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社会风险

(一)广义的“社会风险”与狭义的“社会风险”

由于“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使得“社会风险”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对应于广义的社会风险，而狭义的社会对应于狭义的社会风险。正如冯必扬所说:“广义的社会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的巨型复杂的系统。如果从广义的社会出发，那么，除个人损失外，人类生活中的各种损失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损失，除个人风险以外的任何风险都可以称之为社会风险。”^[21]实质上，冯必扬是将广义的社会风险作为个人风险的对立面来看待，个人风险与社会风险的总和就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风险因素。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狭义的社会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并列的系统，狭义的社会损失是指与政治损失、经济损失、文化损失等相并列的一种损失，狭义的社会风险是指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金融风险、决策风险等相并列的一种风险。”^[22]在这里，狭义的社会风险实质上是指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它并不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风险因素。冯必扬对社会风险广义与狭义的区分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从研究的角度又认为:“广义的社会风险其外延极广，涉及许多学科，不是社会学这一学科所能研究的问题。所以，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风险不是广义的社会风险，而是指狭义的社会风险。”^[23]因此，他主张以社会学为学科背景来研究狭义的社会风险，而放弃了对广义社会风险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广义社会风险也有其研究价值，社会学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可以由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等各内容进行整体性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来解决，因而本书采用的是广义的“社会风险”概念。

当前，“学科意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评价某一研究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意识”，主要看其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核心概念，换言之，是否是这个学科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尽管没有“社会风险”概念的明确表述，这一概念是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来的，但是他们却对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等问题进行过大量研究，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广义社会风险”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分析当代社会的风险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因此，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研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识”的。

在广义上，社会风险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公共领域的社会整体稳定受到危害的可能性。一方面，风险是一种危害的可能，而不是危害的现实。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借资本家之口论述了资本运动的风险因素:“2磅纱，的确值2先令，这正代表了你(笔者注:指工人)的劳动时间的数量。但是，我在把这2磅纱卖掉之前，就得付给你这2磅的钱。也许我根本卖不掉。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我可能卖得比它的价格低。这是第二个风险。”^[24]可以看出，棉纱工厂主的风险在于两点:一是棉纱卖不出去的“可能”，二是“可能”售卖的价格较低，这两种情况都会对棉纱工厂主的利益造成“危害”。

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学界，将经济、政治、文化与公共领域构成的整体作为“广义的社会”概念，这已经是一个共识性的观点。无论是狭义的社会概念，还是广义的社会概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都有使用。就前者而言，“《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有‘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提法”，^[25]这里使用的“社会”概念就是“狭义的社会”概念。而就后者而言，“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和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题目和正文中都出现了‘小康社会’”，^[26]这里面的“社会”概念就是“广义的社会”概念。原因在于，“‘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更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人的建设等”。^[27]其中，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代表的“小康社会”建设障碍，凸显了社会风险问题的重要性。这样，将社会界定为经济、政治、文化与公共领域构成的整体就是一条成熟的研究路径。并且，从经典文本来看，马克思主义正是沿着这条研究路径对社会风险问题展开分析的。

