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的定期预报机制

(一)社会发展“全面指数”定期预报

对于社会发展的“全面指数”，不但要定期对其进行评估，还要对下一时期作出量化预测。首先，预报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程度。以往的研究认为，预报的主要内容是下一时期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发展趋势，其实质是以指数的形式测量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是否能够处理好效益与公平的关系。例如，《收入分配:调整格局缩小差距共享成果》一文认为要形成共享程度较高的社会状态，应“逐步形成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86]这一思路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从预报效果上来看，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一是分配上的问题不能只从分配着手。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最终由生产决定，所以，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转移支付来调节分配比例，可能导致“治标不治本”。当前的分配格局有其深层根源，如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在于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城市中农民工的窘境就是明证；行业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垄断企业掌握的资源过多，导致分配中的人为因素过多，等等。二是对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孰重孰轻的问题，学界没有形成共识，这直接影响着调控政策的直接着力点。因此，要改进这样的预报方式，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统计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民生数据，汇总为分配格局的总体图式，将数据的搜集从分配方式延伸到生产方式，实现“标”“本”并重；另一方面，由于初次分配不公是分配结果不公的基础性因素，因此现阶段应以初次分配合理程度的评价与预报为重点，建立和完善统计初次分配效果的指标体系，真实反映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实际状况。

其次，预报价值观与政策实践的一致程度。在具体操作中，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下一时期同政府施政理念的一致性作量化测算，厘清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外化。列宁十分重视主导思想在政府施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如果在政府机关中没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主导思想，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行政工作的困难。对中国政府的施政实践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确立的价值取向也应当在政府的经济工作中贯彻始终。例如，“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之一，那么，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就应当大力支持诚实守信的企业，同时根据相关法规限制和惩罚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企业，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到企业的日常经营中去。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就可以相对提升价值观与政策实践的一致程度。如果价值观与政策实践的一致程度较高，就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经济活动的价值前提；如果一致程度较低，则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难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再次，预报社会心态的平和程度。在王俊秀和杨宜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预报“社会心态平和程度”的指标体系不应只关注被试的主观感受，还应包含产生这些主观感受的客观条件。因为主观感受很大上由客观条件决定，并且客观条件较之主观感受更易于测算和预报。具体而言，这些补充进来的客观条件指标分别是:生活质量、安全环境、就业情况和发展空间。对生活质量来说，预报的指标包括生态质量、物价高低、房价高低、教育及医疗条件等方面；安全环境包括犯罪率、事故率和隐私保障程度等；就业情况包括就业总量、就业质量和就业率等；发展空间涵盖发展机会的多寡、发展机制的优劣以及竞争起点的公平程度等。总之，将客观条件与主观感受结合起来进行预报，相互参照、相互印证，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出准确的社会心态预报结论。

(二)利益矛盾“冲突指数”定期预报

利益矛盾“冲突指数”定期预报具有若干构成要素:

第一，“协商”与“决策”的相关性预报。提前预报“协商”与“决策”的相关程度是预报社会风险程度的一种手段。将协商作为决策的前提，需要完善一系列具体民主形式，如决策论证会议、专题调研会议、落实督办会议以及书面提案等。于是，预报“协商”与“决策”的相关性就从各种民主形式入手:一是可预报决策论证会议对于最终决策的相关性。此类会议负责各项政策的前期论证工作，它不同于专业智库给特定政策作的理论论证，而是根据民众的意愿论证政策合理性的一种大众听得懂、说得出的论证方式。会议参加者为社会各界的代表，这些代表不宜长久固定，而是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而临时遴选，目的是使行政决策切实做到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二是预报专题调研会议与最终决策的相关性。这类会议既可以是政策制定者约谈民众的调查座谈会，也可以是在制定某一项政策的过程中，由业已完成相关调查报告的各方人士组成的研讨会，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预测决策之后的实际效果。三是预报落实督办会议与最终决策的相关性。该类会议是监督协商成果落实的反馈性会议，目的是让协商的成果真正贯彻到科学决策的整个过程中去。至于“书面提案”，也应纳入预报的范围，它是对语言协商的文字补充，可以进一步提升协商交流的实际效果。“将协商作为决策的前提”过去也经常被各种文件、报刊提及，但提出基本理念的情况居多，出台细则的情况较少，因而“协商”与“决策”的相关性较低。2010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正式公布，它规定政府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必须进行政治协商，于是便可以以此为依据，在量化评估后进行预测与预报:广东的利益矛盾“冲突指数”在这一领域有可能降低。

第二，协调利益冲突的效果预报。尽管在实践中，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法院调解、律师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人民调解等多种协调和化解利益冲突的形式，但是其规范化程度存在一定缺陷，于是在这一领域便提升了利益矛盾的“冲突指数”。例如，调解对象的具体界定问题就在较长的时间里困扰着调解工作人员。民事纠纷理所当然地属于调解的范围，但是某些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和部分涉及经济利益的行政诉讼案件也是调解的对象，尚待商榷。又如，调解队伍的专业化建设问题。目前开展工作的调解员多是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兼职从事调解服务。调解不仅需要丰富的社会阅历，还需要高超的协调沟通技术，因此，如何培养出具有专业调解技能的调解从业者，并且逐步将这一培养模式规范化、长效化是矛盾调解工作在建构实践中应当优先解决的重点问题。

