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及其意义

不了解人类文化传播的一般模式，就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同样，不弄清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与其他文化传播模式的区别，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也不能正确掌握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一）人类文化传播模式

传播模式是人类文化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是文化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范畴。其中传播（Communication）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文化传播当然是指人类社会文化信息的传播，根本目的是传递社会文化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及其意义系统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收和信息反馈等一系列社会活动。

文化传播来自文化本身的基本属性。有文化学者指出凡文化都有流动性，而流动性又无非是其稳定性和变动性的辩证统一，其实讲的就是文化及其传播的“本性”。仅就“流动”而言，当然有纵横两个向度，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显然是交织在一起的，横向流动是传播，纵向流动也是传播。特定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在其特定社会时空中流动，它既是一个像水波一样的扩散过程，也是一个像火炬接力一样的传递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在保持自己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发生变动，又在变动中保持自己不同一般的个性；它的稳定性表现为源流文化的承袭与肯定，它的变动性则表现为新旧文化的演绎与发展。

关于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中国传媒大学周鸿铎教授在他主编的《文化传播学通论》一书中有过精彩的论述，该书认为，人类文化是一个“‘活’的流体”，“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它一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散’和‘传递’的冲动”。进而指出“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没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任何文化都将是一种‘死文化’而不是一种‘活文化’”，因而“文化的传播功能是文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功能”，“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1]。

应该说文化传播同人和社会的存在发展是同一回事，事实上人类一开始就从事着文化传播活动，对文化传播活动的研究也可以说始于人类文明史的开端，而传播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却始于20世纪初。当20世纪40年代前后信息科技把人们带入信息时代的时候，“文化传播”转换为“信息传播”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在催生了“信息文化”的同时也推动了文化信息传播的研究，“许多传播学家在界定传播概念之际都突出强调传播的信息属性”^[2]。由此也产生了另一种倾向，这就是“信息”超越文化的社会属性似乎越来越远离自己的文化基地。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传播学者所提出的多种传播模式，较为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关于传播模式的理论，较有代表性的，一是著名的“5W”模式，或称“传播的政治模式”，由美国学者H.拉斯韦尔于1948年提出。此模式把传播过程分为连续发生的五个环节：①谁传播（who）；②传播什么（says what）；③通过什么渠道传播（in what channel）；④对谁传播（to whom）；⑤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后来，另一学者R.布雷多克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传播环境（what environment）和传播动机（what aim）两个环节，使“5W”变成了“7W”模式。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美国数学家C.E.香农和W.韦弗提出的“香农－韦弗”模式或“传播的数学模式”，美国社会学家P.F.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两级传播模式”，美国传播学者W.施拉姆提出“施拉姆模式”，美国社会学家M.L.德弗勒提出的“德弗勒模式”或“大众传播双循环模式”，美国传播学者B.韦斯特利和M.麦克莱恩提出的“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美国传播学者R.E.希伯特等的“波纹中心模式”，美国心理学家T.M.纽科姆、L.费斯丁格和D.卡特赖特等的“一致性模式”或“传播效果的心理模式”。

上述关于传播模式的种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可以窥见当时信息论等新兴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影响，表现出偏离人文价值的基本倾向。当强调信息的传播学将自己定位于只研究客观信息的传播，势必存在舍弃传播的文化内涵而单纯考察传播形式的倾向。一旦因信息的泛化而孤立地考察传播模式，如将社会信息扩大到自然信息这一步之后，传播模式的泛化和形式化就不可避免了。其实无论社会信息还是自然信息，都因为它们与人的活动发生关系而上升为具有人文意义和价值取向的文化信息，所以信息传播模式同文化传播模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学者们怎样分析概括传播模式，它的人文意义都客观存在，所以在半个多世纪里，那些西方学者对传播模式的研究，大体上也走过了由简单传递到复杂结构、由“单向线性”到“双向循环”甚至“多向扩散”、由信息的泛化到越来越重视信息的人文特征这样的提升路径。