广义的社会风险具有可能性、危害性、累积性和蔓延性四大特征，并分为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和公共风险四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是研究的第一个焦点。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分析，出乎笔者预料，马克思对金融风险有过深刻论述，这体现在他对1857至185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考察当中。在这一时期，他针对法国银行CréditMobilier展开一系列分析，将经济风险的研究延伸到了金融风险领域。马克思在1856年6月12日左右写作了《法国的CréditMobilier(第二篇论文)》，此文载于1856年6月2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737号。马克思在文中认为，CréditMobilier的基本任务是借贷资本给属于匿名公司的工业企业。他引用伊萨克·贝列拉的话说明了资产阶级视域中的“风险投资”，CréditMobilier“的第一个职责就是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帮助那些靠自力而有很大困难的大企业建立起来”，^[28]在这些企业的困难时期，它的任务是用大量的资金来保障工人就业，同时缓解由于资本缩减而引起的危机，并“努力把自己的资本投入一切企业，只是投资额和限期要使公司能够不经受风险而收回自己的资本”，^[29]具体举措是用增加股票上的投资的办法来增加自己的业务，以“在短期内使大量企业获得成效，以及减少自己合作的风险”。^[30]但是，冠冕堂皇的言辞并不能掩盖资产阶级所谓“风险投资”的实质，实践证明，CréditMobilier的金融投资大大加剧了1857—1858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在《法国的CréditMobilier(第三篇论文)》中认为，所谓“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的做法，其实质是“参与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尽快地退出这些企业”，^[31]也就是广泛地购买股票，并用它们展开大量的投机活动；在得到贴水之后，尽快地把拥有的股票全部抛售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证券投机活动的借口”。⑤接着，马克思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CréditMobilier在铁路本票上的投资。购买铁路本票至少有比它大一倍的资本作担保，但是Crédit Mobilier的债券只有票面额同它相等的资本作为担保。这样，“这些债券的持有者要分担股东的全部风险，却不能分享他们的利润”。^[32]

对于政治风险问题，1852年8月10日，马克思在《宪章派》中进行了初步的阐释。此文对英国工人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作了详尽分析，尤其支持以厄内斯特·琼斯为首的英国无产阶级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重新宣传宪章运动的活动。在具体的论述中，马克思首先区分了英国选举制度中的两个概念——举手表决与投票表决。人民有举手的权利却没有投票的权利，投票的权利属于少数特权阶层，因而人民举手选出的政治人物往往会被特权阶层投票选下去，从而使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虚假性暴露无遗。于是，有人认为这种政治制度只是同老百姓开的一个“天真的贵族式的玩笑”。^[33]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说:“一切德意志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习俗所以能够作为传统延续到十九世纪，只是因为它不必承担很大的费用和风险，就能给不列颠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统治阶级从这种习俗得到的好处就是，人民群众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来加以维护。”^[34]任何统治阶级在政治活动中都会担负一定的政治风险，为了维护其统治，他必然要以最小的风险换取最稳固的统治，那么，“习俗”就成为了最为安全的统治工具，因为从表象上看，它是民意的体现。

马克思1853年10月18日撰写的《土耳其宣言——法国经济状况》将外交领域的纠纷和争端归入“政治风险”范畴。他说:“既然俄国甚至对凯纳吉条约的明确条文都作了曲解，难道还可以去冒风险，‘把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条文交到它的手里，让它有要求宗教保护权的严重借口吗？’”^[35]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任何政治外交上的风险都有可能导致全面的战争。因此对于风险相关国来说，必须权衡利弊，规避可能的风险。

马克思对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分析尽管为社会风险的整体性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并没有最终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考察风险问题。在这一点上形成突破的是恩格斯。他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以社会利益分化为经济根源，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在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的社会，而“利益一致”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一社会的扬弃。1845年2月8日，恩格斯在这次演说中指出，由于“这种自由竞争和它所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缘故，“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工作，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不理会别人在干些什么”。^[36]在这个充斥着风险的社会里，不存在任何“合理的组织”和合理的“分工”；相反，由于利益的分化，“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别人，都想寻找一个好的机会来谋取私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想一想，他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37]于是，这种状况造成了各个资本家与其他所有资本家展开斗争，各个工人也同其他所有工人展开斗争；一切的资本家反对全部的工人，并且工人群众也必然要站出来反对资本家集团。恩格斯称之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并将“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看做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资本主义风险社会必然会走向危机，导致社会的解体和社会保障的崩溃。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混乱的经营方式最后必定使社会得到最悲惨的结局；作为社会基础的无组织状态和卑视真正的公共福利的态度，迟早总会最明显地暴露出来。”^[38]在恩格斯看来，个人利益的彼此背离是产生社会风险的最初原因，只有消除利益分化，进入利益一致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在根本上战胜社会风险，实现真正的安全。

