿》德文版“导言”所提出的论调，我们可以窥见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出版这部“手稿”的真实动机，这样的动机其实是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发展的时代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主观反映。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52]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声势浩荡，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严重威胁，资产阶级思想家要消除这一威胁，“争取青年马克思作为一个同盟者”，用它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他们“要把马克思主义解释得能为一切人所接受”，连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无须害怕它^[53]。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办法呢？简单说就是“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其逻辑思路是：首先制造出“两个马克思”，并武断地将“青年马克思”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将“青年马克思”的学说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然后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仅仅归结为哲学，归结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归结为他们的“异化”理论，如法国学者让·伊波利特所说：“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来源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过来的异化思想”^[54]，于是便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属性。最后将前后两个马克思对立起来，要么用前者主导全部马克思主义，要么在无限夸大前者的成熟性、科学性、兼容性甚至说成“顶峰”的同时，贬低后者的成熟性、科学性和革命性，最终达到否定和篡改成熟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对于像“两个马克思”论调这样的割断、肢解、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手法及其实质，普列汉诺夫曾在批驳“合法马克思主义”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时，揭露了他们将“改良家的马克思”与真正的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诡辩手法，指出他们“把革命家的马克思变成了几乎是保守派的马克思”，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修正’马克思，消除他的理论中的一切社会革命的内容”的实质。他说：类似马克思这样的遭遇，“只有亚里士多德经历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把他从一个异教的哲学家变成了好像是基督教会的一个神父”^[55]。让“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用“青年马克思”反对“成年、老年马克思”，以“保守派的马克思”反对“革命家的马克思”，也就是用早期马克思不科学的人本学历史观反对成熟马克思创立的以唯物史观为核心、包含“两个必然”、具有彻底革命意义的科学世界观，就是“两个马克思”论调的实质。

（二）青年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及其唯物史观的创立

不可否认，马克思有青年时代，当然有一个“青年马克思”，但这里强调的“青年马克思”，应该是指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形成及演变过程——由不成熟到成熟、不正确到正确、不科学到科学的持续提高过程，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

毫无疑问，马克思并非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经历了政治上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思想上由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经过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正是这“两个转变”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主体条件，也正是这“两个转变”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观和世界观由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经历。“两个马克思”论者讲的就是第二个转变中的事情。他们把马克思的《手稿》视为马克思思想成熟的“顶峰”，而把后来那些愈益成熟愈益科学、显示马克思主义逐步形成的思想及其著作，特别是把马克思耗费毕生精力而写就的《资本论》视为理论创作的“减弱”，这既不符合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长的逻辑，又决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从无到有、逐步形成并产生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的这部《手稿》在世界观上显示了他从旧哲学向新哲学的转变，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变旅途中具有代表性和过渡性的著作。这部《手稿》不但不是马克思思想成熟的“顶峰”，而且因其带有较为明显的旧哲学痕迹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尤其是其中关于“异化”和“类本质”的观点及其相关的思辨术语，的确让人明显地窥见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子。虽然马克思把这些旧哲学的观点和术语用来理解和阐述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并用“异化劳动”改造了极其抽象空洞的“人的异化”观，从而本质上区别于旧哲学，但它仍然没有摆脱德国古典哲学某些消极的思想因素和方法论痕迹，主要是同其政治态度的转变相适应地转变着自己的哲学立场，因而只能是在世界观上实现新旧交替、由带有浓厚抽象和思辨色彩的人本学历史观向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世界观过渡的代表作。正是因为马克思早期思想成长有这样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其间新旧思想并存、过渡，成熟观点与不成熟观点彼此交错，这就为后来从不同角度研究它的人们提供了争论的场所，也为别有用心的人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形而上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忽视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及其逐步成熟过程，有意无意地将这一过程分割开来甚至颠倒过来，这正是“两个马克思”论者之流攻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制造”出来的“可乘之机”。

其实，青年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及其新世界观走向成熟的轨迹是十分清晰的，这是一个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既是前一个阶段的必然结果，又是后一个阶段的必要准备，都是整个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如果离开连续运动的整个过程，任何一个阶段都将失去根据；如果离开其中任何一个阶段，不仅下一个阶段无法理解，而且必然造成整个过程的断裂，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长直接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同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成长具有本质不同的显著特征，包括它形成、产生以后的发展，都是一个愈益成熟、愈益正确、愈益科学的前进上升过程，决不存在什么“顶峰”之后又出现“衰退和减弱”的峰形曲线。因此，既不能把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从它的整体中分离出来，更不能将其中一个阶段、特别是初期不成熟的阶段不适当地拔高，人为造成前后阶段的矛盾、对立和冲突。

