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

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用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广大党员群众，而且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武装党员群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的历史，它既是一个理论过程，又是一个实践过程。党的“十七大”总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要求全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大趋势。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的历史，深刻认识和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规律，对于中国共产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群众，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具有深远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的早期阶段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新文化运动为其大众化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历史进程。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和思想的解放，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营造了有利的文化氛围，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物上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继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在自己初步学习领悟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开始向媒体大众引介马列主义。他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青年。一大批青年学生受《新青年》等报刊影响，掀起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五四运动”促使刚刚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取得初步效果。用马列主义指导工人运动，既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又准备了思想条件。1920年8月至次年春，上海、北京、武昌、长沙、济南、广州乃至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准共产党组织纷纷成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最显赫最重要的成就，全国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呼之欲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的初期阶段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诞生。从此，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的领导核心，实质性地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的产物，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的自觉主体。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将其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伟大工程”，形成了用马克思主义宣传动员、说服教育群众的自觉意识和对广大党员群众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的早期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好开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后来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通过出版各种普及性刊物和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小组、讲习班等途径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纲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对象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士兵。首先是宣传动员劳工大众，主要是通过工会组织，兴办面向工人群众的报纸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开展夜校、党校等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并根据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制定相应的宣传策略，培养工人积极分子，及时吸收优秀工人加入党组织。其次是教育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动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深入农村，开展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在1927年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后，在党内开展主要针对农民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在党外向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民为主的广大民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此外，用马列主义武装革命军人是更为关键的大众化工作，在国民革命军中，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通过课堂教学、创办刊物、编写通俗的辅助教材和学生读书会等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北伐军中通过举办政治干部训练班来培训部队政工人员，为党后来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在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路线政策，从1937年到1945年主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在党内外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工作。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建设，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活的灵魂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全面普及和认真贯彻。诸如在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讲话之后，党内外兴起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关于“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精辟总结；还有1941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等等，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向、措施及其效果。红军长征历经11省，党的宣传部门及其政工人员边走边向沿途群众宣传，散发报刊传单，刷写标语口号，还通过演出、演讲、座谈、走访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斗争和抗日活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始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大众化的对象范围也空前地扩大，面向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族人民。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中国化和民族化主张，其中也包含着“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大众化思想主张。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毛泽东分别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随后中共中央开展了意义重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于党的思想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毛泽东所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影响全民族。”^[25]他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提到：“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26]也涉及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情况。他在报告中还建议党的工农干部要先学文化，再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反对党八股》演讲中，列举“党八股”的危害，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出发，着眼于老百姓不愿看、看不懂的。他说：文章“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还有用生僻怪字写宣传群众的标语，就是不想让群众看得懂”^[2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演讲中他还直接提到“大众化”问题，讽刺那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只能算是“小众化”。因而他坚决主张学群众的语言，用群众的语言，让文章通俗易懂，具有可读性，使群众喜欢读、读得懂，并号召全党“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28]。不久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可以说是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他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9]表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同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所以他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30]他还坚持群众路线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指出：“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31]联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那就是既有普及的问题，也有提高的问题，即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既要普及马克思主义，又要提高——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这些工农化、通俗化、群众化的大众化思想主张在党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创造了全党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有效形式。最值得一提的是党的理论家艾思奇，在深谙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精髓基础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文字和生动形象的生活事例，深入浅出地阐释深奥玄妙的哲学道理，编写了《大众哲学》一书，成为较早问世的中国老百姓爱读易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方面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确立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开始凭借上层建筑的力量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适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和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基层政权组织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健全相关机构制度，不仅面向全党和革命老区，而且面向全国人民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大众化普及活动。这既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需要，也是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设置和组建专门编译机构，有计划有系统地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斯著作，同时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从1951年到1960年陆续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第一版）。此外还逐渐编译出版了中外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配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之需编写发行各种类型的辅导、辅助读物和教材。这一方面的工作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且为在全国范围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二是建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校体制，逐渐在全国建立起高、中、初级党校，还有灵活性、机动性较强的城市夜、党校以及新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等，构成了党校教育的全国梯级系统结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推向党所领导的群团组织直至各民主党派，除像党校一样加强各级共青团团校建设外，还开展工会、农会乃至其他一些群众团体的学习、宣传、教育、培训活动，以传达贯彻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还在中央和各省市创办社会主义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推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机构。这一方面的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落到了实处，在不同的组织层次上面向各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群体，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全方位地开展起来。

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推向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着眼于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接班人，根据少年儿童、青年学生不同的接受能力、培养目标和实际条件，在小、中、大学设置思想政治工作专职教师，并开设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常规性学校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从横向的全民性周延至纵向的代际性，从而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持续性，也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规范性、稳定性和长效性。

四是由党的宣传、“统战”部门领导和掌握书籍报刊出版发行、有线无线音讯广播等大众传媒，主导文学艺术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制定符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政策引导和规范民族、宗教文化活动等等。从这些方面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引导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循序渐进地对它们施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这些渠道发展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在这些方面政策策略性极强，难度很大，但影响面宽，始终是“改变世界”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掌握政权那一天起，非常重视在这些领域里工作的政策性和艺术性，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和极“左”路线盛行期间时有偏差，但总体说来，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不仅在这些领域是很有成效的，而且经过实践检验，毛泽东倡导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党在这些方面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模式是积极有效的，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基本上是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的。