在恩格斯之后，列宁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提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仍要冒着各种社会风险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进行夺取政权之前没有完成的任务。他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历史上的各次革命，“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39]因为即使是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与意志力、热情与想象力；而革命却是在人们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调动起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起来的人们的意识与意志力、热情和想象力来实现的。于是，由此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40]在这里，列宁着重指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度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产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献出每个人的全部力量，迎接和战胜各种风险的挑战，推进党的事业。

在当代社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续沿着恩格斯和列宁的整体性思路探讨了中国特色主义建设中的风险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社会风险”概念，他说:“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前面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41]并且，他还在九八年抗洪斗争胜利以后，总结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遭受的历次风险事件时指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顶住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冲击……成功地经受住了一场政治风险的重大考验。去年以来，我们采取有效措施沉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成功地经受住了一场经济风险的重大考验。这次我们又抵御特大洪水的冲击……成功地经受住了一场自然灾害风险的重大考验。”^[42]社会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前进的道路必然是不平坦的，“今后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完全能够从容应对征途上的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种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43]这样，江泽民就以社会整体为视角，把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灾害诱发的社会公共风险统一起来，并将社会风险界说为社会发展道路上“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使得马克思主义从广义界定社会风险概念的思路更为明确，由此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广义社会风险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概念与当代西方社会风险概念的界定

有人可能会问:当代西方学界认为社会风险是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概念有何区别与联系？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当中，马克思本人的社会风险概念是当代西方社会风险概念的来源之一。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共有34处提及“马克思”，他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转折期，在这一时期，“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随着这些情况的发生，一种思考和行动的历史模式就被另外一种模式相对化或超越了(在马克思或韦伯最宽泛的意义上)”。^[44]在马克思或是韦伯那里，“工业社会”与“阶级社会”具有相似的内涵，它们的焦点都是社会财富何以能够用不平等但又合法的方法来分配。这些焦点“与新的风险社会的范式相重叠，后者要解决的是与前者相类似，然而又是极为不同的问题。在发达的现代性中系统地产生的风险和威胁，如何能够避免、减弱、改造或者疏导？最后，它们在什么地方以一种“延迟的副作用”的形式闪亮登场？如何限制和疏导它们，使它们在生态上、医学上、心理上和社会上既不妨害现代化进程”。^[45]与马克思不同，乌尔里希·贝克不再只关心怎样把人类从物资匮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难题，他也关心由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各种问题。现代化自身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思性，它正逐渐成为自身的主题。例如，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运用问题，已经被“如何管理科技风险”这样的新问题所替代。对于现代社会管理而言，预测与评估各种潜在的风险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乌尔里希·贝克说:“对安全性的承诺随着风险和破坏的增长而增长，并且这种承诺必须对警觉和批判性的公众通过表面的或实质的对技术—经济发展的介入而不断地重申。”^[46]

与“风险”概念紧密相连的是“个体化”概念，它并不是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由现代学者创造出来的，“相应的‘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境况在文艺复兴时期(布克哈特)，在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中(埃利亚斯)，在清教徒内心的禁欲主义中(韦伯)，在农奴从封建束缚的解放过程中(马克思)就已经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跨代家庭的松散化过程中(伊姆霍夫)，发生在离开乡村和城市爆炸性发展的过程中(雷德勒和科克卡)”。^[47]由此可见，“个体化”事实上表征着这样的一种进程:现代化不但导致了集权性的国家主导力量，导致资本不断集中、劳动分工不断紧密以及市场关系日趋成熟；并且，它还进一步导致了分布于三个层面的“个体化”趋向。这种趋向可以这样来加以描述:一是“脱离”。旧有的社会形式与其承担的义务相互脱离；二是传统安全感正在趋于丧失，各种旧有的制度和规则对于维持安全状况已经失效；三是人的重构，在个人身上重新植入一种全新形式的社会义务。