按照“两个马克思”论调的逻辑，必然有一个前后马克思的“分野”问题。苏联有位学者尼·伊·拉宾，以研究“青年马克思”而著称，他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合作为界，认为“青年马克思”应止于1844年8月，也就是马克思完成《手稿》写作和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合作撰写《神圣家族》一书，这两项学术活动的交界处便是马克思世界观从不成熟变得成熟的标志。意思是说《神圣家族》就是标志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成熟著作。但《神圣家族》同《手稿》的思想认识成熟程度基本一致，就其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来看，这两部著作并无明显差别，相对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发现，显然还处于萌芽而不成熟阶段。如此把成熟程度基本一致的两部著作分成发生质变的前后两个阶段，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其间只有由不成熟到成熟的飞跃，而绝不存在突然间变成另一个，甚至完全相反的马克思的所谓“分野”或界线。而当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实现由不成熟到成熟的飞跃时，那实际上就是科学世界观形成和创立之时。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世界观以前的思想历程，列宁曾有过一些粗略的叙述。一是说1841年的马克思“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56]。二是说1843年“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意指其接受费尔巴哈影响同黑格尔分道扬镳^[57]。三是说“马克思首次提出这个学说（指马克思主义——引者）是在1844年”^[58]，这应该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59]。四是说“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60]。五是说“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61]。从列宁的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以前，实际上经历了前后两个转变，或者说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包含着前后相随的两次：一次是1843年期间受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于1841年）和《未来哲学原理》（出版于1843年）的影响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另一次是从1845年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历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变。经过这两次转变，于1846年到1847年期间完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新世界观的创立，最终实现了世界观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飞跃。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62]。《共产党宣言》“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63]，既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达到成熟的标志，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标志。列宁以上叙述，从1841年马克思大学毕业到1847年同恩格斯一道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整整7年时间，既包含两次世界观的转变，清晰地显示出他们主观上思想意识渐趋成熟、日益科学的成长历程，又从客观上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从无到有、逐步形成并最终产生的基本历程。其间，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不容轻视的地位和作用，但由于列宁在世时它们还未出版，所以列宁未能提及。尽管如此也并不影响列宁关于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论断的正确性。

关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国人民大学熊子云教授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大学时期”，是马克思确立新世界观的探索准备期，起于1836年由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终于1841年作《博士论文》，就是列宁说马克思“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的时候。二是“《莱茵报》时期”，从1841年到1842年，以《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为标志，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三是“克罗茨纳赫时期”，指1843年5月离开《莱茵报》至同年10月开始国外流亡生活前的短短几个月，在反思上一个时期的斗争阅历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初步实现了同黑格尔哲学的决裂”。四是“巴黎时期”，从1843年马克思流寓巴黎到1845年2月被逐移居布鲁塞尔，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作了综合性论述，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在经历了由这四个时期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酝酿阶段”之后，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第二次会晤并共同写作《神圣家族》一书开始，一直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阶段”。^[64]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而彰显其世界观转变的条件意义，这是设置“酝酿阶段”的明显优势，而且将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神圣家族》视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更有利于强调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共创，但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转变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只分为“酝酿”和“创立”两个阶段，未免过于粗略。关于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阶段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提出了“四阶段论”：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变前的思想演变，包括1842年《莱茵报》以前的整个时期。与此时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相适应，抱着这样的政治态度去解释和理解黑格尔哲学。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哲学立场的根本性转变，包括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的两年时间。这时，马克思由于政治立场向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世界观上完成了由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虽然如此，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旧哲学的影响，更没有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体系。不过正是世界观的这一转变，为其进而创立新学说准备了既充分又必要的思想条件。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萌发期，包括1844年初到1845年春。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开始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历史观的局限，试图建立与旧哲学彻底决裂的理论体系，处于形成唯物史观的“前夜”。第四个阶段是形成唯物史观的最高阶段，大致在1845年到1846年间，始于马克思草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成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不过是用业已成熟的新世界观指导实践并公之于世的产物^[65]。

