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继承者们曾对社会风险概念作过多次界说，分布于不同时期的经典文献当中。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风险”之所以不是“危机”，是因为它是一种可能性的危害，对于危机的爆发只是意味着某种可能，而不是现实。他曾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视角来阐释“风险”是受到危害的可能性。对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问题，他在《西班牙的革命》中记述了一个事例:有一个发动政变的西班牙将军，名叫奥当奈尔。在奥当奈尔身上，同时具有好战与谨慎的双重性格，这是因为，无论是哪一个将军，如果他向人们威胁要让首都化为灰烬，那么，一旦政变失败他就会掉脑袋。但是，奥当奈尔还是要这样做，因而问题在于:“奥当奈尔怎么敢冒这样的风险呢？”[58]马克思摘引西班牙太后克里斯蒂娜的御用报纸《辩论日报》的话认为:“奥当奈尔估计到有一场大战，而且至少要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还预先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如果这种不幸竟然发生，这位元帅就会放弃马德里，率领他的残部，护送女王，转赴北方诸省，以图到达法国边境。”[59]由此可见，这位将军在考虑政治和军事问题时，对未来危害自身生命的可能性作了若干估计。在这里，奥当奈尔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是遭到“失败的可能性”，因此，他做好了应对这一风险的对策，那就是“放弃马德里”，并且“转赴北方诸省”。
对于经济风险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资本形态转变时有所阐释。他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如果生产行为只是原有资本价值的再生产，那么在资本身上所发生的就只是物质意义上的变化，而不会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变化。马克思同时指出，如果资本只是将原有价值进行简单保存，那么这显然是与“资本”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生产过程一定是一个价值增值的过程，不然即便资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形态，这个过程也将“毫无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会是个无目的的过程，因为到结束时资本只会代表同一货币额，只会是冒了一场在生产行为中有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生产行为可能失败，而货币在生产行为中失掉了自己不朽的形式。”[60]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的风险就是生产行为“可能遭受损失”、“可能失败”。因此，他事实上已经确认，可能性是风险范畴的一个重要属性。要理解“风险”，必须首先理解“可能性”。
资本家们认为，工人将棉纱生产出来以后，就将实现棉纱价值的三个风险转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商品积压、价格偏低和流通时间加长的风险。这些风险都由资本家来承担，而与工人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资本家看来，工人应得的那份工资已经被资本家预付了。所以，资本家就以冒风险为借口获取所谓的“风险费”。马克思对这一观点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他借工人之口反驳说:“等一等，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相对立的，你是买者，我们是卖者，因为你想买产品中我们的一份即2磅，而这2磅中所包含的，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的物化劳动时间。现在你说，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商品低于它的价值卖给你，使你因此得到的商品形式的价值比你现在拥有的货币形式的价值多。”[61]如果工人的商品价值是2先令，资本家就只给1先令。经过这样的转换，由于1先令里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同1磅纱的一样多，因而资本家所换进的价值就比他换出的价值多1倍。与此相对，工人并没有得到自己劳动的等价物，而是得到了等价的一半，不是与2磅纱等价的货币，而是与1磅纱等价的货币。于是，工人质问资本家说:“你凭什么提出这个违反价值规律、违反商品按价值交换的规律的要求？凭什么？凭你是买者，我们是卖者，凭我们的价值是以纱的形式、商品的形式存在，而你的价值是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凭纱形式的一定价值与货币形式的同一价值相对立。”[62]可是，实际上，从货币到纱只是形式上的变换，这种变换不会使价值量发生任何变化。
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不合理的，工人应当得到的比实际得到的要更多。马克思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拿出了他青年时期编写戏剧作品的功夫，罗列了一系列工人与资本家的对话。首先，工人认为，在生产出来的五磅产品里，五分之三是原有不变资本的价值保存，应当属于资本家；同时其中的五分之二代表工人的新加入的劳动。所以，资本家理应支付工人五分之二的产品。如果让工人得偿所愿，那么工人得到的就不仅是工资，同时还有利润，也就是同他新加入的物化劳动量相等的全部货币额。但是，资本家当然会用各种借口来狡辩，他认为如果没有资本家向工人提供的不变资本，工人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劳动物化，不可能生产出产品。于是，工人就要向资本家另外支付一笔报酬。