毫无疑问，相对于自然信息的自在传递，文化信息的传播具有社会性、目的性、创造性和互动性等基本特征，文化信息决不会停留于一般信息的传输、传送或传递，因为文化传播的“播”蕴涵着文化信息影响的扩大、作用的延续、内容的更新和质量的增益，既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增生的过程，所以其“创造”或“增殖”的特征尤为突出。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文化传播的开放性、多元性、融合性等特征也越来越明显。西方信息传播学者对传播模式的研究，已经正确地分析了信息传播的基本结构，即信息传播总是由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等五方面要素构成，基于其中某些要素及其关系的突出作用，学者们才提出了关于传播模式的种种看法。其实这五方面要素在传播过程中的结构性特征就是各具特色的传播模式，而传播模式无非是信息文化或文化信息传播规律的丰富表现，是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核心主题。文化传播学通过对文化信息系统及各部分结构、功能、过程及其互动关系的考察，“探索、发现和克服传播学障碍和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找到社会信息系统良性循环的机制，推动社会健全发展”^[3]。简而言之，传播模式的实质性意义，就是“信息怎样传播”的问题，它既包括“用什么手段传播”即传播媒介问题，更包括不能离开其内容特殊性的传播的方式方法问题。比较而言，虽然“用什么手段传播”也能回答“怎样传播”的问题，但它只是表层的或形式上的。由文化的特定内涵及其传播的价值因素所决定，文化传播的方式方法问题就是参加传播的各种要素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和产生什么样的作用问题，显然这些问题更触及传播的规律、更能体现传播模式的本质。换言之，文化传播的方式方法的研究应该比传播的条件、手段等因素的研究更为深刻、更为根本，可以说它是“信息怎样传播”亦即传播模式的“元”问题，因为说到底，传播模式就是传播活动中诸方面因素的结构性和持续性的本质联系，尤其是参与传播活动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联系，诸如传播媒介这样的客观的、物质的、技术的条件，它们都既是人类文化传播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文化传播持续进步的表征，它们无一不是作为“物质文化”而纳入整个人类文化流体之中的。

如果要从一般意义上探求文化传播的基本模式，就必须基于传播的两头——传播者和受传者的关系着眼分析它们联系形式的多样性。首先要看到，文化传播联系的两头都是活动着实践着的人，文化传播的本质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他们之间的情感意志、思想意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精神的社会关系，文化传播模式就是人们在发展着的物质文化历史条件基础上如何建立和发展他们相互之间的精神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关系既是形式多样的，又是历史变动的。其次要看到，文化传播就是相关讯息从信息源向信息接收者的流动，无论作为信息源的传播者还是接收信息的受传者，相对于信息的流动他们都有主动和被动、自觉和自发等状态的差异，而且他们的状态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存在，只有当双方的社会存在有更多共性时，信息的流动才是通畅的。再次，相对于受传者，传播模式其实就是受传者接收利用信息的态度和方式。受传者对于传来信息的态度，获取、利用信息的方式，显然更是取决于他的社会存在条件，同时还要受其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自觉主动的态度总是源于实践的需要，有效的信息传播也总是能够满足受传者实践的要求。所以，传播模式在受传者这里往往表现为获得的信息与其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及程度，这在不同受传者那里也是极为不同的。最后还应看到，信息传播的最终功效总是体现在受传者身上，受传者利用获得的信息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同时，这些信息也在受传者这里被弘扬增益或者改造更新。其实这也是信息在传播中接受受传者实践检验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模式也应包括信息的评价类型，也是信息接收实践检验的方法和方式。

基于上述多样性的分析，我们除了从传播媒体还可以或更应该从传播者、讯息流变、受传者以及它们的联动等意义上去总结认识和有针对性地构建、选择文化信息的传播模式。第一，从有无传播媒介看，传播模式有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之分，直接传播除了声光等物理介质外无须其他文化媒介，是人类一开始凭借自己的自然器官就可以进行的最原始、最古老、延续至今的最基本的传播模式，即人与人之间的面传口授。间接传播须借助于相应的文化媒介，通常使用的媒介是文字书籍，现代信息技术又带来了包括文字、书籍、音影等媒体信息在内的电子讯息等模拟化、数字化新媒介，这些媒介越来越拓展着传播的时空距离。第二，从传播者传播信息和受传者接收信息是否自觉和自觉的程度看，传播模式可分为主动传播和被动传播，亦可分为（双方）自发传播、（双方）自觉传播和单方主动等模式。第三，从讯息的流动方向看，传播模式可分为单向传播、反馈和循环，反馈是受传者对于接收信息的回应，循环常常是相对独立平等的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相得益彰、互动发展，也可以是人们在实践中主体和客体信息的交流及其主体认识的循环上升。形成信息循环流动的条件是信息增益，没有增益的信息是没有循环价值的；正是在信息的交流循环中，原质信息不断获得新质而增益。显而易见，信息的增益归根结底来自循环传播双方各自实践的认识循环系统，以此为基础，双方信息的循环流动，其结果必是信息的增益和发展。第四，从文化信息传播的最终结果看，传播模式可分为同化、融合和重构。同化往往发生于强势（或进步）文化主体向弱势（或落后）文化主体之间的文化传播，虽然后者通过反馈对原质文化有所影响甚至重大影响，但对原质文化的本质属性不会有实质性改变；融合则往往发生于优势互补的文化群体之间，其结果是相对于参与融合的那些原质文化，形成了更为进步、更为优秀的新文化；重构一般指同一文化体系在由传统走向现实和未来的过程中，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内容的客观需要，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否定，其结果必然形成不同于传统的新质文化。第五，从受传者信息增益的机制和效果看，传播模式可分为增益传播和非增益传播。非增益传播也可以称为“教条式传播”，往往因为崇尚“原汁原味”、“正宗正统”而导致僵化呆滞，陷入死循环。这种模式不能增益甚至阻滞传播的根本原因是不能把接收的信息服务于实践，使源信息既不能产生功用效益，更不能在新的实践中充实完善源信息而形成新质。虽然这种模式最终也不会全部抹去自己的历史痕迹，但只能借助于像“文物”或活体人这样的物质媒体将自己的文化信息遗传下去，使自己充其量具有“资料”的性质。以上虽是从信息传播的不同构成要素对传播模式进行了多样性分析，但无须赘言，任何一种传播模式都绝不是单一要素的孤立运动，都无不是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联动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

