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社会风险问题，对此，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积极的应对，这一实践历程无疑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一个现实来源。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应对社会风险的措施来看，主要是三点:其一，利用间谍机构控制思想言论。克格勃是苏联的间谍机构，全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它的职责是对外搜集国际情报，对内镇压影响政局稳定的反动思潮。在当时，克格勃常常被用作“大清洗”的工具，常常有人因为自己的言论被带进那里就再也没有出来，苏联人对它敢怒而不敢言。实践证明，这种强行压制群众舆论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不但没有化解业已形成的社会矛盾，反而进一步使矛盾激化，加速了社会危机的爆发。其二，依靠军队镇压改革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修复，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推动社会风险的化解，但是苏联当局在面对东欧国家的改革诉求时，却不顾客观实际，运用武装力量强行镇压，从而错失了化解风险的良机，著名的“布拉格之春”就是典型的一例。其三，在不得不进行全盘改革时失去社会主义方向。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力主“新思维”的“彻底”改革，要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而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最终酿成了“剧变”的恶果。
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发展趋势，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有一定分析，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审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作了较有代表性的概括。其认为，风险的根源体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就国际环境而言，“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16]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孕育着新的突破。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作用和影响较为深远，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全球性需求状况出现显著变化，在市场、资源、人才、技术和标准等方面的竞争更为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17]
就国内状况而言，一方面，社会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18]同时市场需求的潜在力量较为巨大，各项资金的供给较为充裕，科技与教育的整体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19]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仍旧显著，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经济领域中“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逐渐增强，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尚不协调，收入分配仍存显著差距；二是产业发展进程中科技创新能力仍然较弱，产业结构也不完全合理，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尚需改善；三是社会矛盾中“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20]
从学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社会风险的根源，一种不同于政府部门的观点就是文化冲突对风险的催生作用。其认为，由中华文化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之冲突、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入侵之介入所引发的文化矛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正如李庆霞在《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中所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开始了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21]由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十分悠久与强大，并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根源于外，导致其现代化进程异常艰难。“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的工业文明形成了严重的对峙”，[22]文化冲突逐渐加剧。当代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社会转型变迁的历史进程当中，社会风险以社会深层矛盾为根源，并由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社会矛盾诱发出来。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因素，无不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尽管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对于具体风险问题的根源分析较有针对性，但是总的说来，中国社会的风险对策相对滞后。我国目前针对社会风险的对策主要是建构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正如闪淳昌等人所论述的:“我国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其中，预案体系建设是抓手，体制建设是核心与基础，机制建设是关键，法制建设是保障。”[23]但是，社会风险的管理机制不应只局限于应急管理，还应构建社会矛盾化解的长效机制，实现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免疫，中国和世界的风险实践已经验证了这一论点。2011年出现的“占领华尔街”、“占领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游行示威活动是经济矛盾长期积累之后的集中爆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向来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江泽民就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由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不均衡性，会逐渐积累一些经济矛盾。在这些经济矛盾当中，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建构合理防范措施的条件下是可以规避的。经济工作的一项任务就是监测社会经济领域的风险因素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积累过程，并选择适当的时机和管理措施加以化解:“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和风险因素，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有些是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有些是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时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缺乏经验造成的。我们要全面辩证地分析和认识问题。应该看到，许多矛盾和问题，往往都有积少成多、由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24]正是由于经济矛盾很难自行消解，所以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会造成风险向危机的转变。
在中国社会的风险实践中，发生过多次较为严重的突发事件与群体事件，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些事件难以预测的原因在于，风险管理的相关工作“不落实、不扎实、不切实。工作部署了，没有抓到底，口号提出来了，没有落实，结果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没有实效”。[25]其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满足于在一般意义上论述突发事件的诱因，它还阐述了突发事件的具体类型。胡锦涛曾概括说:“要加快发展空间安全、海洋安全、生物安全、信息网络安全技术，提高对传统和非传统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监测、预警、应对、管理能力，加强安全生产技术研究和推广，构建先进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体系，有效防范对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生物威胁，维护信息和网络空间安全。”[26]空间、海洋、生物、信息网络等领域都是突发事件的易发领域，因此，加强这些领域的风险预警与管理工作，可以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不仅如此，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有组织犯罪、偷渡以及走私等领域也是常常诱发突发事件的社会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加强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合作。携手打击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毒品走私。”[27]由此可见，各国之间的风险合作是应对国际性突发事件风险的有效方法，中国政府的风险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系列会议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国际性突发事件风险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课题:“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面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28]甲型流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的确如此，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社会风险全球化趋势日趋显著，建构世界性的风险管理合作机制、共同应对全球性突发事件已成为各个国家的任务和使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实践中，对此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为未来开展国际风险管理合作提供相应参考。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漏洞也是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中，很难看到“社会保障”的说法，但与此相似的政策措施也仍然存在，如以汉代为代表的“休养生息”黄老思想，明确将减轻民众负担、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保障民生的政府决策。在西方，“福利国家”可谓是建立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实践尝试，不可否认，其对西方社会的长期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经济发展发生消极波动时，这种福利政策也会暴露出相应的问题，如福利水平过高导致的发展动力弱化。对于社会保障漏洞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朱镕基在《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中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得到了长足进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不少:“通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和改革，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还不合理、不健全、不规范，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许多矛盾和问题日见突出。”[29]事实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始终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的确需要一个相对长的解决时间。2003年，温家宝曾论述过社会保障漏洞的具体分布:“目前，由于老企业和困难企业比较多，资源枯竭矿山和城市比较集中，下岗失业人员和城镇贫困人口数量大，就业和再就业比较困难，社会保障欠账多，社会矛盾突出，群体事件频频发生。”[30]对经营困难企业和资源枯竭地区中下岗与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仍存在漏洞，由此增加了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概率。
社会保障漏洞不仅存在于几个具体领域，而且还具有自身的若干突出矛盾，那就是城乡保障体系发展不够平衡、覆盖面比较狭窄、统筹能力有待加强、转移接续较为困难、社保基金支付压力较大等。这些突出矛盾涉及地区差距、管理水平、财政投入等多个方面，成为优化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领域。其中，地区差距是社会保障工作继续推进的一个难点。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地方财政的实力较为雄厚，而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往往也较高，这就给社会保障统筹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家、地方、个人各出一部分资金，就可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但是，对于那些较为贫困和落后的地区而言，地方财政的可用资金本来就不多，再加上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统筹一时间很难堵住各种漏洞领域。于是，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风险因素就会显著提高。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就社会保障问题中的人口与生育领域发文指出:“我国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31]针对贫困和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采取的办法是增加政策的相对倾斜，支持这些地区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32]用出台政策的方式加大社会建设的力度，在民生领域的几个重点和难点领域集中使用现有资源，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就具体的措施而言，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工作不应只局限于自身的领域之内，而应当从整个社会管理体系的优化入手。中央及地方政府务必继续完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设置，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积极完成政府行政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的互联互通，建构政府与社会相互补充、相互扶持的综合性社会管理网络。该网络的全国覆盖与全国联动是未来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要沿着这一方向继续推进，必须调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的各种力量，在扎实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创新管理的方式和方法。另一方面，在完善体制机制的同时，提高与社会管理相关的科学技术水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正如胡锦涛所说:“着力解决关系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不断强化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环境、保障民生安全。”[33]总之，应根据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积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改进和优化公共服务设施，逐渐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领域的社会保障需要，在整个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从社会主义国家应对社会风险的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一历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上升到理论层次，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社会风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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