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剩余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

从逻辑上说，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它的产生不应该是同一个问题，它的形成既有一个过程，又只是存于主人的头脑之中；它的产生则是指其于何时何处以何种形式从主观状态转化为客观存在。或者寄托于某种物质载体——发表著作、言论等而公之于世，或者贯彻于受众的言行产生显示其问世的影响。同样，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不仅存于创始人的思想之中，它已经超越了主观领域指向并转变为标志其形成的客观事物。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问题，就是要确定它形成后使其公之于世并产生实际影响的这种客观事物，显然它不是过程，而是过程中的“关节点”。马克思主义形成是一个多学科思想因素的整体推进过程，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无论各种思想因素分别还是作为整体，都陆续地和分阶段地在向现实转化，这种情况决定了人们在判断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时，必然因不同的主观因素而选取不同的标志，从而造成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分歧。考察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中一些分歧的主要原因，何时发现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形成问题的关键，所以探讨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并创建剩余价值理论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产生和发展的关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于解决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标志的不同意见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也就是产生的标志问题，至少有4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12月到1848年2月期间合著并公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为标志。

第二种看法是以马克思于1867年9月在伦敦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为标志。中国人民大学郭继严教授持这一看法。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前言中主张“把《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72]。

第三种看法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1844年流亡巴黎期间，着手社会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而形成的成果，直到1932年才出版问世，这时出版者声称从中发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就将它视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由此也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掀起了“两个马克思”的喧闹。

第四种看法是以1845年9月到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我国学者宗玛丽认为：“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6年开始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就没有《共产党宣言》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应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73]

上述第一种看法因其较为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相关论述，所以最为学界所认同，差不多已成传统定论。而其余三种说法虽也有自己的道理，但总有这样或那样使自己难以成立的反证。比如第四种看法，一部基本上表达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哲学著作，很难从马克思主义全面完整性上支持这一观点，而且就其逻辑思路看，实际上还是承认《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只不过它混淆了“产生”和“形成”的差别，把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条件当做形成的标志看待罢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有明确的论断，他在1885年《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他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的。这一论断除了它出自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之口，应该是最符合实际的外，还因为它是着眼于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讲的“问世”亦即“产生”之意。正因为如此，宗玛丽的观点提出后30多年基本上没人响应。

第二、第三种看法也有偏于马克思主义一“隅”的问题，不同的是它们不是以哲学，而是以经济学著作为标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体创立而言，同样有失偏颇。当然，这两种看法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同马克思主义形成和产生之间的关系。对此恩格斯也曾明确地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74]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推进，恩格斯的这个论断意味着，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有了这三个基本理论，才会有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产生。其中唯物史观初见于1845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以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当时未能出版发表）为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对此学界认识基本一致。而剩余价值学说何时创立，却成了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马克思从1844年到1883年去世，整整40年都在研究和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核心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从发现剩余价值到研究、论证并最终成书出版历时40年，这是学界判断剩余价值学说何时形成、何时产生发生分歧的客观原因。正是剩余价值学说创立标志的不确定性，才导致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产生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究竟以什么为标志，虽然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较为权威的论断，但也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史从学术上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我们坚持第一种看法，但要有雄辩的理由，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这种论证不能仅仅根据权威的论断，除了客观深入地考察既成史实，还要分析那些“非议”的成因及其主观因素。为什么会出现那些非议？除了不良动机的驱使，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尤其是它的全面完整性的不同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渐进过程的阶段性把握上的主观差异。所以，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又要从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大大小小的质变飞跃所构成的阶段性去认真分析，才能合乎历史逻辑地解决这个问题。

（二）关于剩余价值的发现及其理论研究和论证

剩余价值学说到底何时形成，由此推动社会主义变成科学并使整个马克思主义产生，与此相关也有四种说法：

一是认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展现其雏形”^[75]。这一说法当然逻辑地蕴涵这部手稿已经展现了包含剩余价值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雏形”，大致是指《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

二是认为1846—1847年《哲学的贫困》，特别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工资》已经指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苏联著名学者阿多拉茨基在1938年发表的《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劳作》一文认为，马克思在“1847年已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并已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剩余价值学说”。在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看法^[76]。还有的学者直言，马克思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中表述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就是剩余价值问题。