第三，“谦让”在利益协调中的作用预报。就预报的具体方面而言，当前要重点抓两个方面:一是“谦让”精神在文化宣传中的力度。例如，宣传部门可以利用历史上的一些“谦让”的典故展开工作。这样的典故很多，根据《桐城县志》的记述，清代康熙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张英曾用“谦让”的打油诗化解了家人与邻居的土地纠纷。张英的这首诗是:“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87]他的家人看到打油诗以后，主动提出退让三尺土地，同时，张英家人的邻居也受到这一行为的感染，也提出退让三尺，于是，在张英家人与邻居之间也就形成了宽达六尺的巷子。类似张英这样的典故可以制作成宣传材料或海报，用作社区、公共场所的装饰，既美观又有宣传价值，如果运用适当，可以降低利益矛盾“冲突指数”。二是矛盾化解技巧教育的力度。人们之间的相处和矛盾化解很多时候是有技巧的，而当代社会的矛盾化解技巧教育却严重滞后，以至于人们在发生了矛盾之后往往拳脚相加，造成矛盾迅速升级。矛盾化解的技巧包括若干个方面，如语言的技巧、行为的技巧、需求第三方介入的技巧等等。京华出版社出版的吴甘霖和邓小兰合著《做最好的党员》，里面就论述了化解矛盾和冲突的若干实用技巧:“每个人在工作中都难免会遇到冲突和矛盾，那么该如何更好地化解矛盾和冲突？书中提出了化解矛盾的四部曲:第一步:积极询问；第二步:认同感受；第三步:请求，征得允许；第四步:解释和提出尽可能多的选择方案。”^[88]如果这些技巧在社会工作中得以普及和推广，我们就可以在量化评估后进行预测与预报:利益矛盾“冲突指数”在这一领域可能降低。

(三)社会保障“漏洞指数”定期预报

社会保障“漏洞指数”定期预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社会保障相关法律的可操作程度预报。具体而言，实现社会保障相关法律的可操作程度的预报主要需要作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预报社会保障法律和配套规章的配套程度。这一程度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法律专家、社保专家和全国人大的共同努力，还需要人民群众献计献策，在起草、征求意见、听证、座谈、协商等各个环节上多下功夫、集思广益，最终形成一部或若干部成体系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在全国颁布施行。2011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其综合性配套规章《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的正式施行，相对提高了社会保障法律与其配套规章的配套程度。随着社会保障实践的深入推进，这些法律法规的补充和完善还将继续进行。其二，预报社会保障工作人员法律培训制度的优劣。在这项工作中，主要是预报下一时期各种公办培训机构对社会保障相应岗位人员进行培训的有效性，是否有能力让他们熟悉、掌握和运用新出台的各种新法新规。同时，进一步预报相关培训的制度化、长期化程度，法律培训是否能够使相关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具备依法办事、切实贯彻与执行法律的基本精神。其三，预报社会保障法律普及宣传的水平，主要是预报既有普法教育体系与互联网、移动传媒等新媒介，在下一时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社会保障法律普及与宣传的功能。预报的重点放在普及法律常识的总体规划、具体计划与实际效果等方面，切实掌握民众知法用法的情况。

其次，社会保障机制设计的前瞻性与可变更性预报。根据龚维斌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中的主张，在预报社会保障机制设计的前瞻性与可变更性时，应重视两个问题:其一，设计者是否能够“总结各地实践经验”。^[89]龚维斌指出，近几年以来，全国各地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从而在居民养老、医疗保障以及农村“五保户”供养等领域积累了十分有用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对于这些经验与教训应当认真地进行总结，将其运用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当中去。其二，设计者是否“关注国外社会保障的最新理论和实践”。^[90]龚维斌以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所提出的把资产建设作为基础的社会福利理论为例，这一理论反对简单地直接增加穷人的收入，主张扶持穷人积极开展资产积累和投资。迈克尔·谢若登的社会保障理论已经在众多国家得到了成功的实践，并且在国外学界引发了关于国家福利政策的激烈讨论，促使国家的福利政策开始转向扶助穷人积累个人资产，从而让个人、家庭以及社区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取向上来。在此基础上，龚维斌提出:“这种理论取向与政策实践可以对解决目前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贫困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与选择。这一理论对我国构建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91]

再次，预报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能力高低。建构社会保障机制，还必须有相应的资金支持。这样，预报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就具有了一定必要性，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案就给这一工作敲响了警钟。预报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针对资金的“入口”与“出口”，日常缴费、拨付等环节的财务制度规范与否，是否存在拖欠、偷逃等违规行为。二是在基金的日常投资经营活动中，保值和增值的业绩如何。在基金投资中，管理者常常会进行储蓄投资，并用一部分资金购买国债，因为国债的安全性较高，并且收益要高于储蓄。同时，也可按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投资一些流动性较好的金融项目，如证券投资基金、信用良好的企业债券等。此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也是可选项目。于是，这些投资项目都要成为测算与预报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要在现有测算数据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和增值，最重要的并不是投资渠道问题，而是社保基金管理和投资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和信息透明问题。这种信息公开可以通过互联网或是纸质媒介实施，主要形式是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将基金的总量、盈亏、改革状况及时通报给民众，在民众的监督中防范社保基金的非正常损失。