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对社会风险概念进行了持续探索，他的功绩主要体现在社会风险概念的“整体性”或“广义”界定上。列宁将社会看做是一个整体，他认为社会问题是涵盖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领域的问题。人类历史中的每一个时期，例如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或是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若干个世纪，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学说，要充分理解这些光怪陆离、纷繁复杂的学说及其产物，“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有关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72]
列宁在研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时，认为政治问题的分析不应只局限于政治领域，还应超出该领域的范围，深入到经济根源:“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73]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的政治问题从所谓“知识界的狭小书房”搬到街上去，搬到劳动阶级的群体中间去，将有关政治压迫的抽象观点，转化成为最能使无产阶级感到痛苦的那些经济表现当中去，社会民主党对工人的宣传工作就是这样展开的。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列宁还主张，工人不能只进行激进的政治斗争，这样会使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群众，他们应该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融为一体:“把工人卷入单纯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不过是使工人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软弱无力，因为工人运动只有在各方面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同反资本仆役的政治斗争融合为一体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强有力的。”[74]
阶级斗争的胜利不仅需要将政治斗争融入经济斗争，还应当从整体上考虑国际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列宁说:“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中都有无数火星从各方面迸发出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能够彻底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75]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做到这点，就无法承担自身的历史使命，不能兼顾社会的各个方面。“既不能准备好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准备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76]因此，无论是革命斗争，还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都应当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全部方面。由此推之，如果从纵向的社会发展来看，在经济演进的各个历史阶段，基于不同的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社会条件，会产生诸多不同的斗争方式。其中，在一个特定阶段，由社会主要矛盾催生的某一种方式作为主要斗争方式，而其他方式则为次要的或附带的斗争方式。
不仅在阶级斗争中，而且在“劳动阶级”的形成过程中，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列宁说:“如果受资本家压迫的、一盘散沙似的劳动群众不能产生一个能学习做组织工作并亲自建设这个大工业、城市生活、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的阶级，那么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就不能摧毁资本主义，就不能实际着手组织社会主义新社会。”[77]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结合并不是并列的，在列宁看来，经济是政治与文化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经济领域的发展不仅可以创造人们赖以生活的物质成果，而且可以成为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基础。这是由于，只有不断推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才可能不断形成创造伟大文化成就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推动力。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中，列宁看到了信仰对群众产生的若干消极影响:“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样一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时代，整个旧制度已经‘颠倒过来’，而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78]人民群众已经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这样的信仰:“他们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看不出也不可能看出‘开始形成’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形成’这种新制度以及怎样‘形成’这种新制度，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79]于是，这些旧的信仰阻碍了民众用革命的方式消解社会风险的决心与意志。
列宁在论述“饥荒”这样的严重公共风险时说:“虽然我们遭到了像饥荒这样的严重灾难，人民在受灾的情况下生活状况仍有改善，而这种改善正是来之于经济政策的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都看得到的。”[80]战胜“饥荒”的有力措施，并不只是公共领域中粮食的合理分配，更主要的是政府经济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推动。于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对于公共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列宁认为要使国家从整体性的社会灾难中彻底走出来，必须从经济领域入手:“要把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必须首先使工人和农民无条件地完全相信(不是用空话，而是用行动)，地方和中央的享有全权的领导机关一定会把资本主义经济的银行、金融、商业和工业界巨头们的大部分利润、收入和财产交给人民。”[81]这样，防范社会风险的对策就可以采取以经济措施为基础，其他措施为辅助的系统性构架。从列宁的研究历程来看，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以经济风险为基础探讨社会风险问题的基本思路的话，那么列宁就为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探究找到了“整体性”或“广义”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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