三是认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科学地制定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77]。

四是认为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发表是剩余价值学说最后完成的标志。这就是前面所提郭继严教授把《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标志的基本依据。他认为：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唯物史观；一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根据这一分析，我们以这两大发现为中心，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建立起来的。^[78]

以上四种看法，有的只是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有的直接牵涉整个马克思主义产生问题。如果仅仅是判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形成和产生的标志，同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是为了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而探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那么我们认为应从如下角度去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和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剩余价值理论是其基础和核心，而《资本论》是该理论体系全部内容的集中体现和最高成就。《资本论》的写作耗费了马克思的毕生精力，从1843年末算起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历时40年时间，而且直到马克思去世，《资本论》也还没有全部出版。如此漫长的研究过程，其中关于剩余价值的经济学著作如此之多，不同的人从中找出反映其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并不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各种说法也并不奇怪。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倒不是存在哪些不同的说法，而是出现这些不同说法的根源，即判断剩余价值学说是否形成的依据，或者凭什么标准去断定剩余价值学说产生的标志。而且不难发现，在这里存在一个关键性的误解，那就是把恩格斯讲的“发现”误作“形成”或“产生”看待。因为恩格斯所言社会主义之所以由空想变成科学，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既然是“发现”，就应该是早一点的事情。因为“发现”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同进一步深入论证剩余价值，进而最终形成全面完整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显然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以“发现”剩余价值为依据去确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进而确定整个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就能够比较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马克思是什么时候发现剩余价值的呢？恩格斯对此有过说明，他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指出：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79]。在这里，恩格斯讲了两个“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将其理解为“已经发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1843年到1847年期间，正是马克思一生中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阶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注释78为：“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的最初研究成果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里。”^[80]恩格斯讲的两个“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亦即“已经发现”剩余价值的剥削秘密，应该就在这些著作之中。

另外，马克思在1880年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一书时，在该版“引言”中提到：“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81]这一叙述无疑表明了《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的关系，前者已经“萌芽”，后者是历经几十年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成熟“成果”。《哲学的贫困》是1846年底至1847年初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作，其中批判了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所谓“萌芽状态的东西”指的就是“剩余价值”开始被发现。诚然，“萌芽状态的东西”还称不上“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但在1847年底，当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举办题为“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工资”的讲座时，资产阶级攫取工人剩余劳动的秘密想必“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到场的听众。这时，一年前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研究和思考已经越来越清晰，乃至已经可以作为研究成果去启发工人，已经可以断言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雇佣劳动与资本》第二年4月即发表于《新莱茵报》，而《工资》因是最后几次演讲的补充提纲，直到1925年才发表。从1847年6月以后的一段时间，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改组“正义者同盟”，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日子，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协会演讲也是建党活动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性文件已趋于完成。因而可以断定，发现剩余价值的理论成果显然也已贯彻于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宣言》就是在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全面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两个必然”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个伟大文献，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后的第一次全面完整的阐述。所以，以剩余价值的发现为依据，将《共产党宣言》视为马克思主义终于产生的标志，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三）形成唯物史观和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

马克思一生都在为人类的幸福和彻底解放这一终极目标而忘我奋战、刻苦钻研、悉心著述，其学术生涯从哲学、政治领域而后转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就是其学术生涯最关键的两项创新性理论成果。显然，这两项被恩格斯称为“伟大发现”的成果，绝不是同时获得的，也不是彼此孤立地获得的，除了时间上的先后，还有二者不能分割的关系。从马克思的学术生涯从哲学、政治到经济的大体途径看，这两项发现谁先谁后应该一目了然，但要探讨造成这种先后的原因及其逻辑必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问题，则既是一个重点，又是一个难点。

