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在国内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研究社会风险问题，主要有三条路径:

其一，用马克思主义审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庄友刚在《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初步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研究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当代社会已经进入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因而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视角，在分析风险社会来临的历史发展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观点的前提下，对当代全球风险社会“实践存在论基础、社会历史成因、社会发展难题以及未来历史趋势等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在哲学高度上利用历史辩证法全面揭示风险社会的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4]刘岩的《风险社会理论新探》也有着类似的思路。邴正这样评价该书:“本书较系统地分析了风险研究的各种理论，做了大量的文献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思想脉络和理论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批判，就类型风险、风险文化的二重性、风险意识启蒙、风险责任伦理等问题提出了自己颇有创见的观点，在学术上很有启发性。”^[5]贾英健等学者在《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中指出，全球化和现代化造成的最大后果是世界交往的普遍提升与深化，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全球性风险，并使“风险社会”成为当代任何发展主体都必须面对的客观社会存在，这预示着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和生存方式的“风险生存”的出现。“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生存基础、研究主题、思维范式以及话语方式，使以现实性生存为基础和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而凸显了对该问题进行人学阐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6]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具体社会风险问题。2001年，冯必扬撰写了《来自竞争的风险——我国转型期的竞争与社会风险》一书，书中“笔者选择我国转型期竞争与社会风险问题作为论题，以期通过本书的探索，找出我国转型期竞争导致社会风险的内在机理，从而为防范竞争的社会风险提供理论依据”。^[7]刘先春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风险·机制·对策》中认为:“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也是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实践所充分证明的强国之路。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社会面貌也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我国的改革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风险。”^[8]李航在《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中指出:“风险自古便是伴随着人与社会的主题，并随着人类触觉的延伸而呈现出不断扩大与日趋复杂的趋势。种种迹象表明，在21世纪风险问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对风险控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9]

其三，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本身的浅层探讨。王浩斌在《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理论的形成及其科学内涵》中认为，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理论是在深入分析并全面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机制、基本矛盾及其演变规律的进程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总体上经历了萌芽、定型、深化等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科学阐释了风险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及其精神实质，深入地揭示了风险社会的路径选择，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有效治理风险社会、积极应对风险事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及方法论指导”。^[10]辛向阳在《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应对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中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面临着若干风险因素，诸如自然灾害与流行病风险、群体性事件与邪教传播风险、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风险等等。“这些风险的存在既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性风险，也有长期执政带来的考验与风险，还有社会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带来的风险。要化解这些风险，就要牢固树立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风险观，科学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11]陈云娜在《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中提出，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阐释的基本纬度之一，具有较为宽阔的思想空间与理论容量。“马克思立足于理性和价值的统一，认为风险社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此发展阶段里，对人类产生局部影响的风险演变成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全球性风险。”^[12]

在国外学界，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研究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部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揭示出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因素，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在其社会理论中较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对于社会风险这样的“负面效应”重视不够:“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把现代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但是他们又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产生根本性分裂的根源，同时他设想了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13]Harney和Stefano在《会计、风险与革命》中认为，风险必须得到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它被假定为资本，同时它可能会被采用为劳动的形式。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风险就是一种可能性的劳动症候。^[14]

第二，一定程度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未来的社会主义》认为，“恰恰在风险社会中，守成时期也是进步的组成部分。不管人们对新运动厌恶进步的态度怎样批判，它至少促使社会主义者得出下述认识:不能用一种天真的‘对进步狂热欢呼的乐观主义’来争取未来。因此，新运动在把社会现代化提高到更加慎重的层次——在此层次民主的控制机制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参与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15]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表现出来的“集体意识”已经被现代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化”潮流所消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的对立是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本质’永久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将历史经验概括进一个永恒的模式中的做法可以被表述为排中律。”^[16]在这种排中律里，要么资本主义由于阶级斗争的作用而改变其所有权关系，从而以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重现出现；要么将阶级斗争无休止地开展下去。与此不同，现代社会中“个体化主题坚持了受到排除的中间状况，福利国家支持的劳动市场推动力调和或消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级”。^[17]但是，“个体化”也导致了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风险的产生。乌尔里希·贝克说:“这一朝向社会不平等的‘无阶级性’趋势，在大规模失业上表现为一种教科书式的范例。”②

第三，将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作为自身理论创造的一个思想来源。Toms和J.S.在《劳动价值论、风险和利润率》中试图扩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加入风险因素。其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里，风险因素的起源与转移是建立在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某种不平等关系基础上的，这是一个零和的游戏。^[18]而ÓNeill和Brendan则在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在英国对抗资本主义，尤其反对金融业中对风险充满“饥饿”的银行家。^[19]

就国内外研究现状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首先，国内研究在主要的时间里局限于用马克思主义审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即使近几年开始出现直接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成果，其对经典文本的挖掘仍然停留在浅层，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直接论述社会风险问题的成果较少。姑且不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对于整个西方“社会风险”理论研究领域而言，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研究存在片面性，不能从整体上把握西方社会风险研究的全貌，仅就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的要求而言，不进行文本的深度挖掘也是不合情理的。此外，国外研究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系统解读，止步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状况的一般性审视。因此，本书以文本解读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风险问题的直接论述中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基本观点，让这一思想完整、系统地展现出来，力图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其次，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是从狭义的“社会”(社会公共领域)的视角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而无论是乌尔里希·贝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经典作家，往往是以广义的“社会”(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公共领域在内)为视角来分析社会风险问题。“狭义”的研究尽管对解决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是公共领域的风险问题从来都不是与社会其他领域截然分开的，其在根源、表现、后果、防范措施等诸多方面都与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广义的社会风险”问题就成为本书的着力之点。

再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紧密。当前，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研究尚不深入，导致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探索较多借鉴西方风险理论与经验。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现实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风险管理实践难以有效结合。马克思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时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0]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问题，首要的是做到“理论的彻底”。因此，通过深挖文本，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深刻内涵，可以成为风险思想与风险实践有效结合的第一步。鉴于此，本书就以思想的深挖为突破口，力图在较为扎实的文本根据基础上，反观风险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和难点，从而推进该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