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相互包容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对社会风险的代表性设想之一。防范社会风险,必须做好各种相应的准备,不但要有物质准备,还要有精神准备,以“两手抓”的方法打牢风险防范基石,正如江泽民所说:“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随时准备克服和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到的和难以预见到的,来自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或自然界的各种困难和风险。”[145]在他看来,只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强团结起来,不断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就可以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那么,如何才能做好防范风险的精神准备呢?以往的研究认为,必须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诚然,这一路径是正确的。但是,事情却远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其他先进文化一样,也必须建立在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而通过批判实现自身的时代化,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46]因此,包容多元文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的前提。
要做到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就要允许不同文化流派之间的交锋与融合。文化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大量的唇枪舌剑中实现的。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冲突的结果并不像黑格尔理解哲学史那样,成为“尸骨累累的战场”,而是融合形成“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时代先进文化的结晶。马克思很早就提出,精神领域的斗争是教育群众的极其强大的杠杆:“使报刊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的,正是报刊可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147]所以,鼓励文化交流、提倡文化批评是充实文化底蕴的一大路径。对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方针是“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毛泽东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48]“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要求文艺和理论工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大胆进行文化创作,多出文化精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的流失也成为文化风险的表现之一。江泽民在回顾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时,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到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从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到元曲等文学艺术遗产,以四大发明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从大禹治水以来中华民族改造和利用自然、建设家园的历程,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存和发展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如此等等,丰富地蕴涵着中华民族创造的治国思想、艺术情趣和文化传统。”[149]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大禹治水、灵渠、都江堰等古代工程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合理利用自然条件,建设美好家园的优良传统。保护好这些文化传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关系着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和谐稳定。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传统文化愈发面临流失的风险,正如李瑞环在《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中所说:“一个国家要实现文艺的繁荣,必须注重研究和继承民族文化的特点、风格及其优秀遗产……丢掉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自身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损失。”[150]西方文化产品的涌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它是挑战,原因在于很多青少年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更愿意过西式的文化生活,如看“好莱坞”大片、过西方“情人节”等;说它是机遇,因为中华文化要与时俱进、融入当代生活,必须加入更多的外来因素,实现文化融合,而西方文化的流入就给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摆正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位置,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笔者赞同方克立等学者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的观点,在文化开放的和谐氛围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思潮,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保护中华传统文化,这是当代社会推动文化进步的可行道路。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持认同态度,其主张对待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1]尊重历史、保护文化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体现和要求,不仅如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还总结出保护文化传统的几个重要方面:一是传统文化宝库里具有重大价值的“军事典籍与军事学术遗产”。[152]军事典籍作为传统军事思想的文化载体,是当代中国军队可以借鉴的军事思想资源,可以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二是中医中药,正如谢觉哉所说:“如果说我国旧的文化、工艺、艺术都有许多可以继承的丰富遗产,那么,医药的遗产当更为丰富。”[153]中医中药在历经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之后,仍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和活力,可以丰富医学治疗手段,为当代人的健康和幸福作出贡献。三是传统手工业,它们也是中华文化的宝贵思想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可以给当代科学技术创新提供灵感和思路,在文化发展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包容多元文化的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稳定的文化基础,如果它被边缘化甚至被其他社会思潮所取代,将威胁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亨廷顿曾针对美国的文化现状提出“我们是谁?”的质疑,也就是说,在大量外来移民进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美国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美国人在自己的文化归属上发生了困惑:“我们是美国人,那美国人又是谁呢?”亨廷顿眼中的认同危机虽然针对的是美国的移民文化问题,但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边缘化问题也与此有类似之处,因而得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视。江泽民多次强调:“这些年来,社会上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思想言论时有出现: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在思想文化上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154]针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社会思潮,文化工作者不能坐视不管,要积极行动起来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思想阵地的争夺,从而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施过程当中,有效防范与抵御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腐朽思想与生活方式。文化工作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自身的学习和建设。邓小平在批评某些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问题时说:“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有的党员也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155]所以,在文化工作的日常开展中,文化工作者应重视自身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以创作出更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代发展方向的优秀作品,从而防范核心价值观的边缘化。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并且其价值观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因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对象。江泽民主张,必须对社会的青少年群体继续加强党的基本路线宣传与教育,弘扬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普及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提升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尊心与凝聚力,从而“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156]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应避免过于生硬的简单灌输,创新出各种寓教于乐的学习形式,使广大青少年自愿学、喜欢学。与青少年相比,针对成年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要复杂和艰巨得多。2003年,李长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受拜金主义影响,一些人价值观发生扭曲,社会上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猖獗的问题。”[157]总之,包容多元文化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冲突,他们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多元文化可以成为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养料,促进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核心价值观也可以成为多元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正确导向,让它更好地丰富和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7]《列宁全集》第1卷,第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8]同上书,第335页。
[9]《列宁全集》第50卷,第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列宁全集》第50卷,第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12]同上书,第393页。
[13]《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14]《列宁全集》第15卷,第362-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15]《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16]④同上书,第214页。
[17]《邓颖超文集》,第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18]《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75-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7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2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21]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22]胡锦涛:《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系列会议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上的讲话》,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3]贾英健:《风险生存及其历史扬弃》,山东社会科学,2009(11)。
[24]《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2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5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26]李达:《社会学大纲》,第16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27]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现代化研究》第2辑,第4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28]谢友倩:《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马克思》,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46-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30]《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1]同上书,第573页。
[32]《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4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34]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第2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35]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第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37]《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8]胡锦涛:《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系列会议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上的讲话》,第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9]《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40]《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41]《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42]③《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43]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44]《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45]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第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7]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1]王峰明:《“—个活生生的矛盾”——马克思论资本的文明面及其悖论》,天津社会科学,2010(6)。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76-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6]同上书,第277页。
[57]同上书,第277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3]同上书,第281页。
[64]谭培文:《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第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3-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67]同上书,第604页。
[68]同上书,第604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71]《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72]同上书,第75页。
[73]同上书,第75页。
[74]《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75]《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76]《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7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7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7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80]同上书,第246页。
[8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82]《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84]《万里文选》,第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85]《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6]《列宁全集》第29卷,第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87]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第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88]《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90]《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1]《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93]谭培文、肖祥:《从底线伦理到终极关怀: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研究》,第1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94]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第9-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99]同上书,第450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1]同上书,第451页。
[102]同上书,第451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10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110]同上书,第393-394页。
[111]同上书,第394页。
[112]同上书,第395页。
[1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4]同上书,第280页。
[115]同上书,第280页。
[1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1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1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1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2-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80-5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348-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123]同上书,第349页。
[12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9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125]《万里文选》,第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127]《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8]《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94-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13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7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3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3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33]同上书,第70页。
[1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35]《列宁选集》第3卷,第8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36]《列宁选集》第3卷,第8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37]《列宁选集》第3卷,第8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38]《列宁选集》第3卷,第8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39]《列宁选集》第3卷,第8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4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141]《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2]同上书,第14-15页。
[143]《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4]《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5]《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6]《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296-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14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9]《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0]《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15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152]《叶剑英选集》,第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153]《谢觉哉文集》,第8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154]《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6]《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3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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