基于马克思的人生实践、学术探研、心路历程及其理论逻辑的实际考察，马克思的“两个发现”同“两个转变”是直接关联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态度使其摆脱“神圣家族”抽象批判的唯心主义态度而注重实际斗争，这是他和恩格斯一样能够毫不犹豫地转到唯物主义的基本动因；而从注重“改变世界”即注重革命实践到注重“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从经济关系分析劳动者阶级遭受剥削压迫的原因和资本主义的实质，这是他们能够在政治上认同共产主义、在思想上肃清费尔巴哈唯心史观影响、建立并充分论证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前提，就没有崇尚实践、关注和研究社会物质生活的科学精神，进而就不会形成唯物史观、不能发现剩余价值、更不能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变成科学，当然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政治立场的转变是其选择人生奋斗目标的思想根据，哲学立场的转变是其人生实践趋向科学的主观反映，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正是“两个转变”所获得的思想成果。

说马克思“两大发现”有先后次序，主要表现为在“两个转变”历程中开始关注的学科领域的转移或择重，实际上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紧密关联度，取得“两个发现”的重大成果是在实践、认识的反复循环中彼此交错、相互印证和相互促进的。首先，马克思是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大学的学科关注热点由法学到历史和哲学，投身社会后由于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立场的驱使，注重革命实践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加上当时德国的民主运动是以哲学批判的形式出现的，因而首先发生哲学立场的转变是必然的。其次，马克思关注经济学科，最初是出于现实生活——为《莱茵报》写涉及经济问题的评论——的需要，所以他早在1842年就开始关注经济，几乎与其世界观的转变是同时的。但是，“正式”地投入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始于1843年10月流亡巴黎以后的一段时间，确切的起始日期是1844年3月《德法年鉴》停刊以后。虽然马克思开始对经济学进行理论研究是由于现实需要的推动，但可以肯定，他在研究中除了受当时恩格斯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外，他已经强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影响他形成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强大的主观因素。这时，马克思不仅是一个研究经济问题的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依靠经济学研究去构建新的社会历史观的哲学家，也就是说，这时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已经汇合成一体，这两方面研究相得益彰，其成果就是“两个发现”——既形成了唯物史观，又帮助马克思去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要明确“两个发现”的标志性著作，那么最符合史实的判断是：1846年一至四月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二次合作成果《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发现剩余价值的存在和剩余价值理论开始萌芽的标志。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1843年以后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活动中，形成中的唯物史观和形成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如何相得益彰、融为一体的。一方面形成中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影响、指导着经济学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关系，不断获得的显示其本质和规律的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成果，也论证和推动着唯物史观走向成熟。在马克思这一段时间所写的几乎所有著作——尤其是那些重要著作——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方面“基调”的融合。马克思曾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了从1843年以后的理论研究工作，他提到1844年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说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要解剖社会物质生活，“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因。后来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认识，集中体现于他同恩格斯1846年4月基本完成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82]。马克思这段时间理论研究的“心路历程”，从哲学批判到解剖“市民社会”，从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研究到发现唯物史观，无不表明形成中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和经济理论成果对唯物史观的实证作用。

在这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那些主要著作体现“两个发现”相得益彰、融为一体的关系尤为充分。他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一开始获得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仅从这部著作的名称就足以看到他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不可分割，它既非通常的经济学著作，又非如“神圣家族”的空洞的哲学著作，如果只看到其中的经济学内容，就会大大降低这部著作的思想内涵和哲学价值。当然，如果只看到它的哲学思想，那又会釜底抽薪，失去这些哲学思想的根基。再看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标题看似乎只是哲学著作，但实际上，这部标志唯物史观形成的哲学著作，仍然是以渐趋成熟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认识为基础的，它不仅论述了社会物质生产及其经济条件是社会历史的基础，而且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对共产主义也进行了科学论证。最后，标志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开始萌芽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同样地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到“哲学”和“经济”的关系。这一书名带有马克思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讥讽，“贫困的哲学”即关于“贫困”的“哲学”，是对劳动者贫困的经济生活的研究。但是蒲鲁东用以研究的思想武器是唯心史观、改良主义及其歪曲后的黑格尔哲学，因而马克思以“哲学的贫困”加以嘲讽。这部著作本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初步窥视到剩余价值的存在，指出“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83]，这意味着工人的工资并非是同他在一个工作日的全部劳动等价的报酬，而工人工资同其全部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差额，就是马克思在这年底所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工资”的讲演中得到更为清晰地阐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是这样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被发现的。

