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风险间题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风险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现实来源之一。1870年，普法战争以法军惨败结束，在此情况下，法国巴黎的市民举行起义，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当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普鲁士一味退让与投降。于是，巴黎人民再次发动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尽管此次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实践就蕴含着风险因素，马克思及时对其进行了理论提炼。1871年4月至5月，马克思在写作《“法兰西内战”二稿》时高度赞扬了巴黎人民的革命精神:“革命的真正体现者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2]当时，要把法国从覆灭的危险中拯救过来的唯一途径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已经产生了第二帝国和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完全腐朽了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于是，“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在驻扎城下的普鲁士军队的监视下去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3]但是，“巴黎的人民政府——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竟对内战抱着厌恶的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4]在这里，敢冒风险和甘于保守呈对立状态，武装革命必然需要革命群众经受一定的风险威胁。那么，如何化解灾难性的风险与危机呢？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战斗经验时找到了这些风险的终结者——工人阶级，他说:“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5]对工人阶级而言，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遭受着同样巨大的风险和苦难，这使得他们拿起手中的武器，走出经济领域而进入到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领域奋起抵抗，成为终结资本主义及其附属风险的掘墓人。

“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也是社会风险失去控制，最后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典型案例。江泽民在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时认为，苏联和东欧发生社会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主要原因，即党内的政治分歧，二是历史原因，即“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民族等方面的社会风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台，最后苏联也解体了。除了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和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等原因外，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危机时刻党内在政治上发生重大分歧，导致政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6]在这段论述中，江泽民不但论述了风险的长期积累会导致危机，而且还直接论述了由风险演变为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即事物发展的内部矛盾或内因。在“苏东剧变”中，这个内因就是相关国家共产党在关键时刻的内部政治分歧。由此可见，既然社会风险是社会整体稳定受到危害的可能性，那么如果它得不到有效管理，就会转化为整体性的社会危机。对此，江泽民进一步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从整体上推进社会改革、维护社会安全，才能抵御各种综合性的社会风险；如果做不到这点，随着国际风险的输入，国内的既有风险就有可能演变为灾难性的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垮掉”。他说:“只要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把农业基础打牢，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各项改革继续向前推进，同时深入开展打击走私、打击经济犯罪和反腐败斗争，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抵御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反之，如果自己搞不好，一旦国际上再起什么大的风浪，那就会经受不起，就会有发生危机甚至垮掉的危险。”^[7]

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来源来看，它主要源自中国社会风险的五个发展趋势:

第一，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风险加剧。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的风险正在加剧，而由环境污染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也同时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以水污染为例，中国科学院《2011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2000年至2009年的期间的中国废水排放情况作了若干分析，认为十年间中国社会“废水总量不断提高……主要来自于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增加”。^[8]这一污染总量并不是环境遭受污染的上限，在经济发展方式得到根本转变之前，环境问题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大量排放，它们不可避免地要殃及与自然环境密切相连的农业生产。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需要土壤和水源来种植，一旦这些土壤和水源遭到污染，不光农产品的产量会下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受污染的农产品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同样，在渔业生产中，渔业产品的生产也要依赖于水资源的安全程度。尽管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不止是环境污染一项，同时存在着人为制假掺假等多种因素，但是，环境污染无疑是导致食品风险的最重要、最难以解决的因素。《中国应急管理报告2010》数据显示:“2009年，内地共报告食品安全事件和食物中毒事件271起，报告中毒11007例，死亡181人。其中，与2008年相比，食物中毒报告事件数上升11%，病例数上升10%，死亡数上升12%。”^[9]实践证明，环境污染及其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加剧了中国的风险程度。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国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风险显现。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市场较以往更易发生异常波动，从而加剧了国内经济波动的风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认为，当前，“中国仍然面临着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美联储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加大了美元的流动性泛滥，会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推动力，提高全球通货膨胀压力”。^[10]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是经济风险的外因的话，那么国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所产生的风险就是内因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引述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人的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高速，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要素投入量的不断扩大，而不是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成本低带来的竞争优势，而不是竞争性收益率提高促成的优势。”^[11]至今，这一发展方式虽然正在发生改变，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终结。因此，如果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风险叠加在一起，必然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第三，群体性事件风险上升。由于社会矛盾的多元化，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风险正呈上升趋势。较多学者认为，在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形式日益复杂，协调各阶层及群体的利益冲突难度加大，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作为利益冲突的相关方也参与其中，从而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于是，各种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呈上升趋势。《社会稳定及预警机制研究》统计显示:“1994—2004年，全国非法群体性事件从1万起快速上升到7.4万起，年均增长22.2%；参与人数从73万人次上升到376万人次，年均增长17.8%。2004年前10个月，除西藏外，在全国31个省市中，有337个地级市和1955个县发生过未经核准的100人以上的游行集会活动事件。”^[12]由此，群体性事件风险成为当前风险状况的一个缩影。

第四，“区域、贫富、城乡”三大差距风险增大。以贫富差距为例，根据郭彦森在《变革时代的利益矛盾与社会和谐》一书中的总结，如果以基尼系数来测量，1978年以前为0.16，1978年为0.28，1985年增加到0.38，1988年是0.382，1994增加为0.434，而1997年是0.4577；到了本世纪的2003年，根据保守估计，基尼系数应当不低于0.5。^[13]如果这一趋势不能得到根本遏制，社会的发展将面临更大风险。

第五，转型期风险增强。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公共体制都处于动态的转型过程当中，造成各种风险因素的不确定性增强。在这一进程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尤其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如窦仲所指出的，各个新兴市场国家在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以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但是，经济发展至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时，高速发展中所积聚的各种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导致这些国家中体制和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在历史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无法解决这一阶段中社会爆发的激烈矛盾，同时在发展战略失误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其经济增长迅速回落或是长期滞涨，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发展阶段。于是，“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就成了未来五年“十二五”规划中迫在眉睫、不得不深思的话题。为了突破这一“怪圈”，日本用了13年，美国用了18年，中国需要多少年？”^[14]只有积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在可控的低风险中完成社会转型的任务。

针对以上风险状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展开了系统分析，其认为，在各种社会风险中，经济风险常常居于基础性地位，它通过风险传导进而影响政治、文化和公共领域。2008年12月8日，胡锦涛在《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描述了经济风险的传导过程，他说:“如果增长粗放和产品质量不高问题不能得到全面有效解决，总有一天会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甚至会引发信用危机和社会动荡，反过来会影响发展进程。”^[15]因此，必须开展以经济风险研究为基础的“广义社会风险”研究。如果仅以狭义的社会风险，即公共领域的风险为研究对象，尽管可以在研究中追溯其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但研究对象的局限性或多或少地会影响风险根源的追查。从巴黎公社、前苏联、东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险实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正是从现实的风险状况出发构思其社会风险思想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