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当然具有人类文化传播模式的一般特征，但也有自己的独特性。与一般文化传播模式的本质区别归根结底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基本特征以及它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时空特点和地位作用。决定的就文化传播模式而言，不在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但并不意味着怎样传播的传播模式与传播内容无关。恰恰相反，传播模式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传播内容自身的属性、特征及其功能决定的。因为传播模式毕竟是反映特定信息内容传播规律的形式问题，是服务于特定信息内容的传播需要的。从人们对文化种类的划分看，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种文化类型的传播模式显然是不同的。或许我们还可以从社会结构角度去划分文化，把文化分为生产文化、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乃至生态文化等等，也很容易看到它们传播方式的差异。哪怕仅从精神文化亦即社会意识角度去考察通常的几种社会意识形态，即哲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和科学等，同样可以看到，它们的传播方式各个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和主导，其传播模式既体现意识形态批判继承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又取决于相应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经济基础。由此，马克思主义具有了阶级属性和先进属性，它是先进阶级和反映先进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基础进步要求的意识形态，是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着社会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和人的素质提高的前进方向，其传播模式必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和综合的体系，既是大众的、世界的和长效的，又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是其他文化传播模式所不可比拟的。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特征使其构筑起一种科学的和真理的传播模式，科学的传播模式的基础是实践、实验和不懈地探求，是批判性思维和求是创新精神主导下的认识活动；真理的传播模式是思想交锋、学术争鸣、指导实践和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广泛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取决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它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能够为广大受剥削受压迫、自觉主动地通过革命和建设创造美好未来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是以其科学性和真理性作为支撑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无论是它的阶级性、革命性还是科学性、真理性，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特征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同它的认识模式——思想路线和发展模式的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材既来自优秀文化遗产，又来自共时文化的优秀成分，对历史的和共时的优秀文化的批判继承和概括总结，使它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具备了先进文化的性质和特征。所以，对所有优秀文化的批判继承、概括总结既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方式，也是它作为“受传者”接收一切优秀文化信息的基本模式。但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概括总结优秀文化的传播模式，是以自己的实践为基础和标准的。现代无产阶级亦即大工业时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实践是鉴别所有意识文化、思想理论及其社会制度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标尺，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对优秀文化素材批判什么、继承什么和如何批判、如何继承等，归根结底都是由工人阶级及其进步群体的实践需求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验素材来自工人阶级及其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这些经验素材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根基，既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阶级属性，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必然地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传播模式。就是说，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本源泉看，它是工人阶级及其进步群体的实践观念及其理论认识；从马克思主义的推广、贯彻、作用和增益看，回到实践、武装群众、同实践紧密结合、在为自己的目的目标奋斗中检验自己、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传播模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广泛传播靠的是自己对进步实践的正确指导、强大动力和社会功能，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传播模式是在自己同进步群体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中自然而然地构筑起来的。

为了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宣传、教育、学习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模式。由于马克思主义也是进步文化的延续发展，它不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而是在批判继承优秀文化和总结进步实践经验的科学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相对于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局限，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灌输模式”，强调从外部向还处于自在盲目状态的社会进步人群“输入”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宣传、教育和学习引导方式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极端重要性。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主要是深入工人运动，在运动中同影响运动的各种不成熟的、错误甚至反动的思想进行论战，宣传、教育工人组织及其领袖骨干和广大工人群众，从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革命生涯，可以说，伴随他们理论研究活动的主要革命实践，就是通过举办进步报刊、公开出版发行自己的著作、同大量革命者建立通信联系、在各种集会和报刊上发动论战和在革命政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和思想建设等方式，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宣传教育了人民群众、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紧密而广泛的结合，而且依靠这样的传播模式不断获得理论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发展。