乌尔里希·贝克详尽研究过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思想观点，他认为:“生产力不再像马克思猜想的那样破坏了所有权关系。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思考，生产力的革命潜能有产生相反结果的危险。”^[48]生产力的发展会逐渐破坏劳动契约与劳动力市场的既有关系，影响工业社会里资本家对劳动力的使用方式，由此形成政党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新的不平衡关系。由于既有用工体系里的利益格局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政治力量仍然存在顽强的生命力，因而生产力所导致的工业社会系统的转变将会遇到巨大的抵制，不得不经历一个极为漫长的阶段。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而言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生的就业与劳动方式必须通过不断进步的劳动生产力来巩固自身。这种新生的就业与劳动方式主要是不充分就业，即改变以往“全职工作”的就业形式，而代之以“兼职工作”的就业形式。一些学者赞同这样的转变，认为它是解决失业问题的良方，但乌尔里希·贝克不这样认为，因为社会将迫使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不充分就业使得劳动力市场同家庭或学校之间的不相容关系消解了。这时，劳动力“隐性储备”群体——家庭妇女与待业青年能够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于是，“随着适合的就业机会的出现，对其的需求会不成比例地骤涨；一场需求的雪崩因此而爆发，那将使以前的所有评估成为废纸一堆。”^[49]

乌尔里希·贝克赞同马克思对经济领域的高度重视，他认为经济变革的确能够带来政治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的转型:“经济优先性占据了前台。它们的要求扩散到所有其他的问题上。”^[50]经济风险可以向政治、文化与公共领域传播与蔓延，这个进程是由人们对利益的狂热追求决定的，在此前提下，科学技术得以更新换代，最终会造成社会整体的转型。如果要追问实现这种转型的主体是谁？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马克思会将“无产阶级”作为答案——“在技术亚政治的领域里，那些可以颠覆社会的潜在力量积累着——马克思曾经将这种力量赋予无产阶级”。^[51]经济风险的力量在蔓延的过程中会被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所强化。并且，政府的经济政策愈是想解决失业问题，工人就愈具有话语权，结果导致政府反而在经济决策中的活动余地不断缩水。这样，社会政治便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各种固有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政治与社会风险不可避免。

当代西方社会风险概念在马克思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这种扩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打上了现代科技发展的烙印。马克思主义在概念界定中往往使用“可能性”一语，但是当代西方学者更倾向于使用“不确定性”一词。两个词尽管涵义相近，但后者是量子力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产物，加入了主体观测因素，这是马克思界定社会风险概念时没有关注到的。当然，马克思本人的界定只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的继承者那里，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显然关注到了社会风险概念的当代演化，但“可能性”仍然是其常用语。第二，加上了“收益”的成分。在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当中，社会风险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道路上危害社会整体稳定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只有克服和战胜这些消极因素，才能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在西方学者看来，“风险”是“收益”的代价，如果没有预期的“收益”，就没有“风险”可言，而只是普通的“危险”。因此，西方社会风险管理的目标主要是“获得收益，并避免损失”，或曰“趋利避害”。于是，这就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概念形成了一定差异。尽管西方学者在以上两个方面延伸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风险概念，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落后了，它的界定方式仍然具有一定优越性，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界定突出了社会稳定是社会风险的对立面，并进一步强调经济风险与社会转型在整个社会风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由此抓住了社会风险概念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概念与西方相比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当代西方社会风险思想的代表性学者看来，社会风险扩展的主要推手是科技进步，它带来了许多“人造风险”，因而使用“概率”、“不确定性”等科技用语；但是，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社会风险的主要根源有四个，即社会转型、资本悖论、利益困局与文化冲突，这种从“广义社会”来寻根探源的方法尽管使得马克思主义无法使用科技用语来界定“社会风险”，但是对“社会整体”的强调却使得它更贴近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能够更好地解释风险问题的历史与现实，从而为改变风险管理现状打下理论基础。

