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概念的确立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风险概念最终得以确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注意到风险的危害性问题，并提出了避免这种危害性的若干路径。例如，针对政治风险危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可能性，刘少奇曾通过摘引毛泽东的话阐明了营造政治局面与避免风险危害的关系。在他看来，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形成既有纪律又有自由的民主政治局面，是党和国家克服各种风险的保障:“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82]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中未曾遭遇的各种社会风险也凸显出来。这些风险潜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社会危机，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较早察觉到了社会风险的存在，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前面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83]在这里，江泽民的论述实质上指明了三点结论:其一，社会主义建设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其中既有来自国内的内源性风险，也有来自国外的外源性风险；其二，社会风险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现实”，尚未真实存在，因而难以预测；其三，社会风险形式各异，但最为主要的是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此后，江泽民在《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进一步运用了社会风险概念。在他看来，国内的改革和建设面临着若干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战胜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必须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84]必须努力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在新的情况下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从而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赢得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如此，江泽民还重申了经济风险在整个社会风险状况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推进的新时期，要让国家抵御各种风险的威胁，必须将以往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在全球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要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提高抗御各种风险冲击的能力，保证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85]

尽管江泽民明确提出了社会风险概念，但他还没有对社会风险的外延作进一步的界定。对此，胡锦涛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坚强斗争所战胜的一些社会风险，如关系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外源性政治风险，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989年政治风波、资本主义国家西化、分化与“制裁”中国的企图；外源性经济风险，如亚洲金融危机与当前面临的世界金融危机；由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引发的社会公共风险，如洪灾、冰灾、地震、非典等因素引发的社会风险，并认为党和人民在面对这些风险时始终团结一致，较为成功地化解了各种风险的危害性:“无论是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国内严重政治风波，还是面对西化、分化图谋和所谓的‘制裁’，无论是面对历史罕见的洪涝、雨雪冰冻、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还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党和人民始终同心同德、奋勇向前。”^[86]这些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虽然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当中，但是他们都存在“危害性”的共同特征，从而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如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描述广泛分布的社会风险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可以说毫不为过。因此，整体预测与整体防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给当前中国风险管理事业指明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全面提高全社会风险防范意识、技能和灾害救助能力”。^[87]

在众多社会风险中，核泄漏可谓是极为可怕的一种。2011年3月11日由地震引发的日本核泄漏危机就是一系列人为错误造成的大灾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胡锦涛才指出:“大力加强核安全，切实减少核风险。各国应该严格遵守核安全领域各项国际法律文书，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其核设施和核材料安全。”^[88]从保护生态环境，进而防范社会公共风险的角度来看，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重要的破解之道。胡锦涛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加快产业优化升级，促进人口健康和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89]这就把防范生态问题引起的公共风险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位置。与生态破坏造成的公共风险类似，食品安全中的风险因素也多半是人为造成的。在食品加工领域，一些不法商贩制假、售假、掺假，生产不合格的食品，给人民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不仅如此，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过低的问题曾是2011年的热点问题，这样，食品安全风险就超出了食品生产和经营主体的范围，而进入食品行业管理者的领域。实际上，早在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就提出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前瞻性主张:“以加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建设为核心，通过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加大失信惩戒力度，综合抓好食品安全制度规范、管理服务系统与运行机制建设。”^[90]只有用前瞻性机制建设的办法，规范食品安全的监管，防止“权力寻租”、玩忽职守，才能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让公众远离食品安全风险，维护社会公共领域的稳定。

虽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风险的两个属性——“可能性”与“危害性”作了一定论述，但社会风险的本质属性还不止于此。曾庆红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中论述了社会风险的另一个属性——累积性。在他看来，深化改革与防范风险具有密切相关的辩证统一关系，随着社会改革与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风险也随之累积，从而不断加剧着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一旦释放，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危机。所以，改革必须遵循“配套”和“统筹”两个原则，从“整体”入手进行风险管理:“把握改革越向纵深推进，配套性越强、社会风险越大的特点，统筹推进各方面的改革。”^[91]简言之，改革引发的整体性风险可以用整体性的方法来化解。

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风险概念的界说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详尽而系统，它只是对社会风险的主要特征作过“点穴”式的阐述，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这些界说不只是从“解释世界”的角度来展开，更是以“改变世界”为视角来推进。西方学者在系统探究社会风险问题时，尽管也试图寻找克服风险因素的方式和方法，但他们并不将其作为自身理论研究的重点，因为在主流的西方风险学者看来，没有一种风险管理制度能够解决当代风险问题，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方法崩溃了……风险计算就会引致新的工业化的、由决策产生的不可计算性和威胁……伴随技术选择能力增长的，是它们的后果的不可计算性……换一种方式说，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92]风险扩张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人类可以驾驭的程度，因而西方风险学者更倾向于阐明风险事实，或是对风险对策作若干学理探讨，而其中难以见到极具针对性与操作性的应对策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与西方学者具有显著的差别，尽管它也强调风险研究的学理性，但并不作“经院”式的探讨，而是直接针对实践问题，以问题为引导展开探究，由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以风险应对为实践导向的概念界说方式。

【注释】

[1]《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7]《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1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实现绿色的经济转型》，第76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9]《中国应急管理报告》编委会:《中国应急管理报告2010》，第92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年。

[10]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第269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

[11]同上书，第7页。

[12]王银梅:《社会稳定及预警机制研究》，第9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13]郭彦森:《变革时代的利益矛盾与社会和谐》，第61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14]窦仲:《中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新文化报》，2011-3-11。

[1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60-76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1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每日电讯》，2010-10-28。

[1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每日电讯》，2010-10-28。

[1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每日电讯》，2010-10-28。

[1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每日电讯》，2010-10-28。

[2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每日电讯》，2010-10-28。

[21]李庆霞:《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第21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22]李庆霞:《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第21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23]闪淳昌，周玲，钟开斌:《对我国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总体思考》，《国家行政学院报》，2011(1)。

[24]《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25]《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32-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26]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第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27]胡锦涛:《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合作共赢——在博鳌亚洲论坛二〇〇八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第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8]胡锦涛:《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系列会议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上的讲话》，第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3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3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3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33]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34][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35][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卷》，第7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36][古希腊」色诺芬著，张伯健、陆大年译:《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第74-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37][古希腊」色诺芬著，张伯健、陆大年译:《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第74-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38]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1]同上书，第409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6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6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9]同上书，第335页。

[50]同上书，第335-33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56]《列宁全集》第56卷，第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57]《列宁全集》第56卷，第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64]同上书，第338-339页。

[65]同上书，第340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70]同上书，第369页。

[71]同上书，第369页。

[72]《列宁选集》第4卷，第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73]《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74]《列宁选集》第1卷，第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75]《列宁专题文集》，第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76]同上书，第263-264页。

[77]《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9-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78]《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79]《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80]《列宁专题文集》，第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81]《列宁全集》第30卷，第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82]《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83]《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4]《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5]《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6]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0-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87]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第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88]胡锦涛:《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系列会议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上的讲话》，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89]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9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9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38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92][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19-2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