马克思主义同社会进步力量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这种最基本的传播模式的核心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群众，通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得以运用、接受检验、获取新知、求得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传播模式，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同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作用、交替上升的认识运动过程。正是着眼于武装群众，才会引申出宣传、教育、学习乃至开展学术争鸣、思想斗争和思想建设等大众化和民族化的多样性传播模式。其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和科学精神的传播，都不可避免地要同各种反动思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要克服各种肤浅、幼稚和错误的思想认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既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造成了障碍，也提供了机会，它们从反面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真理的光辉。在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这一真理具有规律性的前进道路，也已经转化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根本模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的目的是实现与实践的结合，因为只有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目标理想，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及其实践方案诉诸实践并“改变世界”，才是武装群众的要害和精髓。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等也在“武装群众”，但它们的思路停留于此，其错误的要害就是片面强调真理的绝对性，用神秘而僵化的理论武装群众，固守思维的逻辑和主观的标准，而不管不顾具体实践和实际情况的变化和理论的真正价值，从而不能达到理论同实践的真正结合。这样的模式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丢弃了它的实践功能，其结果必然阻塞马克思主义前进的道路，只能将马克思主义当成好看的摆设原封不动地加以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自己传播和发展的道路上多次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这些错误的传播模式作斗争，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并将其总结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上升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概括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开拓创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建构了既由马克思主义精神和灵魂所决定，又能集中反映和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精神及灵魂的传播模式。相对于这一最基本的传播模式，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与之长期并存的不能或者脱离同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相结合的传播模式的存在和作用，例如那些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宣示、阐释、利用甚至“重构”原创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但它们的传播模式显然同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建构的传播模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既统摄和引领着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在人类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产生着积极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指导作用，它的社会功能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与传播是必然和必要的，研究它的传播模式当然也是既必然和必要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必然性就是从形式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规律性，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必要性或者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认识和揭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规律性，其次在于既合目的又合规律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和广泛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既是认识、掌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史的需要，又是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不能不涉足并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下面我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发展认识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意义。

1.传播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发挥指导作用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是代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利益的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指导人民获得解放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那么马克思主义要达到对实践的指导，就必然要通过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来实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们到底采取怎样的传播模式对其进行传播，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发挥其指导作用。所以，考察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根本意义，就是为保障马克思主义得以正常发挥其对人民群众进步事业的指导作用。

2.传播模式关系到能否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文化，这是它的传播模式具有普遍性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科学文化，这是它的传播模式具有特殊性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灵魂在于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它一以贯之的传播内容，决定了它最基本的传播模式的特殊性。只有坚持体现它的精神灵魂的传播模式，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模式；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模式，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本性及其精神实质。

3.传播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任何形态的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要依赖与之相适合的传播模式。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实践的思想理论更是如此，它需要有效的传播模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促成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相结合，才能在实践中完善、扩充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宝库。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先进性，才能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坚持传播下去。马克思主义者选取怎样的传播模式，能否有效正确地达到传播目的，关系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持续发展。在传播中武装群众、同实践紧密结合、不断总结新鲜经验、获得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4.传播模式关系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传播模式的性质和特点虽然是由所传信息内容决定的，但传播模式反过来也会对所传内容产生重要影响。传播模式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反映传播者和受传者对所传内容的理解和态度，恰当的传播模式总是基于对所传内容的正确理解，能够体现所传内容的真谛；不当的传播模式可能造成对所传内容的消极理解、对其精神实质的丢失甚至歪曲，导致不符预期的传播效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阶级性、革命性的科学理论和实践观念，不仅传播者的理解、掌握及其态度事关重大，而且也牵涉到受传者的立场、态度、需求及其精神境界、思维方式、理论造诣等主观因素。人民群众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否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否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是否在实践中全面、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和思想原则等等，都与恰当的传播模式有直接关系。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经验教训已经向我们昭示，如果采用单向的机械的传播模式，必然分离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导致不从实际出发、生搬硬套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还有将马克思主义搞成远离尘世、自持清高的纯粹理性和典雅高贵的贵族哲学，将马克思主义搞成呆板的公式抑或装点门面的形式主义等等，这些传播模式最终都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形象，都会错误地引导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