(三)社会风险与经济危机、风险社会等概念的厘定

与社会风险类似，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等概念也相当常见。从一般意义来讲，风险与危机的本质区分在于，前者是“可能”，后者是“现实”。“风险”经过一定时间的累积会演变为“危机”，但如果这一累积过程在中途受到外在因素的干预，如风险防范机制的介入等，“风险”也可能不会演变为“危机”。风险是一种“可能”，也是一种“趋势”，预示着事物的某一消极方面持续发展的未来方向，而“危机”则是这种发展的负面结果。当然，“风险”与“危机”也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事物。由于“危机”本身也会引发更大的危机，所以前一次危机就成为了引发后一次危机的“风险”，于是在这里，危机与风险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同一”，正如江泽民在分析经济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时所说的:“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顺利时，往往是支柱产业在前台生机勃勃地发展，而金融业在后台起着不可忽视的支持作用……但是，在经济发展不顺利……时，金融风险往往就会显露到前台来，甚至发生金融危机。因此，要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避免发生大的风险和危机。”^[52]这样，“风险”与“危机”就成为了一对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相关概念。基于“风险”与“危机”的一般区分，社会风险与经济危机等概念的异同也不难理解。

经济危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部由经济风险大量累积而造成的产品滞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经济崩溃现象的总结和描述。张嘉春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为探讨经济危机理论设立专门的篇章，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贯穿于整个《资本论》的始终。”^[53]经济风险转化为经济危机的机制在于，商品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内部潜藏着卖不出去的风险；而劳动的“二重性”则说明倘若商品无法卖出，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就无法转化成社会劳动；同时，再生产理论这样论述: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比例关系，在全部社会产品当中，总会有一部分要依靠工人的工资来实现；此外，资本积累的理论则认为资本积累存在彼此对立的两极，亦即生产不断扩大与工人购买力不断缩小，从而造成工人的支付能力不断减弱，这样，“社会总产品中总有一部分要过剩，于是危机就不可避免”。^[54]社会风险与经济危机的联系有两点:一方面，社会风险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变为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内在地包含着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对于某一次经济危机而言，它可以成为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经济风险，而这种经济风险毫无疑问是社会风险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风险与经济危机的区别在于，社会风险是包含经济风险在内的潜在危机，而经济危机是已经爆发出来的经济崩溃。于是，社会风险与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的关系也可以由此推之。

社会风险概念与社会危机概念的关系也可以从风险与危机的一般关系中延伸出来，只不过必须将二者从一般性领域剥离出来进入社会领域进行比较。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社会风险是社会危机的前兆，如果任由前者累积和扩散，会逐步转化为后者；第二，对于某一次社会危机而言，它可以成为下一次社会危机的社会风险，为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第三，社会危机的防范应从社会风险的管理入手，建构完善合理的风险管理机制。

与“社会风险”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在日常生活和政府文件中十分常见，甚至有学者将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界定为“矛盾凸显期”。那么，“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是什么关系呢？应该这样来总结:社会风险有四个属性，即可能性、危害性、累积性与蔓延性，其中，危害性、累积性与蔓延性也是社会矛盾的内在属性。换言之，社会风险之所以具有这三种属性，是因为社会矛盾的存在。但是，“可能性”是社会风险具备，而社会矛盾所不具备的属性。后者多指已经形成的现存矛盾，而不是尚未形成的可能矛盾，所以，“社会风险”较之“社会矛盾”就具有了更多的“前瞻”、“预期”、“趋势”的涵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厘定，江泽民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才说:“我国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关系全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就会形成某些风险和隐患。”^[55]