无论怎样划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都已然是一个客观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它只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实践阅历、政治态度及其利益立场的变化有关，而与我们的“划分”或者认识无关。可以肯定的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起点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后来转向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进而克服费尔巴哈人本历史观影响开始萌生唯物史观，最终创立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仅就其思想的逻辑程序而言，恩格斯也是一样的。与“两个马克思”的论调完全不同，马克思的《手稿》只是唯物史观初创之作，《神圣家族》稍后，它们都还处于新世界观的萌发期，既非创立新世界观的成熟之作，更非马克思思想的“顶峰”。达到世界观彻底转变的第一份成熟之作是1845年春马克思草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份“提纲”显示出马克思着手清算费尔巴哈唯心史观对自己的影响，因而后来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而“第二个文件”应该是1846年春马克思、恩格斯第二次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对唯物史观作了全面论述，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彻底转变、唯物史观业已成熟的标志。有了成熟的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结合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认识成果，才有了之后《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才有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三）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除了已经蕴涵于当时客观社会历史条件之中的那些新学说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外，就是他们具备了承担新学说创立所必需的主观条件，其中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条件无疑是最基本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主要体现为“两个转变”。马克思、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这是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及其价值观念的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和从人本唯物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转变。“两个转变”相依相成、相互促进，主导着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愈益成熟、科学的思想历程，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正是这一思想历程中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如上文所述，这“两个转变”必然是相互作用的前进上升过程，是包含着阶段性的连续渐进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创立主体的思想演进，又是马克思主义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其中，虽然第一个转变因其直接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相连对于第二个转变有强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但第二个转变也因其直接与“思想”和“思想方法”相连而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形成中比第一个转变具有更为关键的条件意义，所以世界观的转变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对于这一点，其实列宁早已指出：“在1848年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66]因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要具备创建新学说的主观条件，必须把世界观的转变作为重点。

但是，就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对于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条件意义而言，更为确切地说应该是唯物史观这一“伟大发现”。因为没有唯物史观的创立一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所以只是说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或者只是一般地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不够的。事实上只有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既充分又必要的条件。对于这一点，列宁也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67]。因为如果停留在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上，那只能停留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历史观的水平上；只有摆脱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束缚，才能克服旧唯物主义的局限，尤其是克服它的不彻底性，才有可能获得诸如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社会实践等这些社会历史现象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合乎历史规律地解决工人运动所面临的一切现实问题。当然，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虽然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不具有直接的条件意义，但却是形成唯物史观所不能直接跨越的。因而可以说，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是第二次转变的条件，第二次转变即唯物史观的形成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条件。也就是说，相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而言，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第二次转变，当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历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便呼之欲出了。

当我们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去看待唯物史观创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更能够强化以上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实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本身既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又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使唯物主义世界观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奠定了以唯物史观为标志的新世界观形成的科学基础。既唯物又辩证地看待社会历史问题，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的真正根源和变动规律，而且找到了推动阶级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和物质力量，这才有唯物史观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唯物史观使唯物主义自然观升华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致力于“改变世界”，既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正统一，又建立起完全彻底、科学严谨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既将唯心主义赶出了它的最后“避难所”，又再一次超越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8]，马克思的这些基本观点把唯物史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展示得淋漓尽致。

列宁曾经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第二次转变不在于“唯物主义”而在于“辩证的”和“历史的”。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69]列宁在这里强调“辩证”、强调“历史”其实是在强调实践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乃至一切旧哲学的本质区别。联系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称为马克思毕生两大发现之一，列宁也把唯物史观提到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首位，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70]。而作为哲学领域的“伟大发现”和“科学思想”，不仅仅在于它的全新的思想观点，而更在于它作为科学世界观所提供的思想方法，正是辩证的观点和历史的或实践的观点、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精髓和灵魂，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及其全面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形成过程中，那些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思想因素和学科内容也是在相互作用中融为一体的。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第二次转变过程中，“辩证的”和“历史的”方法不仅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而且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剩余价值的发现，对于推动当时最有现实意义的社会主义学说走向科学，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须讳言，那些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因素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某种类似于机械决定论的先后次序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长的历史逻辑的，但是强调唯物史观的突出作用，或者强调它们在不同的阶段上有不同的重点，既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客观事实，又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与其政治实践直接联系的思想意识成长的固有规律。基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实践及其阶级立场，从1842年4月筹办《莱茵报》开始，他们创建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阐明“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71]，因而他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去考察“市民社会”这个虽是“世俗”的却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的社会领域，去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实质，去寻求雇工阶级摆脱资本奴役的经济、政治条件和创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道路和途径。所以，与唯物史观从萌芽逐步成熟的过程相一致，既产生了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说，也推动空想社会主义走向了科学。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也表现于马克思、恩格斯主观世界的改造上，以青年马克思世界观转变为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主体的思想历程，既不是孤立个体的纯粹思辨的逻辑演绎，也不是毫无逻辑可言、纯粹偶然，甚至前后断裂、不可捉摸、可以任意解释的过程。所有马克思、恩格斯所经历的偶然而具体的历史事件及其学术活动，规定着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既合乎历史，又合乎逻辑，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群体意识的个别体现，是偶然中的必然。这一思想历程只能循序渐进、逐步成熟，而后达到科学境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既需要、也造就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主体条件，因为它不过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自我演进的必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