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归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以社会全面发展为风险管理的归宿，就是要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在经济实践中，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保持合理的节奏，统筹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江泽民说:“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说……既快又好地发展经济，统筹考虑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缓解矛盾，化解风险因素，增强抵御风险能力。”^[63]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呢？邓小平认为，既不能只看到调整、改革给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也不能因为有风险而停止改革和调整。他提出要实现“胆子大”和“步子稳”的辩证统一，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警惕潜在风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64]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际上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如果节奏把握不当，它会成为某些社会风险的诱发根源；而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化解社会风险，又必须将经济结构调整得更为合理。于是，这个问题似乎成为一个悖论。但是，邓小平“胆子大”、“步子稳”、“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针却是克服这一悖论的科学方法。江泽民在分析金融领域的结构调整时，有意识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在他看来，“胆子大”就是要制定正确的金融发展战略，“步子稳”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并从实践出发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为了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不仅要有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保持合理的经济结构，而且要健全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65]

社会的全面发展要用经济质量的切实提升来推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论述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明确了这一观点。马克思说:“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66]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是通过盗窃工人劳动时间得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工业本身创造出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过程继续推进，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创造财富的最为重要的源泉，那么劳动时间也就不再作为财富的尺度，于是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人民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作为财富增长的前提条件，少数人的非劳动也不再是人类思维能力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样，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就会发生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由此摆脱了贫困与对立的存在形式。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之上，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67]在解除了人的异化劳动之后，“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68]这样，马克思就为现实的个人乃至社会整体的全面发展指明了实践路径，那就是从经济基础入手，发展和提升社会生产力。

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要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路径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主要是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质量在防范社会风险中的作用。在他那里，经济发展的质量越高，社会的物质基础就越厚，承担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69]邓小平还认为，提升经济质量主要是在扩大经济总量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有充足的物资。他在总结北京应对抢购事件的经验时指出，化解这样的社会危机，关键是稳定群众的心态，而心态的稳定主要是物资储备的厚实:“应该说改革是有点风险的，这次北京就出现抢购物资的现象。不仅北京，好多城市都有。我们预料到这点。我们为什么不怕？因为物资比较多，群众一看，又稳定下来了。”^[70]另一方面，要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有让人民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菜篮子满起来，当其遇到社会风险的各种诱因时，才可能“稳如泰山”。在这个意义上，要提高整个社会的风险承受能力，必须以经济质量的提升打牢群众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既有顺利的情况，又有风险的情况。好在这十年来中国有了可喜的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增强。”^[71]

在应对社会风险的基本原则当中，要最终实现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归宿，马克思主义尤其突出了民主决策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彭真曾认为，要提升国家的抗风险能力，必须让人民群众掌握选举、决策、监督等民主权利:“十亿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72]在各项民主权利当中，决策权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前进方向，对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才在探讨澳门的金融风险防范问题时，提出风险决策必须“集民智”、“聚民心”和“汇民力”。由此可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中国人民自主决策的权利十分重视，而且还推而广之，认为只有在尊重世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权利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减少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正如江泽民所说:“必须充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在平等的基础上推进南北对话，同时应广泛开展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只有通过加强南南合作，才能减少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73]

当然，就民主决策而言，不但要有民主，还要有集中。但是，集体决策仍然是出台合理政策措施、防范社会风险的科学原则。邓小平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74]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执政党，所以要健全和完善集体决策机制，必须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胡锦涛认为，以完善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的健全，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重要一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75]因此，发展党内民主，让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观点、意愿、主张得到通畅的表达，充分发挥党员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推动社会风险的防范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