“社会稳定”与“社会风险”也是紧密相连的一对概念，后者是前者的反面，只有克服了社会风险，才能实现社会稳定。胡锦涛说:“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56]社会风险的防范与管理必须以社会稳定为目标，而社会稳定的实现也必须以社会风险的化解为前提。可以说，二者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与“社会稳定”有关的概念是“社会安全”，二者在实际运用中常常可以互换。安全，在本义上是“没有危险、不受危害”的意思，那么，“社会安全”就可以界定为“社会稳定不受危害”。显然，由于“社会风险”是“社会稳定受到危害”的可能性，那么，社会安全概念也可以成为社会风险概念的对立面，二者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是一对容易混淆的概念。社会风险是社会整体稳定受到危害的可能性，而“风险社会”一词主要源自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主要指风险大量扩张的社会发展阶段。前者强调的是“风险”，后者强调的是“社会”。存在“社会风险”的社会不一定是“风险社会”，因为这些风险的程度和数量不足以使之进入“高风险”的社会发展阶段；“风险社会”肯定存在“社会风险”，它以“社会风险”作为自身发展阶段的独特表征，将自身与其他社会发展阶段区分开来。正如庄友刚所说:“所谓风险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由人类实践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各种全球性风险和危机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根本性的严重威胁。”^[57]于是，要走出“风险社会”发展阶段，必须建构合理的风险管理机制，防范和化解各种社会风险，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基于以上界定，本书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看做是整个西方“社会风险”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理由在于，西方研究社会风险问题的学者很多，除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各个流派以外，还有奈特、哈耶克、迪尔凯姆等人，但是毫无疑问，“风险社会”理论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研究取向，于是笔者就以此作为“风险社会”理论与“社会风险”理论这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的区分。

四、研究的可行性、思路与创新之处

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是为了指导当代中国风险管理。但这一研究路径是否可行呢？可以将研究的可行性问题拆分为两个小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社会条件，而我们当前面对的是21世纪的社会条件，相差两个世纪的理论与实践是否有连接点？第二，社会风险理论最初由西方学者提出，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这样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来解答社会风险问题是否有“新瓶装旧酒”之嫌？

对于第一个问题，它实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终结局限在19世纪的范围以内，把它看作是一种只存在于历史文献中的“过时了”的理论体系；同时，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十九世纪社会条件所阐明的具体论断，这些适合十九世纪的论断不能指导21世纪的实践。对此，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尽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但它并没有因为创立者的过世而终结；相反，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磨炼，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它显然不是19世纪的理论体系，而是对当代社会条件的正确反映。正如汪信砚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是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理论，无疑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对于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难道能够说它过时了而必须加以现代化吗？”^[58]此外，应当严格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论断。前者科学揭示了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而后者只是这些规律的具体运用。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并不是只停留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风险所下的具体论断，而是要通过这些论断洞察他们总结出的关于社会风险的基本规律，以此来指导当代风险实践。

对于第二个问题，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解答。第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正式创立，都要有前人的研究作铺垫。西方学者在阐释其社会风险理论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风险的思想资源，他们在理论论证中经常以论据的形式提及“马克思”。例如，乌尔里希·贝克在与中国学者对话时明确指出了马克思对他的影响，他说:“表征风险社会的‘定义关系’，类似于卡尔·马克思所说的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59]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西方社会风险理论的立论基础，但它的确是该理论在创立过程中的思想资源之一，或多或少地对西方风险学者产生了影响。第二，尽管当代社会风险理论是新生事物，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库中却蕴涵着丰富的社会风险思想，笔者对于这一点将会在后面的论述中系统阐释。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给我们今天的风险实践带来深刻的启迪，它不愧是社会风险理论的先声。第三，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对社会风险的探讨虽然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语境之下的，但是我们着重要把握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风险管理问题，而是马克思所洞察到的“资本与风险”的深层规律以及在探索这些规律时所使用的独到方法，从而将其运用于当代中国的风险管理实践。

基于以上分析，面对西方社会风险理论的自身缺陷和适用范围的固有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深挖社会主义运动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风险思想就具有了一定的可行性。

于是，沿着这条可行的研究路径，本书通过五个章节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第一章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来源，包括现实来源和理论来源，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概念的形成历程；第二章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风险的分类与特征、社会风险的产生根源、应对社会风险的基本设想三个方面；第三章总结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发展与影响，其经历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社会风险研究、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风险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风险分析三个发展阶段。第四章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评析中西社会风险思想，并将二者进行比较，找出他们的相似与差异之处，吸收与借鉴中西社会风险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构建；第五章进行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对策研究，在阐释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特点及其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提出应对社会风险的三个基本原则，并进而论述应对社会风险的实践机制、构建风险管理智库等对策。