五是根据党在这个时期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发动和组织相应的群众运动，并派遣专项工作组和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的宣讲人员宣传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党的政策、指导运动，以此为载体，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同形势政策宣传教育有机结合，既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又在具体实践中使群众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诸如解放初期农村的土地改革、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整风整党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一化三改造”——包括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赎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运动，还有后来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社教”运动乃至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显然，这些群众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主要由晚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群众运动不能说都是正确和成功的，但确实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方向和道路、信心和决心，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从正、反两个方面积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经验和教训。从正面看，坚持在群众运动的实践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无疑针对性强，这是正确和成功的。经验证明，只有同群众运动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活动，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最为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但从反面看，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非理性等消极因素会干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正确方向，容易背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精神实质而发生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甚至被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宗派主义阴谋家所操纵和利用。惨痛的教训尤以十年“文化大革命”为最。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角度去分析、认识和评价，表面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尊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处没有马列依据，毛主席语录无人不晓，“最高指示”铺天盖地，“万里山河一片红”，祖国大地成了“红色的海洋”，似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已经达到了顶点。但实际上，这场群众运动的热情是一种偏激和偏执，对领袖及其著作和话语的崇拜是盲目的、非理性和宗教式的，左右群众思想的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假马克思主义，因而使这场运动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盲目性和破坏性。更为要害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严重脱离实际的，该理论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一场“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空前浩劫，它只能从反面告诫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群众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积极作用，是以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和党的正确领导、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道德要求为基本条件的。

（四）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

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痛定思痛，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刻反思，于1978年针对“两个凡是”发动了旨在端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场大讨论，要害就是要不要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体现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又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新的有效形式。从其发生过程看，从酝酿到掀起高潮，发展的方向是自下而上的，从党的理论工作者到党政军及各行各业，影响的范围是十分宽广的，显示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已经大为提高了党员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而从其作用和意义看，它把广大党员群众从“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32]，不仅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准备了思想条件，对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刻影响，完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大规模的大众化传播的成功范例。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邓小平领导全党拨乱反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科学总结，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凝聚了全民族的改革力量，在经历了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冲击之后，非但没有否定或削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反而使全党全国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教育，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改革探索中，深谙社会主义本质，处处以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为重，坚持实践检验和生产力标准，大力倡导敢闯敢试、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的大无畏精神，用事实说话，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让广大群众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用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一部改革开放胜利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历史，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本方法不是空洞的政治说教和理论学习，而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1992年初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的涉及我国经济体制根本性转变的、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又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拓展了人们的思路，推动了改革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又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五年后，党的“十五大”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和论述，最终突破所有制改革的“禁区”，对扫除人们残存的“左”倾意识产生了重要作用，从其产生的广泛影响看，也具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际效果。

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承接把改革开放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历史重任，汲取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狠抓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领导全党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逐步酝酿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3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产生的，其理论形态也具有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鲜明特点。当人类跨入21世纪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结合新世纪新要求继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回答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新阶段，是在人民群众几乎人人参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获得的新成果。

自党的“十五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的主要表现有：

一是致力于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时地融汇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中。除了继续弘扬把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基本精神及时传达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贯彻落实的优良传统外，还不断总结新经验、归纳新认识，及时把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写入党章，列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总是与时俱进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大众化宣传教育。

二是发展利用各种媒体，特别是电视、网络、移动通信等现代媒体技术，以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条件配合、支持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活动在全国的开展。诸如党的各级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部门组织专家学者讲师团或宣讲团到基层作专题巡回报告或讲演，出版发行通俗读物辅导群众研习党的新理论，贯彻党和国家的新精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在互联网上开辟网址网站，向大众提供马克思主义信息资料，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及其新发展，不仅建立起方便群众自发自主学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网络平台，还突破时空限制在网络上发动种种现实问题的大讨论或调研活动；通过各种媒体弘扬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利用大众媒体优越的宣传教育功能，从正面树立、颂扬和表彰先进典型，也愈益强化大众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从反面揭露和惩治违法乱纪、腐败堕落等歪风邪气。

三是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贯彻“德育第一”原则，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的提高，越来越强调人的现代化。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34]。在21世纪初提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35]。今天，“以人为本”，“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党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问题上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其精神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循序渐进地用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要求培养一代代公民。着眼于人的发展，党和国家在致力于全民素质提高的同时，尤为重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专门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全体国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文化建设的大政方针，而且中央政治局、中宣部和国务院教育职能部门常常直接指导和部署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四是适应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大众化普及的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及其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2004年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央办公厅、中宣部、教育部等党政部门齐抓共管，不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编写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教材，而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这一工程催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极大地推动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还在高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硕、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快速发展。

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历史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6]。继后，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一步阐释道：“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37]。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响亮号角。党的十七大以后，理论界掀起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热潮，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题的著述和学术成果遍布各种媒体之中。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大众化”同“中国化、时代化”并提，向全党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38]的要求，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上升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工作，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我国政治生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3]《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其中括弧中的文字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页。

[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7]《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85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15]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3版。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19]以上两自然段的引文摘自《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年版，第76～8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2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8～1119页。

[23]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3版。

[24]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3版。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4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页。

[3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

[32]《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08年12月18日。

[33]《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3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5页。

[35]《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36]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37]《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08年12月18日。

[38]《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