工人认为，资本家所谓“风险产生利润”的“规律”不会得出什么结果，他只会用自己的话欺骗自己。例如，资本家现在想从工人手上买去2磅纱，但是在这2磅纱被生产出来以前，资本家也买过其他东西。比如，他预先向棉花批发商和奥尔丹的纺机厂主购买过由3磅纱来代表的棉花和纱锭。纺纱业主根据自己的需要替棉花批发商和纺机厂主把商品变为货币，而后者替前者把货币变为商品。这时，如果纺纱业主抛出那种对付工人的说辞，即由于自己要冒各种风险，所以需要棉花批发商和纺机厂主支付相应的风险费。那么，“那个狡猾的棉花商人和你的爱逗乐的奥尔丹同行不会嘲笑你吗？他们可没有冒什么风险嘛，他们得到了现金……而你这方面要担多少风险呀!首先，要用纱锭和棉花制成纱，经历生产过程的一切风险；然后把纱卖出，再变为货币，也要担风险。纱能否按它的价值卖出，是高于还是低于价值卖出，这是一个风险。也许它根本卖不出去……这又是一个风险”。[63]对于棉纱本身，纺纱业主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不能拿棉纱来吃和喝，除了把棉纱出售出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用处。纺纱业主为了把棉纱再变为货币，还存在时间上的损失。纺纱业主看似很可怜，但棉花批发商和纺机厂主将反驳他说:“老兄!别装傻了!别说废话了!你想怎样利用我们的棉花和纱锭，你要用它们做什么，这关我们屁事!把它们烧掉、扔掉，随你的便，只要把它们的价钱付了!想得倒好!你当上了棉纺厂主，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商品白白送给你，看来你感到这一行不很顺手，你把这一行的风险和危险太夸大啦!”[64]
马克思最后以旁白的方式总结了上述对话。在完全歪曲事实的情况下，假设工资来源于对总产品中属于工人的那部分商品价值的贴现，也就是资本家提前用货币把这部分价值支付给工人，那么资本家势必会开给他们期限很短的期票，就像他开给做棉花生意的商人之类的那种短期期票一样。于是，工人会得到自己产品中的大部分，但是资本家很快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同时对于工人而言，资本家很快会从产品的所有者变成单纯的银行家。马克思对所谓“风险费”的说法进行了再次反驳:“如果说资本家有商品低于其价值出卖的风险，那他也有商品高于其价值出卖的机会。而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工人就会被抛到街头。如果产品价格长期低于市场价格，工人的工资就要下降到平均水平之下，工厂就开工不足。所以，工人承担的风险最大。”[65]由此可见，工人对风险的承担事实上要大于资本家。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创立者——恩格斯，很早就意识到除了“可能性”以外，“危害性”是风险的另一个特征。尽管风险当中蕴含的危害因素只是可能，不一定是现实，但是这种可能性一旦得不到有效的防范和化解，便会从量的积累逐步转化为质的变化，从而导致危机的集中爆发。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探讨了经济风险转化为经济危机的全过程。他首先以工业生产中的过剩人口为切入点，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始终存在一个矛盾，即工人之间的竞争通常总是要胜过争夺工人的竞争。那么，这一矛盾的根源在哪里呢？恩格斯认为它是由工业与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一性质所导致的商业危机产生的。并且，这种危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由“风险”转化而来的。首先，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以直接满足人们需要为目标，而将赚钱作为目标的生产与分配物质生活资料的混乱制度，所以“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66]但是，这种停滞现象的发生只是可能而不是现实，现实的危机是从可能的风险一步步发展而来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每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道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67]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是完全透明的，他们只能依据经常波动的价格对现有的存货与需要状况作出并不可靠的推测，这样，各经济主体就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这就是一切经济风险的最初根源，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68]于是，由于资本家们在利润的诱惑之下向一个地区大量地运送商品，很快，这个地区的市场就充斥了各种商品，销售被逐渐停止下来，并导致现金无法收回，商品价格逐步下降。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初期，由于市场之间的普遍联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停滞现象只局限在个别的工业部门或是个别的市场当中。但是，当市场经济成熟起来以后，“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就转运到其他市场去；结果，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发生”。[69]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繁荣中隐藏着风险，当风险继续发展时，它就逐渐转化为危机，“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70]“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英国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71]这样，由经济风险转化而来的经济危机就给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周而复始的破坏，严重危害着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于是，恩格斯在论述社会风险“危害性”的同时阐述了其“累积性”与“蔓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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