本书在研究中使用了文本研究法、广义研究法、问题式研究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方法，主要创新之处有三个方面:第一，观点创新。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应对社会风险的三个原则: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前瞻性机制建设为落脚点，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归宿；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萌发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经历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社会风险研究、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风险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风险分析三个发展阶段；比较中西社会风险思想，认为二者存在研究方法变迁的路径分野、研究主题转换的视角差异、研究成果运用的对策互补等特点；提出建立社会风险定期评估机制、定期预报机制、风险管理开放竞争机制、风险管理智库等设想。第二，方法创新。在过去探讨“狭义社会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广义研究法以“广义社会风险”为对象展开研究；同时，力图突破单个学科的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法，使研究结论更为全面和科学。第三，使用了“二次风险”等新概念，并运用了近年来新出现的研究材料，进一步凸显了文章的时代性。

在写作本书时，笔者除继续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列宁选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以及国家领导人各个时期的单行本和重要文献选编以外，更加重视过去利用较少的《张闻天选集》、《刘少奇选集》、《谢觉哉文集》、《彭真文选》、《邓颖超文集》、《叶剑英选集》、《万里文选》和《李维汉选集》等文献的发掘，并深入解读了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为代表的新材料。在此基础上，笔者参考了中西思想史的相关原著，并借鉴了国内外从事风险研究的若干学者，如弗兰克·H.奈特、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庄友刚、刘岩、贾英健、冯必扬、刘先春、李航、余子鹏、王浩斌、辛向阳、闪淳昌、陈云娜、谢友倩等人的著作和文章。

【注释】

[1]庄友刚:《资本关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从当代风险社会谈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

[2][德」乌尔里希·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5)。

[3][美」弗兰克·费舍尔著，孟庆艳编译:《乌尔里希·贝克和风险社会政治学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

[4]庄友刚:《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5]刘岩:《风险社会理论新探》，第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6]贾英健等:《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第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7]冯必扬:《来自竞争的风险——我国转型期的竞争与社会风险》，第6-7页，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

[8]刘先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风险·机制·对策》，第1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9]李航:《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第1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王浩斌:《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理论的形成及其科学内涵》，《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

[11]辛向阳:《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应对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学习论坛》，2010(8)。

[12]陈云娜:《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第1页，博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08年。

[1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第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14]Harney，Stefano，“Accounting， risk， and revolution，”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 Vol.21， No.1 (2010)， PP.14-17.

[15][俄」戈尔巴乔夫等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未来的社会主义》，第6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

[16][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10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17]②[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10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18]Toms， J.S.，“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risk and the rate of profit，”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 Vol. 21， No.1(2010)， PP.96-103.

[19]O'Neill， Brendan，“Help！ I'm a Marxist who defends capitalism，”Spectator， Vol.305， No.9356(2007)，PP.14.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1]冯必扬:《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关系探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5)。

[22]冯必扬:《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关系探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5)。

[23]冯必扬:《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关系探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5)。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5]张再兴，赵甲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第220-2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26]同上书，第222页。

[27]同上书，第22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

[29]同上书，第33页。

[30]同上书，第33页。

[31]⑤同上书，第36页。

[32]同上书，第3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39]《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259-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0]同上书，第260页。

[41]《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42]同上书，第227-228页。

[43]同上书，第228页。

[44][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15-1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45][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15-1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46][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15-1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47]同上书，第156页。

[48][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14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49][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14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50]同上书，第279-280页。

[51][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14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52]《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53]张嘉春:《虚拟货币概论》，第35页，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

[54]张嘉春:《虚拟货币概论》，第35页，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

[55]《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56]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57]庄友刚:《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58]汪信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关命题辨析》，光明日报，2011-1-17。

[59][德」乌尔里希·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