（四）《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唯一标志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两个发现”都只是条件。当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明确之后，明确发现剩余价值的标志成为问题的关键。同样，当发现剩余价值的标志明确之后，“两个发现”如何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又成为问题的关键。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同步的。对此，可靠的依据是恩格斯的两个论断：一是由于“这两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84]。社会主义一旦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全面完备的理论体系也随之形成，当它们作为浑然一体的系统理论通过《共产党宣言》公之于世，马克思主义便终于产生了。所以他在1885年《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回顾说：“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85]《哲学的贫困》发现剩余价值并开始萌发剩余价值理论，连同已经形成的唯物史观一起，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就此形成并产生。

《共产党宣言》是体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本思想、基本主张的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刚刚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工人运动、创建工人阶级新型政党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后的第一次全面完整的表述。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唯物史观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得到充分阐述，通过社会物质生产及其经济生活说明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依据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经济活动论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对立及其政治地位、政治活动乃至意识观念，提出无产阶级解放自身乃至人类的条件、手段、途径、过程及其目的、境界等等，从头到尾、字里行间都浸透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底蕴。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证，既合乎历史又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86]“两个不可避免”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固有规律及其前途命运的科学论断，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因而成了无产阶级组建自己最先进的政党、在政党的领导下开展卓有成效的革命和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学说，相对于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达到了最为科学的境界，得到了最为切实的贯彻，因而标志着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与此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最后诞生。

但是“形成”不等于“产生”，无论恩格斯还是列宁，在明确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问题时，除了讲“发现”，还讲的是“问世”。思想理论“形成”了留在脑子里或者体现于著作中，是谈不上“问世”的，因而也还谈不上“产生”。“问世”或“产生”的直观理解应该是通过某种形式公之于世，譬如首创者向公众演讲，抑或首创者的著述公开出版发行，当然也包括追随者信仰者的如实转述或加以整理后替原创人出版发行。总之，“问世”或“产生”的实质是这种思想理论已经超越观念形态，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播。而且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问世”或“产生”相对于其他思潮的产生具有本质区别。近代以来许多社会思潮差不多都主要地是以学术成果形式问世的，其形式基本上是通过出版著作而实现的，它们或者因远离现实及其实际需要，或者因缺乏科学性而只能“时髦”地昙花一现、人亡即亡，要害在于未能同民众实践相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问世”或“产生”虽然以出版著作为标志，但其实质是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在“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之中产生的，所以标志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学术著作，而是以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形式问世的。毫无疑问，这个纲领既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又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产物。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无论出版了的还是没有出版的，主要都是以理论批判的学术成果形式问世的，它们当然都可以标志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或必要的思想条件，甚至可以标志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但要从诉诸实践的含义判断“产生”的标志，则只有《共产党宣言》才当之无愧，所以《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是唯一的。而且这样的标志已经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长足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根本机制：理论一经形成便诉诸实践、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进而在实践中又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形成新的理论。这样的机制既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机制，也是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的机制，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史中，每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和新的理论形态的产生无不如此。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7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1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12]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7页。

[1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1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46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22]《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7页。

[25]转引自〔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6]其标题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至第十四节论信徒和基督的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3页。

[29]〔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461页。

[31]即埃德加尔，马克思夫人的胞弟，后来去美国参加了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13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7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5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

[40]高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2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29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1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106、101、120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6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5页。

[51]《陈先达文集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5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53]《陈先达文集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54]《陈先达文集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5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读》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15～716页。

[5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页。

[5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5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59]因此前马克思所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列宁去世后才公之于世，列宁还不知道有这部著作。

[6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61]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版，第386～387页。

[6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6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64]熊子云：《马克思主义形成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65]陈先达：《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

[66]《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6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25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6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25页。

[7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11页。

[7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05页。

[72]郭继严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73]宗玛丽：《〈德意志意识形态〉应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6期。

[7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75]许征帆：《马克思主义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76]陈征：《〈资本论〉解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认为“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在对古典学派进行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创建了伟大的剩余价值理论”。

[77]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78]郭继严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8～659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8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8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8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