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社会风险”是当代社会的常见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遇到食品安全、流行病传播、群体性事件等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同时，在经贸活动与行政管理中，“社会风险”也是常用词汇。从中国的风险实践来看，“风险”对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加深。2011年日本核泄漏危机曾一度引发中国社会的“盐荒”，同年的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也加剧了社会成员对食品安全的担忧。鉴于此，众多学者对风险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社会做了各种描述性界定，如矛盾凸显期、中等收入陷阱、高风险社会等，正如庄友刚所说:“在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中，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全球风险社会的一个部分。”^[1]防范乃至管理社会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目前国内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起步较晚、能力较弱，直至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社会风险预警与应急机制”才以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当前，这一机制仍存在若干问题，如突发事件的强度超出预案的假设、风险管理的制度化与长效化不足、风险防范的统筹机制尚需加强，等等。

由于社会发展的速度往往超过机制建设的速度，因而常常导致风险管理的滞后性凸显，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在中国，它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也导致了其与西方社会的一大区别，这就是‘压缩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2]在他看来，与西方面临的第二现代化(走向风险社会)不同，中国社会正处于第一现代化(走向工业社会)与第二现代化并存的阶段。于是，在社会管理机制尚未完成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风险社会过早地到来了。贝克的话是有道理的，他看到了中国社会风险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状况，但他认为中国没有留够建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必要时间却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正如国内学界所认为的那样，中国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建构和完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时间正是这个“机遇期”。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约束和控制风险因素给社会整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走好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这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并在其指导下探索中国社会风险发生、发展与管理的一般规律，为建构实效性较强的风险防范与管理机制作若干前瞻性研究，就具有了较为显著的实践价值。

要建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必须有相关理论的针对性指导。当代社会风险理论创立于西方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是其中的“风险社会”理论，关于“风险社会”理论与“社会风险”理论的异同后文还将论述。国内学者常常把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西方学者划分为三大流派，即以“风险社会”首倡者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流派、以拉什和普里特威茨为代表的文化意义流派和以劳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但是，社会风险研究作为西方的一门显学，其理论外延并不止于此。芭芭拉·亚当、约斯特·房·龙、奥尔特温·雷恩等学者均在该领域中有所建树。总的说来，西方社会风险研究试图说明这样一种社会转型，即由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克服“贫困”与“短缺”的需求转向工业或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对“安全”与“健康”的需求。简言之，“我饿”的状态变成了“我害怕”的状态。就西方社会而言，这一理论的确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是，如果试图直接用西方社会风险理论来指导中国风险管理，就会面临两个问题:其一，该理论不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于是不可避免地具有若干理论缺陷。在学术探讨中，已有学者对此发表了看法。例如，贝克认为，由于现代性风险往往不像传统风险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它是“无形”的，于是需要专家来对其进行预测和鉴别。在这里，专家之所以能够预测风险，是因为他手中掌握了大量现代科学知识。可是，社会风险的产生往往要快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如支持这一观点的美国学者弗兰克·费舍尔所说:“在现代科学家们还不能在饮用水中识别细菌存在之前，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能够引起伤寒症、天花、肺结核和黑死病的看不见的细菌。”^[3]因此，仅仅依靠专家的预测来防范社会风险的“单打一”做法往往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中国抗击“非典”的经验表明，对抗流行病的蔓延必须在尊重专家意见的同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如贯彻合理的隔离治疗措施，这样才能达到较为显著的效果。其二，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坦言的那样，中国社会的风险状况较西方更为复杂，它在风险特征上与西方存在一定差别，所以西方社会风险理论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值得怀疑。例如，劳的“新风险”理论将种族歧视列为现代社会的“新风险”，但是在中国社会，“民族”问题显然较“种族”问题更为突出，“民族分裂”风险大于“种族歧视”风险。因此，如果对西方社会风险理论照抄照搬，不但无法指导中国的风险防范实践，恐怕还会产生更大的风险。因此，社会风险的理论研究应当由介绍西方风险理论转向发掘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但是，这一研究思路的既有研究成果常常局限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审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即使是直接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研究成果，也缺乏对经典文本的深层发掘。所以，以文本解读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风险问题的直接论述中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基本观点，让这一思想完整、系统地展现出来就具有了较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